白新良：德川时期日本书院述论

在德川时期日本的各种教育机构中，书院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然而，由于其数量较少，关于其总体状况，研究者鲜所涉及。笔者不揣谫陋，对此略作粗浅探讨，以就正于日本教育史研究方家。

一

根据各种资料，德川时期，日本建立之有名书院如下：

1．滋贺县藤树书院，始创于宽永九年（1634），正保三年（1648）再建，为著名学者中江藤树授业之私塾[1]

2．长崎县钱书院，又名立山书院，原为向井元升创建之圣堂。正保二年（1647），改为授业之私塾[2]

3．佐贺县鹤山书院，始创于元禄十二年（1699），系佐贺藩家老多久邑主创建之乡校。[3]

4．大阪怀德书院，又名怀德堂，亨保九年（1742）三宅石庵创建。不久，取得幕府承认，成为面向庶民教育之乡校。[4]

5．京都望南轩书院，始为当地学者若林强齐（1679-1732）藏修处，后改私塾。[5]

6．冈山县微向书院，亨保十七年（1732），万波甚纪所建之私塾。[6]

7．大洲藩止善书院，延亨四年（1747），大洲藩主加藤泰炫创建之藩校。[7]

8．千叶县成德书院，宽政四年（1792），佐仓藩主堀田正顺创建之藩校。[8]

9．东京麴溪书院，宽政年间（1789-1800）服部保命创建之私塾。[9]

10．秋田县成章书院，宽正五年（1793），秋田藩主义和所建之乡校。

11．秋田县尚德书院，宽正五年（1793），秋田藩主义和所建之乡校。

12．秋田县时习书院，宽正五年（1793），秋田藩主义和所建之乡校。

13．秋田县育英书院，宽正五年（1793），秋田藩主义和所建之乡校。

14．秋田县弘道书院，宽正五年（1793），秋田藩主义和所建之乡校。

15．秋田县崇德书院，宽正五年（1793），秋田藩主义和所建之乡校。

16．秋田县博文书院，宽正五年（1793），秋田藩主义和所建之乡校。[10]

17．静冈县北门书院，亨和三年（1803），挂川藩所建之乡校，又名稽古所。[11]

18．京都府鸠岭书院，文政元年（1818）京都所建之乡校。[12]

19．秋田县温古书院，文政七年，秋田藩所建之乡校。[13]

20．大阪府泊园书院，文政八年，学者藤东所建之私塾。[14]

21．东京明霞书院，天保四年（1833），学者宫崎诚所建之私塾。[15]

22．新泻县谦待书院，天保八年，学者小孱守所建之私塾。[16]

23．大分县大道书院，天保八年，佐藤龙之进所建之私塾。（同上书）

24．京都府顺正书院，天保十年，学者新宫凉庭创建之医学专科学校。[17]

25．静冈县德造书院，弘化元年（1845，一说亨和二年1802），挂川藩所建之藩校。[18]

26．兵库县青溪书院，弘化四年（1847），池田草庵创建之私塾。

27．兵库县虎溪书院，弘化间（1844-1848），习田笃创建之私塾。[19]

28．大阪府岁寒书院，嘉永元年（1848），高木雄三郎创建之私塾。[20]

29．佐贺县鬒山书院，嘉永二年（1849），谷口中秋所建之私塾。

30．福冈县龙山书院，安政三年（1856），横地春齐所建之私塾。[21]

31．群马县造士书院，安政四年（1857），田中惺齐创建之藩校。[22]

32．大阪府观山庭书院，万延元年（1860），小川勘左卫门创建之寺子屋。[23]

33．长崎县樱溪书院，文久三年（1863），学者楠本硕水创建之私塾。

34．长崎县静修书院，建置年代约在幕末，须藤庄九郎所建之私塾。[24]

35．宫城县典学书院，建置年代约在幕末，太田盛创建之私塾。[25]

除此之外，日本各地还有一些无名书院，甚至在地区上还扩大到了北海道[26]。而且，这种建立书院的风气，还延续到了明治维新以后，但是或因其没有专名，或因其超出德川时期，本文不予录入。

