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1368—1644)书法，早期首推章草名家宋克；中期地域书风非常突出，形成了吴门、华亭书派；晚期出现了大幅长轴书法，涌现了一批个性解放的书法家。清代(1616—1911)是书法的中兴和转折时期，“帖学”和“碑学”二水分流，随着金石考据之学的兴起，“碑学’’风靡南北。近现代(1911一1979)书法自民国以来，随着世界视野的拓宽和美术观念的更新而开启了书法千年未有之格局。
一、明代书法
元代书法的活动中心是杭州，而明代书法的活动中心是苏州和上海。这个时期出现了以吴门和华亭为代表的地域性流派书风。他们或师或友，精通书画，敏感造型，注重字态，形成了明人“尚态”的主观因素。明代刻帖风行，文徵明、董其昌等书法家都热衷斯道。刻帖的内容多是前人的墨迹，这也成了明人习字的范本，书家往往遗神取貌，更多地是在姿态上加以变化。同时，明人喜欢将书法作品悬之厅堂，尺幅扩展，字亦增大。尺牍中精妙的笔法一经放大，往往分解成几个简单明显的动作，笔法性的内涵减少，墨色、章法等姿态性的外延增加，强化了视觉刺激，形成了明人“尚态”的客观因素。
明代后期的书坛，徐渭、王铎等书法家掀起了个性解放的大旗，作品的形式感突破前人，卷起了大幅长轴的激情狂飙。
(一)吴门书派
以沈周的学生文徵明为核心，祝允明、王宠、陈道复等为骨干的一批疏离官场的文人书画家突破台阁体的樊篱，师法传统，各自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明中期书坛的中坚力量。由于他们都是吴门(苏州)人，因此称为“吴门书派”。
祝允明(1460一1526)，字希哲，号枝山。小楷师法钟繇，朴中见华。草书学习张旭、怀素，雄奇奔放、变幻莫测，表现出狂放不羁的性格，为后世推崇，有“明代草书第一”之称(图2—34)。其代表作有《洛神赋卷》、《前后赤壁赋卷》等。
文徵明(1470一1559)，初名壁(《辞源》、《辞海》、《中国书法大辞典》里为“璧”，皆误)，后名徵明，别号衡山。诗、文、书、画号称“四绝”，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书法五体精能，以小楷、行书成就最高。小楷
温纯精绝、清爽秀劲，堪与晋人媲美；行、草书师《圣教序》和黄庭坚等，古雅苍健、姿媚道劲。传世精品极多，如《莲社图跋》、《落花诗帖》、《四体千字文卷》、《西苑诗册》、《滕王阁序》(图2—35)等。
(二)华亭书派
明朝中叶，陆深、莫如忠、董其昌等一批华亭(上海)派的书家萌生顽颉吴门书派，超越赵孟烦，直追晋唐的理念，称为“华亭书派”。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世称“董文敏”(谥文敏)。书画皆擅，书法以颜书为根基，遍学诸家，好禅学，崇尚平淡天真。为了达到书风上的秀润，他讲究用笔虚、结字生、章法疏、用墨淡，极力追求一种逸雅清静的高远意境，影响明末到清代中期的书坛，堪称古代帖学的最后一座高峰(图2—36)，与张瑞图、邢侗、米万钟号称“明末四大家”。其代表作有《月赋》、《闲窗论画》、《琵琶行诗卷》等。
(三)晚明的叛逆潮流
晚明的文艺思潮是写“真”、“独抒性灵”，书风也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一时期，大幅长轴代替了手卷尺牍，激越奇崛代替了端庄雅正，成为书坛浪漫主义的主旋律。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风格鲜明的书家全面拓展了传统行草的表现力。
二、清代书法
清代书法，继明代狂放书风的余响，先以王铎、傅山为代表，然后转入对传统的全面探索和重建之中。又以乾隆朝为界，乾隆以前为“帖学期”，乾隆以后为“碑学期”。“帖学期”的书风受帝王影响，董其昌、赵孟烦书风先后主导书坛，出现了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清四家”。刘墉书形丰腴、喜用浓墨，人称“浓墨宰相”；王文治书形清秀，喜用淡墨，时称“淡墨探花”；粱同书工小楷，亦善擘窠大字；翁方纲书法以浑厚取胜，为时人所重。“碑学期”是清代书法真正的价值所在。随着金石、文字、考据学的兴起，自晋唐以来一直处于低潮的篆隶书法及墓志造像成为书家竞习的范本，重焕华彩，以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为其中翘楚。同期的书法理论亦高张尊碑大旗，推动了碑学的传播，“尚质”书风风靡。
(一)王铎——“神笔”
