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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究竟是哪一位?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究竟是哪一位?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的思想和革命领袖、“总司令”是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陈独秀;那么,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究竟是哪一位呢?

1919年,时年22岁的北大外文系三年级学生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3位著名学生领导者之一,而且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他只用了15分钟就写就了“五四宣言”,文中严正指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当时汇集于东交民巷的学生大约3000余人,来自北京十几所高校。代表他们与外国使馆交涉的主要学生领袖,也是罗家伦。

进北大主修外国文学

民国六年(1917)夏,罗家伦21岁,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应试被录取,进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自1917年到1920年,罗家伦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风气当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不断地切磋、琢磨学问;不停地搞活动、求发展;与同学办《新潮》,提倡文学革命;参加爱国游行,起草五四宣言。其儿时所埋伏的革命种子,经中学时期的孕育,在此时已彰显为高昂的民族意识与革命的行动。

1917年就职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他也是罗家伦的浙江绍兴同乡),他那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当时罗家伦的心目中,很自然地发出了共鸣。他曾以《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篇章,来表达自己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

罗家伦虽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是那个科别,即使是守旧派大师,他也会去听课。当时,老复辟派的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诗,他把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对于辜鸿铭仍是非常地欣赏,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废人。胡适更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李大钊是新潮社的热心赞助者,罗家伦和他谈话的范围很广。此外,写《西潮》的蒋梦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究竟是哪一位?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到北大的一年,适巧也是罗家伦进北大的那一年——1917年。罗家伦回忆说:

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

蔡元培初来北大时,本科分为4科,有4个学长。蔡到任后,重聘4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的反对。

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则由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他不上,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

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担教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一个很坚固的基础。

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等一类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荣昌、张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国9年(1920)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

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因为蔡元培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他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挺可笑,蔡先生居然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

各派之中,势力最大、而且最易号召者,便是所谓新、旧文学两派。当陈独秀没有进北大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4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又接上了,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

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罗家伦曾去看他,觉得胡适之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的。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的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

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了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

《新青年》的编辑与作者

当时的新青年社,是由6个人轮流编辑的。

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

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地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2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1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新)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还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

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询,做过意大利公使。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这个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

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做的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6大编辑之一。

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罗家伦觉得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的能得简,且没有综括的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只是因为他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所以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当时大家对于他不很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以后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于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究竟是哪一位?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新青年》除了6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

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

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

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即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

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申叔)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

黄季刚(侃)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于钱玄同,开口便说钱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

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的时候,要在他家祠堂的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地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给我中了翰林时候才可以挂的。哪知道他在当年12月是可以得翰林的,可8月间便是辛亥革命了。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是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了白胡子。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罗家伦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再告诉你。罗家伦问他是上午9时;到11时接到他的一封信,上面写了27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

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

“群言堂”与“饱无堂”

《新青年》诞生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人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后来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

当时,北大的学生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他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罗家伦3个人,尤其喜欢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的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丸善书社(代收西书的书店)去定买外国书。

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他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办公室)。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点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之义),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义),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

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

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来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的资料。

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就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罗家伦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两个房间。

学生界的思想,在那时也有一个剧烈的变动。最初的北大学生们,看外国书的便比较多起来了。傅孟真和罗家伦两个人,是每月都要去向日本丸善书社报效一点款子的。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而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而俞平伯、汪敬熙和罗家伦,都是他俩房间里的不速之客。他们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由此可见,北大当时各种人物杂居一处的情形以及学术自由的空气。

创办《新潮》杂志并产生巨大影响

罗家伦进入北京大学以后,很快就与高年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了莫逆之交,一起创办了当年北大最著名的社团之一“新潮社”和与《新青年》齐名的杂志《新潮》。罗家伦回忆说:

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Renaissance,也可以看见当时大家自命不凡的态度。