二

   德川时期，日本书院的出现和发展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首先是明朝中叶以后，中国书院的复兴和普及为日本书院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借鉴。中国书院虽然出现于唐朝中期，并在出现之后不久即完成了从官方学术机构和个人藏修治学机构向民间教育机构的转变，南宋时期，还形成了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但是，随之而来的蒙元帝国的统治却使书院数量锐减，在各类教育机构中的地位和影响也都明显下降。明朝初年，政府的兴学重点改为官学，对于私人创办书院，则采取限制乃至禁绝的态度。以致元朝时期残存的一些书院也悉归乌有。直到明朝中期以后，因为官学日渐腐败，废弃已久的书院才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德，嘉靖（公元1506-1566）时期，更因王学的传播而得到迅速的发展，从而取代官学而成为民间教育的基本形式。据笔者统计，仅正德、嘉靖、隆庆三朝，中国新建书院即不下一千余所，书院建设出现了南宋以来的第二个高潮。恰在此时，明初以来一直困扰中日交往的倭寇问题得以解决，中日民间的经济文化来往有所修复。通过各种渠道，中国典籍也大量输往日本。明清之际，中国政局动荡，又有一些明朝遗民赴日避难或者乞师。于是，有关中国已经普及书院教育的信息也随之而传入日本。所有这些，无疑为日本书院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

其次，德川时期，日本经过长期战乱而趋于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为文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内部环境。德川幕府建立不久，即建立昌平坂学问所，吸收并宣传中国儒家的纲常思想，以建立其对日本人民的思想统治。与些同时，奖励文教，也不遗余力。在日本政府的带动下，包括日本知识界在内，整个社会都以学习汉文化为荣并出现了创办学校的热潮，各种类别的教育机构如中央政府兴办的昌平坂学问所，各地诸侯大名兴办的藩校、乡校，个人创办的私塾、寺子屋等如同雨后春笋，不断出现。这样，已在中国获得普及的书院这种教育形式便被移植到了日本并且得到了发展。

日本书院虽然取法中国并同为教学机构，但是与中国明清时期书院相比，却有着自己的特点。其一是因为数量较少，在形式上未能独成类别，而是渗透融和于各类日本教育机构之中。明清时期中国教学机构，除中央政府直属学校国子监及一些专科学校和各地初等教育机构——私塾之外，其他所有教学机构，几乎全以书院命名。而在日本，则以兴办单位及教育对象之不同而分为国学、藩学、乡校、私塾、寺子屋等五种类别。其中国学即昌平坂学问所为幕府直接经办的教育机构，藩校是各地诸侯大名为教育自己子弟所设之学校，乡校是各地基层政府开设的庶民教育机构，私塾是塾师个人创办的学校，寺子屋则是各地民间创办的启蒙学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幕府直接经办的昌平坂学问所之外，其他各类教育机构都有以书院命名者。据统计，在德川时期建立的35所有名书院中，性质上属于藩校者4所，属于乡校者12所，属于私塾者18所，属于寺子屋者1所。一种名称融和渗透于不同性质的教育机构之中，不能不说是日本书院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二是在教学内容与目的上，与中国书院相比，有所取舍。中国古代书院教学，大多重道轻艺，不只教学内容局限于五经四书等儒家经典而不及自然科学知识，而且教育目的也仅是通过科学考试培养官吏后备军。流弊所及，不但于国计民生无所裨益，反而增加了社会的寄生阶层。与之相比，日本书院虽然一般以学习汉学为主，但是从其出现之日起，即不划地自限，而是增加了一些有利日本文化发展或有益国计民生的新内容。如中江藤树创办藤树书院后，不但讲授五经四书等儒家经典，同时也讲授医学。还如十八世纪上半叶创办的大阪怀德书院，在讲授五经四书等儒家经典的同时，也提倡生徒学习日本哲学，文学，史学著作如《翁间答》，《孝子传》，《集义和书》等以假名写成的“世间之美书物语”。进入十九世纪后，一些书院的学习内容又扩大到了和学，算学，医学，兵学，笔道等实用之学。如嘉永二年（1848）成立的佐贺县鬒山书院兼学笔道。安政三年（1856）成立的福冈龙山书院兼学兵学。安政四年（1857）成立的群马造士书院兼学医算习字。其中个别书院如天保十年（1839）创立的京都顺正书院，还开风气之先，于一般坚持学习汉学的同时，重点学习西洋医学。与此同时，在教学目的上，也不存在科举入仕的问题。从而使得生徒在院学习期间，专心实学，卒业后，分流社会。或继续从事学术，或从事医农工商，变知识为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应该说，这也是日本书院优于中国书院的一个特点。总之，日本书院分别渗透于各类教育机构之中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坚持传授汉学有利于不同层次教育机构中中日文化的交流，而日本书院在教学内容上的加减则不但使其在日本找到了生存了土壤，同时，也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三