王铎(1592一1652)，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博学多才，工诗文书画。楷书学钟繇；行草宗二王，又参颜真卿、米芾笔意，将淹留之法与峻厉之气化为一体，用笔犀利雄健，结体回环盘纡，章法茂密连绵，墨色氤氲生动，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被誉为“神笔王铎”(图2—37)。其书法一扫千年书坛的纤靡之风，彻底解决了行草书在内涵形式和长轴巨幅之间相互矛盾的问题，书法成为时代心理的艺术展示，对现当代书坛乃至日本书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甚至还专门成立了“王铎书法显彰会”。
(二)邓石如——“国朝第一”
邓石如(1743一l 805)初名琰，字石如，后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篆、隶、印皆臻大成(图2—38)。篆书以《石鼓》、《泰山》为体，融合汉碑额，善用长锋羊毫，形成笔力苍润，刚健婀娜的风格。篆从隶入，隶从篆出；书从印人，印从书出，深入秦汉堂奥。又将篆隶笔法融入楷、行、草中，极具创新，成功地实现了晋唐以来“帖学”向清代“碑学”的转换，誉为“碑派书法第一人”。
(三)赵之谦——“前海派领袖"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撝叔，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博学多才，金石书画，名满海内。楷书初学颜真卿，后融合魏碑，形成遒逸峻厚的“颜底魏面”风格(图2—39)。行书结体上保留了北碑的特点；用笔却多掺人帖法；章法上借鉴汉碑字距大行距小的特点，活泼交错，颇具新意，有“魏七颜三”之说；独具匠心的魏碑行书，拓开了一个新的行书境界。又以北碑笔法人篆隶，起笔均以方笔人，收笔则微按而出锋，化刚为柔，气机流宕，翩翩欲飞；清人篆隶之巧，无出其右。篆刻借鉴历朝刻铸铭文，开启清末以来的篆刻艺术，成为继邓石如之后的又一高峰。
近现代书法(1900—1979)由于政局的变幻，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文明的东渐，使得士大夫阶层消失，传统文化式微，书法的泛文化语境隐退，书法被边缘化，面临着危机。又由于自清末以来地不爱宝，甲骨鼎彝、简帛纸卷的出土，现代媒质的流传，团体协会的林立，学者能见前人所未见，知前人所未知，博览名迹，吐纳古今，使得书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书法千年以来的格局。
近现代书法百年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1900年一1949年：晚清余晌
晚清碑帖结合的书风因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张裕钊等而得以延续，而以吴昌硕的成就最高。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字昌硕，别名缶庐、苦铁，浙江安吉人。其诗、书、画、印堪称一代宗师，为后海派领袖。终生浸淫《石鼓文》，晚年变化笔墨，引人行草，笔酣墨畅，超迈前贤，使篆书的表现力大大增强，一派大家风范，令人宾服。行草书以王铎为宗，融入欧、米，苍劲浑朴，老辣生奇。他是清代书画的殿军，又是近代书画的开山之师。
(二)1949年—1979年：万马齐暗
此间的30年，书法由于受时势的影响，日趋式微，书家均是民国时期硕果仅存的名家，直到1980年前后，浴火重生的书法才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春天。执笔至此，回顾千秋翰墨中书家的殷殷追求及其谔谔成就，不禁有沧桑今昔之感。
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投票评选出“中国20世纪十大书法家”，分别是：吴昌硕(图2—40)、林散之(图2—41)、康有为、于右任(图2—42)、毛泽东、沈尹默(图2—43)、沙孟海(图2—44)、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基本反映了20世纪中国书法的现状。
在当代，书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而广受关注，书法从传统文人的书斋走向了社会的大舞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书法形成了高、中、初不同的教育体系；书法的展览、学术、培训三位一体，推动了书法事业的繁荣。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都能看到书法艺术那波澜不惊却辉煌悠远的传承。同时，书法创作亦进入了以展览为中心的时代。“形式至上”的追求，“展厅效应”的趣味，昭示着当代书法浮躁、媚俗的弊病。因此，书坛又迫切呼唤人文精神和诗意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