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复：新竹明志书院记

明志书院，原址在兴直堡新庄山脚，也就是南在台北县泰山乡明志村，为贡生胡焯猷的旧宅。乾隆二十六年（76）年，胡焯猷舍宅自设义塾，取名为明志，又捐出水田八十甲，用田租来供应书院膏火并聘请名师来这里讲学。乾隆二十八年淡水同知暨彰化县知县胡邦翰嘉勉其志，奏请扩大建立为书院，于是明志书院就在此人间诞生。乾隆二十九年闽渐总督杨廷璋并勒碑刻石，来纪念这个台湾北部教育的创举。然而，乾隆三十年（765），淡水同知李俊原随即开始认为书院距离淡水厅治（就是现在的新竹市）太过遥远，他要亲自督导学生不便，提议将书院迁到厅治所在地。乾隆四十六年（78），淡水同知成履泰在西门城内完成明志书院的迁建，而原来在泰山的建筑则改称作新庄山脚义塾，继续督导当地生童的课业，迁建后的明志书院实际地点位于现在经国路与自由路交会口，省立新竹医院斜对面的巷子内。

明志书院的建筑格局都取法于内地，共有三进，中间为讲堂，后面祭祀朱子神位，左右两旁厢房为生童读书的所在。左旁有个与讲堂相连的房屋，是书院聚会议事的场所，起先名为敬业堂，后易名为德政堂，一整排共计五个房间，对书院发展贡献甚多的淡水厅同知娄云与李慎彞就被旁祀在其中一间屋内。目前知道会在淡水厅城明志书院讲学的人，多为进士或举人，其中亦有多人位居官宦显要。按照时间顺序来说，最早来书院讲学的人为孙让，我们不大清楚他出生的里籍只知道他曾在乾隆年间担任广西省榆林县知县，渡台后就在明志书院讲学。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二月初一，属于天地会的林爽文被清廷逼得起义造反，率军攻陷淡水厅城，十三日，孙让与原淡水同知幕宾寿同春、竹堑巡检李生椿纠合一批所谓的义民一万三千余人，迅速又收复淡水厅城，可见他是个文武双全的人。

在孙让后面来书院讲学的人为郭成金，他是淡水厅竹堑人，原籍福建省南安县，嘉庆二十四年（1819）成为举人，家里藏书非常丰富，在明志书院讲学时培育出许多俊才，其后被派往连江县学掌教，来不及到任就忽然染病过世。接着来书院讲学的是与郭成金合称为“竹堑双璧”的郑用锡，他字在中，号祉亭，淡水厅治人。小时侯就聪明过人，精通经史百家，尤其于易经，平日很喜欢吟诗作对，嘉庆二十三年成为举人，道光三年（1823）成为开台首位进士，道光六年闽浙总督孙尔准巡视台湾各地，来到竹堑，郑用锡奏请在这里建筑淡水厅城，并自愿负责筹办其事，孙尔准答应他，于是淡水厅城就设立在竹堑。道光十四年他到北京担任兵部武选司行走的官吏，隔年补授礼部铸印局员外郎，最后因为过不惯官场的应酬，乞养母亲回归乡里。他担任明志书院讲习之后有八年的光阴，曾亲自制作折卷，教授学生书法习字，所提携的后进都曾在社会发挥重要的影响。

在郑用锡到北京供职的时间，以及他离开明志书院后，都由用锡同父异母的从弟郑用鉴在明志书院讲学。用鉴属于竹堑七子之一，他字明卿，号藻亭，道光五年（1825）考中拔贡，并成为台北北部首位经由淡水厅知县荐举，到北京接受礼部考核的人，他性情真挚，秉性非常孝顺，因为顾念双亲衰老，胞弟早年过世，因此不再图仕进的路途，专心在明志书院讲学，为人重视诚信，教导学生以德性为先，文艺为次，主讲书院达三十年，到老都不倦怠，所教之最杰出的弟子，就是后来在各地书院讲学的陈维英。接着用鉴后面在书院讲学的人为黄学海，他本名巨川，字汇东，号少轩，噶玛兰厅人，道光六年，他二十岁左右，取进淡水厅学，旋即经由岁考补为廪生，道光十七年成为丁酉科的拔贡，后来参加各种科举都没有考上，道光二十四年捐官成为江苏直隶州州判，道光二十六年因病过世，年仅四十二。据传其生前曾受聘为明志书院的训导多年，时间可能就在道光十七年到道光二十四年间，他怀着求取功名的念头，却不断遭受挫折，相信在明志书院的日子并不得意。

