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灿烂的时代是唐代，唐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安史之乱”，史学界一向认为“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唐代又是中国古代社会盛衰的转折点，由此而论，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可以看做是中国二千余年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关键。“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迄今史学界并没有一致定论。
关于“安史之乱”的起因历史观点大致有五种说法。一是“府兵败坏，外重于内”说，认为边镇节度使将帅久任、拥兵自重、尾大不掉、难以控制。唐初的府兵制，其势力内重于外，到唐高宗、武后时，府兵制被破坏。到玄宗开元中期，府兵总人数仅有十二三万，而且没有战斗力。与此同时，边疆十镇节度使统兵四十九万，多为久经战阵的士兵。其中安禄山就有兵十八万三千，外重于内之势已成。
其二是阶级矛盾说，认为玄宗后期朝政腐败，农民多失去土地，承担不起深重的赋役而四处逃亡。农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给安禄山、史思明叛乱提供了可乘之机。
其三民族矛盾爆发说，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和奚人，唐太宗在赢得对突厥战争后，将许多突厥人也迁徙安置在这一带。逐渐产生民族矛盾引发叛乱。
其四是唐王朝将相不和说，先是蕃人与宰相李林甫的矛盾。史载：“皇太子及宰相屡言禄山反，帝不信。”（《新唐书》列传），其次是安禄山与太子的矛盾。杨国忠继李林甫为相后激化了与安禄山的矛盾，杨国忠将安禄山心腹或杀或贬，安禄山正是以此为借口打着清君侧名义发动反叛。
其五是唐玄宗怠政说，玄宗宠爱杨贵妃，整日沉溺于酒色娱乐，怠于政事，朝政大权被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等人控制，他们结党营私，排斥打压异已，唐玄宗只喜欢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即使安禄山的反状日渐暴露，玄宗还不警觉，把告密者一律缚送安禄山处置。
我们翻看中国历史会发现，历史上西汉也有类似情形。在汉景帝时发生了“七国之乱”，但中央政府能够把握控制外重内轻的局面，并且迅速平定李叛乱。汉武帝晚年也是变成李昏君，也权臣当政，但却没有爆发内乱。小编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还存在一些偶然性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权力的变更和权臣的奸佞跋扈等。
历史记载唐玄宗即多才又有能力和魄力，擅书法，知音律，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爱好上都有所成就的帝王，早年开创了“开元之治”局面，晚年则深居宫中，专以声色自娱自遣。唐玄宗晚年奢侈和怠于理政是事实，但是说他昏庸则未必。史实证明他晚年对外重内轻、将相不和等政治危机仍然有敏感的洞察，并不糊涂。
唐代郭浞所作《高力士外传》，是他与高力士同遭贬谪时据高力士口述而作，真实史料价值与众不同。其中说到唐玄宗与高力士在开元二十三年、天宝十年、十三年的三次问答。第一次玄宗问：“军国政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高力士答：“军国之柄，未可假人。”玄宗说：“今所敷奏，未获朕心。”第二次玄宗问：“朕年事渐高，朝廷细务委以宰臣，藩戎不旮付之边将，自然无事，卿谓如何？”高力士答：“臣恐久无备于不虞，卒有成于滋蔓。”玄宗说：“今日奏陈，雅符朕意。近小有疑虑，所以问卿，卿慎勿言，杜复泄露，应须方便，然可改张。”第三次唐玄宗因左右无人，问：“自天宝十年之后，朕数有疑，卿总无言，何以为意？”高力士答：“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法令不行，臣不敢言。”玄宗听后久而不答。从唐玄宗这三次问答来看，他对于当时时局是很洞悉的，也在思考如何破局，只是历史没有给他机会。