德川时期，日本书院的大致数量及其特点已如上述，兹以几所典型书院为例，以见当时日本书院发展之具体情况。

藤树书院是现有记载中最早出现的一所日本书院。该书院创建人中江藤树（1608-1648），名原，字惟命，滋贺县小川村人。少年时期，通过阅读儒家典籍《大学》，激起了他的学习汉文化的强烈欲望并潜心钻研各种儒家经典。二十七岁时，弃职归里，创办私塾——藤树书院，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十数年之久。由于他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并且在教学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灵活，因而负笈求学之士络绎不绝，藤树书院也因之成了一方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心，对于当时和此后日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作为日本最早出现的一所书院，藤树书院在不少方面都具有开创性。首先是以传播汉文化为主要内容。在中江藤树从事教学活动的十几年中，他的教育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传授儒家经典及宋明时代儒学思想家朱熹，王守仁等人的思想和著作，二是传授中国医学。其中儒家经典一类著作集中了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历史各方面的知识，而明代以前的中国医学，又居于世界前列，都为当时日本民族所必需，并且已在日本上层社会传播，中江藤树创办私塾，传播中国历史文化和医学知识于日本民众，无异是开风气之先。正是这点，为此后兴起的各种日本教育机构所仿效，对于日本民族文化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在教学方法上吸收中国书院的成功经验，制定学规。在中国古代书院教学中，以规条形式最为完善地规定书院教学内容、步骤、方法、目的的是宋代教育家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这个规定中，朱熹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身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返求诸己”为“接物之要”；（王懋竑：《朱子年谱》）正是如此，朱熹以后几百年中，中国几乎所有书院，都将此奉为圭臬。作为日本书院的首创者，中江藤树也在创办书院不久，在为书院制定的《藤树规》，《学舍坐右戒》等书院规条中，几乎全盘照录《白鹿洞书院揭示》[27]。与此同时，在教学目的上，他也像朱熹一样强调生徒的道德修养而反对单纯记诵词章。在教学方法上，他也注意采取讨论启发方式，不搞满堂灌；注意因材施教，个别指导，有时还专为一个学生编写教材或讲义；注意举办文娱活动以活跃书院气氛，融洽师生关系。所有这些，使得藤树书院成为当时日本最为优秀的一所教育机构。再次，在学术研究中，藤树书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对日本思想界和教育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德川幕府初期，中国儒家两大派别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日本皆已传播。为了建立思想统治，德川幕府还将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学思想。最初，由于年龄和识见限制，中江藤树也信奉程朱理学，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求真求是的学者，中江藤树并没有对官方宣传的正统哲学思想表示盲目趋从或附合，而是通过对两派学术是非的认真审视，先后著成《安昌弑玄同论》、《林氏剃发受位辩》等论文，对当时日本一些御用学者泥守程朱、滥行比附的不垠之论进行了抨击和批判。如果说，这时他对幕府官方所宣扬的程朱理学的批判还只是局限于个别问题的话，那末，在他正式从事教育工作之后，通过对儒家典籍的研读，在整个思想体系上，中江藤树完成了由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的转变，并先后就此著成系列学术著作。其主要者有《论语乡党启蒙翼传》、《翁问答》、《孝经启蒙》、《中庸解》、《中庸续解》、《古本大学全解》、《鉴草》、《书简集》等，通过这些，中江藤树不但创立了日本学术界新的学术派别，同时，也开创了德川时期学术界自由研究的风气，对于当时日本思想界的活跃和学术研究的进步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江藤树生活的时代，日本书院尚处于萌芽时期，因而，虽然它在不少方面都有开创性，但在一些方面也带有原始性。其一是十几年的时间里，书院一直以中江藤树私宅为校舍，设备异常简陋。直到中江藤树去世前，方才建成了正式校舍。其二是书院没有充裕的经济收入。终中江藤树执教期间，一直靠卖酒、为人治病和微薄的束脩维持书院生计，不只经办者中江藤树一家生活清苦，同时，也限制了书院的发展。其三是由于书院规模小，生徒少，书院内部规章制度极不健全。同时，由于传授知识者只有中江藤树一人，所授知识亦不全面系统。尽管如此，因为创立书院是日本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因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它也必将克服这些不足而使自己得到更大的发展。