陈维英，字硕芝，号迂谷，淡水厅大隆同人，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咸丰元年（1851）举孝廉方正，咸丰九年中举人，供职于内阁中书，同治元年（1862）也属于天地会的戴万生，打着恢复明朝的旗帜又起义造反，攻陷中部各城，陈维英立即回淡水厅办理团练，沿着淡水河北部部署防御，几度正面抵抗戴万生，使百姓不受侵扰，功勋累积至四品官衔，清廷赏他戴花翎的荣誉。他怀着对自己母校深厚的情愫以及对老师郑用鉴深刻的感念，同治年间曾首先在明志书院讲学。郑用鉴过世时，维英曾经沉痛写一幅挽联：“于先生莫能口赞一辞，品也，学也！在弟子只知心丧三年，哀哉，痛哉！”充分能看出师生深厚的情感。其后来书院讲学的人为张金声，他字迪臣，淡水厅分割为两县后的新竹县人，因为孝顺友爱的德性，受到清廷旌表，最高学历为考中生员资格（就是俗称的秀才），属于尚未经由岁考晋升为廪生的附生。光绪年间他在明志书院教书，由于会写文章而成名于世。再来为陈浚芝，他字瑞陔，新竹县人，原籍福建省安溪县，光绪八年（1882）成为举人，光绪二十年成为进士，这段期间就在书院讲学，他也是具有进士资格的人，不过那是在离开明志书院讲学生涯的事。

明志书院开课的最后期间，新竹县知县叶意深邀请陈朝龙来讲学，朝龙字子潜，新竹县人，通过岁考而具有生员中廪生的资格，热忱参加竹梅吟社，这是当日风城文人雅士作诗最重要的聚会。光绪十九年（1893）知县叶意深邀请他来编修《新竹县志》，兼主明志书院讲席的工作，在编修《新竹县志》前，他曾写就《新竹县采访册》一书，这是新竹地区最早的田野调查纪录。台湾割让给日本，陈朝龙为避难奔逃到福建省，因病在福州过世。明志书院最后的老师就是叶意深本人，他字缦卿，浙江省慈谿县人，光绪十五年成为举人，光绪十八年，由暂理淡水县知县掉任为新竹县知县，隔年或因对书院的教学特别关注，他开始不聘明志书院院长，而由自己亲自兼任，却没想到不过两年的光景就发生了世变，他只好黯然离开书院。

明志书院的经费虽然表面由官府供给，实际则主要依赖自己的学租或捐献来支应开支。学租主要来自胡焯猷（八十甲）与郭宗嘏（一百九十甲）捐出田园获得的租谷利益。此外，民间抗争诉讼的费用或罪犯家产充公的财产，淡水厅或新竹县政府有时也会拔归书院使用。光绪元年（1875），由于淡水与新竹行政划分为两县，胡焯猷与郭宗嘏捐出的田园主要位于现在的台北，致使学租必须重新分配，其中白银一百七十元缴做明志书院经费，白银一百二十元为新庄山脚义塾经费，剩余白银二百七十元则充归在台北新设立的学海书院经费。光绪十三年新竹又与苗栗行政划分为两县，使得明志书院必须再将位于苗栗县的学租拨给在当地新设立的英才书院，明志书院经费因此被大量削减，日用开支愈趋于窘迫，这可能是间接促使叶意深会由新竹县知县兼任明志书院院长的原因。