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曾评价历任宰相，说到李林甫这，说：“是子妒贤嫉能，举无比者。”裴士淹问：“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玄宗默然不应。（《新唐书·李林甫传》）可见李林甫专权，唐玄宗是很清楚的。但他为何又对此默然不应，久而不答？唐玄宗的真实想法我们已不得而知，只能猜测可能有集权的需要。权臣并不等于就是奸臣，唐玄宗久任李林甫，应该是出于他利用李林甫实现集权的需要。他信任安禄山等胡人也是自唐初以来的传统，后来平定“安史之乱”也任用了众多胡人做将帅。
李林甫自开元22年起任宰相，前后专权19年。他在位期间，迎合上意，妒忌贤能，打压排斥异己，深为当时文人士大夫痛恨。但他身居相位，“每事过谨，条理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法度”。（《旧唐书·李林甫传》）。李林甫政治品行差，能力上还是很强，在开元时期做了许多制度化上的努力，他领衔编定了著名的《唐六典》。李林甫的精明与干练有着过人之处。他在世时，不仅杨国忠，就连安禄山也不敢放肆。
天宝十载，安禄山第一次见到李林甫就心怵。他在朝中常不尊重群臣，但见到李林甫冬天也要出一身汗，史称其“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资治通鉴》）。又载：“李林甫为相，朝臣莫敢抗礼，禄山承恩深，人谒不甚罄折。林甫命王鉷，鉷趋拜谨甚，禄山悚息，腰渐曲。每与语，皆揣知其情而先言之。禄山以为神明，每见林甫，虽盛冬亦汗洽。林甫接以温言，中书厅引坐，以己披袍覆之，禄山欣荷，无所喼，呼为十郎。骆谷奏事，先问：“十郎何言？有好言则喜跃，若但言大夫须好检校，则反手据床日：阿与，我死也！”（《旧唐书·安禄山传》）。
天宝十一载李林甫死前，杨国忠从剑南驰回叩见，“渴林甫，拜于床下，林甫垂涕托以后”（《旧唐书·李林甫传》），林甫曰：“ 死矣，公且人相，以后事累公！国忠惧其诈，不敢当，流汗被颜。”（《新唐书·杨国忠传》）。尤其是，李林甫的“奸臣”和“叛逆”罪名是在他死后由杨国忠诬陷而致，历史有记载。在李林甫死前，唐玄宗还专门登上降圣阁用红巾招他，表示慰问，说明他自始至终都信任李林甫。当时距“安史之乱”爆发还有3年，这3年中政治权力发生了很多变化，如果说李林甫对安禄山叛乱负责任，理由并不充分。李林甫是历史上始终没有得到平反的一位含冤者，时称“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旧唐书·李林甫传》
高力士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奸臣"，事实上，虽然高力士受封从一品骠骑大将军，经常守候在唐玄宗身边，专掌诏敕，参预机密，权高望重。皇太子称之为“兄”，诸王公称之为“阿翁”，驸马称之为“爷”。朝中宰相李林甫、李适之、盖痹运、韦坚、杨慎矜、王珙到杨国忠，边将从安禄山、安思顺到高仙芝，都由他晋升。但是他却能一向忠诚谨密，善自约束，不骄横干政。他和唐玄宗的私人感情也很好，士大夫也并不嫉恶他。在李林甫死后，高力土是唯一具有权威的大臣，尤其调解边将矛盾一类棘手的事，都由他来处理。史称“内侍如力士者甚少"（《史纲评要》），将“安史之乱"归罪于他也是没有道理的。
另据近年陕西出土、蒲城文管所藏《高力士墓志》记载，高力士曾有平定“王鉷之乱”与在蜀平定“南营之叛”的功绩，称其“亲执桴鼓，令于颜行日，斩级者无战功，擒生者受上赏，椒扰之际，人无横酷者，由公一言也”。又总评其一生：“左右明王，垂五十年，布四海之宏纲，承九重之密旨，造藤之议，削稿之书，不可得而知也。其宽厚之量，艺业之尤，宣抚之才，施舍之迹，存于长者之论，良有古人之风。”墓志由知制诰潘炎奉敕撰文，写于代宗时期，其中评价应该是比较中肯的。
和李林甫、高力士相比，杨国忠的政治才能就极其低劣。史称其“无学术句检，能饮酒，蒲博无行，为宗党所鄙”（《旧唐书·杨国忠传》）。杨国忠曾经对人说：“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由此可见其德行能力的低下。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的唯一政敌只有安禄山，他屡次言称安禄山谋反。史载国忠寡谋矜躁，谓禄山跋扈不足图，故激怒之使必反。（《新唐书·杨国忠传》）为了证明自己判断正确，他甚至围捕安禄山的亲信以激怒安禄山，逼其速反。安禄山叛乱后，举国震惊，杨国忠反而面有得意之色，而安禄山反叛的理由就是清君侧诛杨国忠，史称安禄山对杨国忠“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后来杨国忠遭六军斩首，也是咎由自取。