怀德书院是德川幕府中期建立的一所有名的书院。该书院由当时著名学者三宅石庵创建。三宅石庵（1665-1730）各正名，号父，又号石庵，万年，泉石，京都人。从其青年时代起，即从事教育工作。元禄十三年（1700）来阪以后，创建多松堂，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亨保九年（1724），创建怀德堂，又名怀德书院，书院规模进一步扩大，教师和生徒数量也不断增加。而后，又经历代学主共同努力，使得怀德书院成为当时一所具有广泛影响的书院。

受当时各类学校群趋学习汉学的影响，怀德书院建立之初，曾将传播汉学作为主要授业内容并写入书院定约。与此同时，还先后聘请汉学素养颇深的一些学者分别讲授《四书》、《易传》、《近思录》、《孟子》、《左传》、《尚书》、《诗经》、《春秋胡传》、《伊洛渊源录》等儒家典籍。但是为时不久，该书院即根据现实情况，对此进行必要修改。宝历八年（1758），该书院制定《定约附记》，允许讲授诗文、医书。安永七年（1778），又进一步准予生徒于本业之暇学习“手迹算术诗文文”，如果尚有余力，还可学习，“和汉之军书并近代记录物”[28]。这样，由于该书院坚持以学习外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使得十八世纪后半叶，该书院进入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不但培养出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同时在当时日本教育界也有着极高的声望和影响。

除了兼学和汉之外，还值得称道的是该书院在学校研究中所坚持的兼容并包的自由研究风气。早在该书院创立之初，首任学主三宅石庵即坚持“朱陆一致”的学术观点。他根据历史上朱熹、陆九渊曾互相推崇对方为“天下第一人”，“相交如兄弟”的史实，认为不同学术派别之间应该互相吸收融合，而不应互相排斥。他指出，“朱、陆子，皆吾道之宗子，斯文之大家也”。[29]为此，他身体力行，在他担任学主期间，除了普遍依据程朱理学观点讲授各种儒家典籍之外，还于每月同志会时，亲自主讲《象山集要》，公开宣传心学。与此同时，他又邀请日本阳明学派的学者三轮执齐前来大阪怀德书院讲学，他的这些举动，即使被一些人称为“鵺学问”，他也毫不动摇。三宅石庵去世之后，他的后继者继续坚持这一传统，又邀请日本古学派学者伊藤东涯来讲学。十八世纪末，西学输入，当时怀德书院学主中井履轩还将注意点集中到了西洋医学并于安永二年（1773）著成《越俎弄笔》一书，于中介绍西洋医学的人体解剖知识，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使得该书院不断追随时代前进，愈办愈昌盛，对于学术研究的深入作了重要的贡献。