明志书院为台湾北部最早的书院，无论讲学内容、藏书类型与教育精神，皆为北部后来设立的书院所师法。而书院所培养的人才，往往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对地方公益如设学宫、置义渡与造桥铺路莫不视为自己的责任。道光与咸丰年间漳泉与闽粤这些不同原籍的移民彼此剧烈械斗，在其间缓冲劝和的人，如郑用锡与陈缉熙都是来自明志书院的师生。明治二十八（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殖民政府先是将书院权充为陆军卫戍病室，这是一所野战医院，后来又改为国语（日语）传习所，用来推动日语教学，加速殖民进程，在里面读书的蔡式谷与谢介石，后来在地方都有很高的社会成就。殖民政府为笼络风城的读书人，曾由首位台湾总督桦山资纪，颁赠“学山泰斗”的匾额给郑用鉴，现在还悬挂在新竹市的郑氏家庙内。明治三十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殖民政府废除传习所，另外设置新竹公学校，地点仍然选在明志书院，明治三十九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竹公学校迁于孔庙，为奖励娱乐事业的开发，暗中消弭人民反日的情绪，书院由民间承租，改为风城第一间具有现代意义的戏院，取名为“新竹座”，性质变为戏院的书院，因为这个缘故而曾获得一时风光。

日治时期，不论明志书院变更什么新的用途，我们都能发现她确实为一栋重要的建筑，才会不断因应台湾岛内政治事态的需要而首当其冲。然而，一旦阶段性的目标达成，作为传统中华式样的建筑，她反而成为殖民政府最厌恶的眼中钉，欲彻底瓦解人民目睹建筑而产生思念故国的情感，殖民政府使用所谓“市区改正”的名目，也就是藉著实施都市计划，将明志书院拆除筑路，导致书院片瓦不存。于是，明志书院被迫完成她在日治时期的所有政治使命，。就在书院被拆除九十年后，我却因缘际会来到这里，意外成为联系往日泰山与新竹两所明志书院的人，首先，民国八十五年（1996）的冬天，我曾因往日的女朋友李萃为泰山本地人，得知当地有些练武术的孩童与青年，亟需较为深刻的人文思考教育，来弥补他们知武不知文的弊端，因而有机会在泰山讲学。

当时的我还没有深刻认识到明志书院，只知道讲学地点往日有个特别的学校，而现在部分建筑还存在，每日往返其间，一日忽然领悟如果能借用明志书院的名称来讲学，可联系往日与现在的教学，加强我们对泰山当地开启心智的意义，于是计划制作匾额，而由我书就《明志书院复学序》一文，作为重新恢复明志书院的历史见证。我开设“古典文化与创意思考”的课程，正巧书院里有个学生名字叫做胡育荣，他是胡焯猷的直系后裔，有感于现在胡姓宗对祖先致力于圣贤志业的无感，反复在争夺的只是土地所有权背后庞大的经济利益，我常不断提醒育荣说：“有朝一日要能怀着祖先开天辟地的气魄，让泰山重新恢复她的静逸，或许土地已经因为被穿肠破肚而灵性散尽，但最起码不要再让这里的明志书院建筑如此破败潦倒，周遭布满铁皮屋与槟榔摊……”，听得育荣不断顽皮地笑着点头。我当时想，两百三十余年后的泰山，或许交通已经变得更方便，这里人的精神却反而退化得太过离谱，幼小而缺乏教养的育荣，整日与车水马龙的环境为伍能够永远记着曾经有个空降来这里的老师，苦口婆心对他的托付吗？

重新恢复明志书院的教学志业半年余，却因为无暇与复杂的人事纠缠，以及我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硕士论文工作日趋繁忙，而不得不中断。这段期间，我在新竹市的湳雅街买了一栋小屋子，由于在这里浸泡得越来越深刻，有一天我阅读当年的文史资料，赫然发现往日建到淡水厅治的明志书院，就在我居住的地点附近，那里现在主要为市场与果菜运销集散地，我每天在其间往返，看尽人的喧哗与卑微，竟然不知道他就是往日精神的净土，多少读书人在这里探求高远学问的所在！泰山乡与新竹市，这两个性质迥异的聚落，悬隔八十公里，各自的生活原本不通音讯，却因为明志书院而曾经串连出教育的意义，这个意义现在又因为我的特殊际遇而再度串连，人生的因缘错综复杂，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因为不同线路的忽然接电，而碰撞出什么光怪离奇的火花！致力于办书院的我，因为决心要写一本导论台湾书院的书，而开始从事明志书院的研究，继写就《明志书院（泰山）记》一文后，自当再写一篇《明志书院（新竹）记》，来成全这段特殊的际遇，一方面人间世目前恐怕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开出这个空谷跫音的工作，一方面这个工作能继续将两地明志书院串连出教育的意义，既让她曾经活出新的生命广为社会周知，也让后世明白她在台湾教育史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