安禄山是当时最有能力的边将之一，“性合韬钤，气秉雄武，声威振于绝漠，捍御比于长城，战必克平，智能料敌”（《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他由被誉为“万里长城”到发动“安史之乱”，有一个从平衡到失衡的过程。开元年中宰相张九龄一见安禄山便说他有“逆相”，断定“乱幽州者，必此胡也”。这个说法并没有依据，连唐玄宗都说：“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资治通鉴》）。天宝十载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重兵在握，位极人臣。这时的安禄山可反可不反。
小编认为，既然安禄山已经“富贵已极”，年过50，肥胖症和眼病都在加重，一般来说他是不会选择反叛的。果然就在叛军久攻潼关不下时，他便忧惧、后悔，责备谋臣，“怒不解”，（《全唐文》）。而田乾真则劝安禄山效法袁绍割据河北，还说可以坚持15年。
除了利欲以外就是实力。天宝初，唐朝共有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及西川剑南九个节度，兵马约50万。除剑南外都在北方。其中安禄山统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有兵马20万，实力最强。哥舒翰统领河西、陇右二镇，兵马15万，次之。安思顺统领朔方，兵马6.5万，又次之。高仙芝、封常清统领安西、北庭二镇，兵马5万，最少。
当时的情景粗看是“外重内轻"，实际上又各个分立，谁都不具有绝对优势。如果西北5镇合兵，那么兵马就多达26万余，便是东北方面的3镇所不能匹敌的，安禄山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节度使的分置无疑是唐玄宗手中具有重要的威慑力量，而安禄山直到天宝十一载时也还在谋求与哥舒翰结好，称二人“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资治通鉴》）。
小编认为“安史之乱”爆发的主因是杨国忠激化矛盾。但即使这样，安禄山对叛乱成功也没有充分的把握，可以说成功的机会很小。但是历史总会有巧合，恰在此时，他遇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就是在安禄山率所部叛乱时，节度使诸镇中的几名主将恰恰都不在任上。原任安西都护高仙芝已于十载回长安任右羽林大将军；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于这年二月入朝，路途得病在家休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于这年冬入朝，十一月十六日刚到长安，对安禄山最大的威慑已不存在。
同时，深通兵法的安禄山选择了最佳时机，一反常态在隆冬季节突然发兵。此前，安禄山请求向长安贡献3000匹马，派本部士兵护送，并与甲杖同行，引起唐朝的注意，双方有七月与十月之争。安禄山请求七月至，玄宗告诉安禄山说：“与卿修得一汤,故令召卿至，十月朕御于华清官中”。结果安禄山没有来，却在十一月九日突然发兵。安禄山的策略是冬天突袭,他预先准备了绳索草木破船横贯黄河，结果一夜冰合成桥。唐朝毫无戒备,叛军只用34天就攻下洛阳。
安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人，号称20万，以诛杨国忠为名反于范阳，誓师后率兵向南。军情传到长安，唐玄宗急忙任命哥舒翰、高仙芝为副元帅、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御敌，理由是借其威名，且素与安禄山“不协”。当时安西、北庭、河西、陇右诸镇兵马都来不及调遣，良将手下无强兵，仅靠威名并不起作用。仅过了半年，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三位威名震边疆的良将相继被杀或被俘，唐政府军一再溃败。
最终唐朝历经三帝八年时间才平定叛乱，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多，北方基本被战火摧毁，流民遍地，经济民生凋敝。经此叛乱吐蕃趁机夺取了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和陇西陇右，长安直接处于吐蕃的威胁中。唐朝内部开始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曾经强盛辉煌的大唐逐渐走向黯淡。不知玄宗如地下有知是否会后悔纵容杨国忠的所做所为？
参考文献：1、《郭湜·高力士外传》2、《新唐书》3、《旧唐书》4、《资治通鉴》5、《史纲评要》6、《高力士墓志》7、《开元天宝遗事十种》8、《全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