在继承前此书院各种优秀传统的同时，怀德书院还在筹措充裕资金以及建立书院各种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是否拥有充裕的基金是书院能否存在和发展的命脉。前此一些书院如藤树书院每因资金拮据而使师生叹息。没有资金，不独师生生活均极情苦，同时也不能兴建院舍和购求图书。亨保九年（1724），三宅石庵前授业处多松堂失火焚毁。这时，为了重建书院，前曾受教三宅石庵门下的大阪五位富商中村良齐、富永芳春、长崎克之、吉田可久、山中宗古等共同醵金，同时，又由友人多方奔走，争得了幕府支持，方才建成了规模宏大的怀德书院。而后，为了维持久远，亨保十一年（1726），该书院又就筹资问题作出决定。除原来捐资建院之五人外，其他新同志每年一人纳银十匁，并将徵集之银运营生息。对于前来就学生徒的束脩、节礼，也都作出统一规定，或集中贮存生息，维持书院经常性开支；或分别补助教师生活。正是由于积极筹措，资金充裕，使得怀德书院前后存在了144年之久。在此同时，怀德书院还着手建立各种教学及管理制度并不断使之致于完善。其中，最先建立的是教学制度。三宅石庵创建书院伊始，即建立日讲制度。聘请并河诚所、井上赤水、五井兰洲等担任助教，分别逐日讲授《四书》、《书经》、《诗经》、《春秋胡传》、《小学》、《近思录》等，同时规定每月朔日、八日、十五日、二十五日为休息日。三宅石庵之后，历代学主又不断变动。使之更加细密完善，成为该书院传授知识的种主要方式。如三代学主三宅春楼主持时期，规定每旬一、五日休息，二、七日讲授《易传》，四、九日讲授《大学》。四代学主中井竹山主持时期，又改为五、十日休息，其余时间分讲《左传》、《尚书》、《近思录》、《伊洛渊源录》等，关于教学方法，大致是先习字、背诵、素读，而后则渐次进入讲义、质问、诗文阶段。经过长时期的摸索，幕末时期，这种教学方法发展成为怀德书院教学的基本程式。除此之外，怀德书院还于宝历八年（1758），十四年（1764）、安永七年（1778）、天明六年（1786）分别制定《学寮揭示》、《怀德书院揭示》等，加强对在院寄宿生的管理。如宝历八年《学寮揭示》规定，在院生徒，不论贫富贵贱。宝历十四年《怀德书院揭示》规定生徒二限五勿禁条即食限、门限、争斗、酒醉、赌博、观剧、登楼等。所有这些，不但是对前此书院建设不足之处的补充和发展，同时，对于当时和以后各地书院的建设和管理也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和藤树书院、怀德书院相比，秋田县尚德书院则是一所官学色彩颇为浓厚的书院。德川时期，官办书院即各地藩主兴办的藩校、乡校之以书院命名者亦占颇大比重。如十七世纪末，即由佐贺藩家老多久邑主创建鹤山书院。十八世纪，大洲、佐仓两藩又先后建立了大洲止善书院和千叶成德书院。在这一风气的带动下，十八世纪末，秋田久保田藩同时创建了七所乡校，皆以书院命名。它们是，尚德书院、时习书院、育英书院、弘道书院、崇德书院、博文书院和成章书院，从而使得日本官办书院数量急剧增长，成为日本书院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其中尚德书院初建于宽政五年（1793），地处秋田县南境。由于是官建书院，书院所有事务皆由藩主直接控制。不只筹备、规划建院等前期工作，而且书院落成之后的各种活动如任命教职人员，招收生徒，课程安排，资金开支都由政府负责。因为是官办书院，资金相对充裕，因而，该书院自建成之后以迄明治维新时止，一直未象家不少私建书院一样因资金匮乏而中途停办，而且还不断增加教学设备。即以藏书而言，文化四年（1807），该书院藏书42部，326册；至文化十二年（1815），即增至69部，566册，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也须指出：因为是官办书院，其消极方面也很明显。一是学术气氛极不活跃。从师资到生徒，都被死死地捆在了官方规定的教科书上，不能自由思想，以致几十年中，该书院没有培养出一个知名学者。二是保守性强，不能追随时代前进。该书院创立后的几十年中，日本书院经历了由传授汉学、和学到传授洋学的转变。但是该书院自创立至废校，却一直致力于儒家经典和诗赋的学习。反映在藏书上，据其文化四年（1807）、文政十二年（1829）、天保九年（1838）和明治二年四部藏书目录，绝大多数都是五经、四书等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诗文之类。此外，日本国人所著之《诗础国字解》、《先哲丛谈》、《日本王代一览》、《徂徕集》不过寥寥数部，至于洋学书籍，则并无一部，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与前此日本书院固守汉学、和学藩篱相反，德川幕府末期建立的京都顺正书院则是一所以传授西洋医学为主要内容的书院。十八世纪以后，西方科技文化渐次输入日本，一些日本学校也开始讲授西学。其中，新宫凉庭创建的京都顺正书院便是这一转轨时期颇具影响的书院。新宫凉庭（1787-1854），出身于医学世家。青年时期，感于西洋医学先进于和汉医学，逐赴长崎，学习荷兰医学。经过五年学习，文政二年（1819），回乡开业，成为京都一带名医，“每日宅诊数十百人，午后往诊五十家”。为了传播西方医学知识，天保十年（1839），新宫凉庭于京都东山南禅寺畔，创建顺正书院[30]。由于受传统思想影响，顺正书院仍保留了旧有书院的一些风貌，如于书院正室悬挂孔子象并提介生徒学儒家经典，但是在教学内容上，却改为西洋医学为主，分设生象、生理、病理、外科、博物、化学、药物等八门课程。同时，还斤资兴建图书馆，收购图书。这一教育机构，幕末时期，无疑是凤毛麟角，但是却代表了日本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新方向。新宫凉庭去世之后，他的后人又继续其业。明治维新以后，顺正书院发展成为京都疗病院，在西学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