这个杂志第一期出来以后,忽然大大的风行,初版只印1000份,不到10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3000份,不到一个月又是3000份。以几个学生所做的杂志,陡然有这样大的销数,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家办这个杂志的时候,还抱着好玩的心理;等到社会看重了,销数一多了,大家一方面有一种高兴的心理,一方面又有一种害怕的心理——因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气愈加紧张,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从客观方面看来,却比第一期要进步一些。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究竟是哪一位?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最初负责编辑的是罗家伦和傅斯年两个,经理人是徐彦之和康白情两个,社员不过20多来人,其中有顾颉刚、汪敬熙、俞平伯、江绍原、王星拱、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等几位。

罗家伦说:“孟真当时喜欢谈哲学谈人生观,他还做了几个古书新评,是很有趣味的;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于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评。有些文字,现在看过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在当时于破坏方面的效力,确是有一点的。比较起来,我那篇《什么是文学》在当时很有相当的影响,《驳胡先骕文学改良论》也很受当时的注意。”

顾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抨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的,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在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有妇女人格问题一篇,主张女子应当有独立的人格。这篇东西,被江瀚看见了,拿去给徐世昌看,说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还得了。于是徐世昌拿着这本《新潮》交给傅增湘,傅示意于蔡孑民,要他辞退两个教员,开除两个学生,就是当时的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

蔡孑民先生当时坚持不肯,他复林琴南的那一封信,不只是对林琴南说话,并且是对徐世昌而发的。林琴南的背后是徐树铮,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当时军人派的意见;而徐世昌也是所谓北洋“文治派”的领袖,当时北大同时受北洋文武两派的反对,其情形之危险也可想而知了。但是蔡孑民这一封信,得到了绝大舆论上的胜利,反而学术界因此对他非常敬仰,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气”的地方。于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其势遂不可遏抑。

他们主张,要以近代人的言语(白话文),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开传统束缚,解放学术思想,反对违反人性的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重新评估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反侵略、反封建,主张民主、民族的独立和自决。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表现,就是后来参加“五四运动”了。

在时人看来,《新潮》比《新青年》更加离经叛道,“《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青年罗家伦发出豪言:“我们何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呢!”当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他更是大胆宣称:“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就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了!”

就这样,这个在同学眼中有着“粗鲁的外表”、“熊爪”,以及“爱炫耀”的年轻人,很快便跻身学生领袖之列。

而在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这个激情、叛逆、煽动力十足的年轻人——罗家伦,终于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五四运动的鼓动者与领导者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不利中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会、共学会等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日”示威大游行;同时向全国各报馆、团体发出电报,以求声援。这项决议,得到了北京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响应。

就在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5月2日,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密电命令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签约。北大校长蔡元培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了北大学生。5月3日晚7时,各校学生代表1000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紧急临时会议,决定游行提前到次日举行。

作为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总代表,罗家伦一夜未眠。次日早10点,就在他准备和大家一起去游行的时候,被同学狄福鼎一把抓住:“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8所学校的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

于是,在短短的15分钟之内,罗家伦一气呵成了那篇著名的180字《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这篇慷慨激昂的宣言,被迅速印刷了2万份拿到街头去散发,也是当天唯一的印刷品。

5月4日下午一点半,在天安门广场上,各校学生陆续到达,“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伐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北京《晨报》的记者,目睹了当时广场上人群如潮、旗帜如海的盛况:学生们“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大会主席段锡朋宣布开会以后,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慷慨陈词:“……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危机已发,幸共图之!”台下掌声雷动,“废除不平等条约!”“惩治卖国贼!”的口号此起彼伏。

1个小时后,3000名学生晃动着小旗、呐喊着口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了。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究竟是哪一位?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名家小传】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

罗家伦之父罗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罗幼年就受其父影响。1914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而文言篇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

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1928年就任以蒋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

1928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在执掌中大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

1949年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1969年病势渐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主要著作有《新民族观》、《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科学与玄学》、《逝者如斯集》、《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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