作为德川时期长期存在的一种教育形式，书院对于日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首先是和其他教育机构一起为教育事业的普及做出了贡献。德川时期以前，日本教育事业虽有发展，但是教育对象却一直局限于社会上层，社会中下层人士基本上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德川时期，社会长期安定，经济发展，因此，以私塾为主体，各种教育机构成批出现。在这一过程中，书院也应运而生，并和其他各种教育机构一起教授和汉之学，从而不但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先进的中国文化，同时，也使有关日本文化的教育进一步普及。其次，对于德川时期日本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局面的形成，书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大多数日本书院坚持以输入外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坚持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在这种开放式的办学和学术研究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像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室鸠巢，三宅石庵等知名学者，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十八世纪以前，这些成果集中地表现为对中国儒家经典的阐释。就学术思潮而言，虽然较之中国晚了一个世纪左右，但是一则是独立研究所得，二则不少见解还是发前人所未发，因而，仍不失为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十九世纪以后。一些日本书院又适应日本社会发展需要，率先摆脱封建文化羁绊并研究西学，从而为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较之中国，这一活动足足又早了三十年。

注释：

   [1]《藤树先生全集》滋贺县藤树神社创立协会编，昭和3年，藤树书院。

   [2]外山干夫《长崎县教育史》昭和59年，思文阁。

   [3]文部省编《日本教育史资料》第三册517页。

   [4]梅升《大阪府教育史》平成10年思文阁。

   [5]衣笠安喜《京都府教育史》昭和58年，思文阁。

   [6]文部省编《日本教育史资料》第九册81页。

   [7]石川谦《日本庶民教育史》第352页，昭和四年刀江书院。

   [8]岸本芳雄《日本教育史》昭和28年，玉川大学通信教育部。

   [9]文部省编《日本教育史资料》第八册50页。

   [10]以上见户田金一著《秋田县教育史》昭和59年，思文阁。

   [11] 石川谦《日本庶民教育史》第338页，昭和四年刀江书院。

   [12]衣笠安喜《京都府教育史》昭和58年，思文阁。

   [13]户田金一《秋田县教育史》昭和59年，思文阁。

   [14]梅升《大阪府教育史》平成10年思文阁。

   [15]文部省编《日本教育史资料》第八册158页。

   [16]文部省编《日本教育史资料》第八册368页。

   [17]衣笠安喜《京都府教育史》昭和58年，思文阁。

   [18]石川谦《日本庶民教育史》第338页及103页，昭和四年刀江书院。

   [19]以上见《兵库县教育史》。

   [20]《日本教育史资料》第八册224页。

   [21]以上见《日本教育史资料》第九册353、310页。

   [22]石川县《日本庶民教育史》329页。

   [23]《日本教育史资料》第八册226页。

   [24]《长崎县教育史》。

   [25]《日本教育史资料》第八册634页。

   [26]《北海道教育史》。

[27]《藤树先生全集》一册卷三《文集三》。

[28]转引自《大阪府教育史》第143-144页。

[29]三宅石庵《藤树先生书简杂著端》转引自梅升《大阪学问史周辺》。

[30]《京都府教育史》。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四辑，湖南教育出版社 , 2002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