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国：论书院祭祀的作用及借鉴意义
祭祀是古代祭神、祭祖、祭先贤的统称。其本义是置供品对祖先或神行礼，表示崇敬并祈求保护。早在原始社会，祭祀以成为氏族部落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活动。西周时一些学校已开始举行祭礼活动，至汉唐，州县学校已有祭祀孔子的定制。书院祭祀活动，肇始于其教学功能的确立。唐代书院还没有制度意义上的祭祀，到了两宋，书院成为学术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基地，儒家传统的崇礼活动在书院得以广泛开展。书院祭祀借鉴了官学祭祀的形式和经验，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和独特的功能。但日前对书院祭祀活动的研究甚少。本文拟从书院祭祀的作用和借鉴意义方面作一些粗贱的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展礼、学礼的作用
儒家传统教育中，十分重视礼仪规范，“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生于祭”（《礼记·祭统》）。这段话指出：礼是经国安邦的重要手段，而在五类礼中以祭礼最为重要，祭祀是展礼的一种主要形式。先圣孔子就十分重视祭祀活动。“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孔子本人曾作为陪祭人员参加蜡祭典礼，他对祭祀的态度亦十分虔诚，他说“祭如在，祭神台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祭祀已不单纯作为一种宗教活动，其礼仪、礼制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祭祀的过程也是行礼的过程。“言其表算，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节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者君子行礼者如此”在先秦，士人对祭祀的形式规范十分讲究，已成为他们持礼、正心、修身的重要手段。
书院祭祀空间是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书院具备教学功能之时，就秉承儒家传统中的经典教育。生徒们必须诵读先秦的儒家经书，不论是《论语》、《孟子》，还是《周礼》、《礼记》、《礼仪》，礼是他们学习的极重要内容。“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礼被列于儒生必须掌握的首要技能。那么怎样把伦理意义上的礼转化为具体的操作规范？高明士先生认为：完备的书院空间设计，必须包含教学空间和祭祀空间。祭祀空间是以祠宇为中心展开的，从空间布局的演变而言，可以界定为学→庙学的过程。[1]高先生从形式层面谈到了祭祀 的发展过程。从制度层面上讲，祭祀是儒家一直所倡导的一项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凡属儒学教学之所，必须继承传统的祭祀活动，其教学内容始称完整。从内容层面上讲，祭祀 不是单独的宗教活动，特别是书院的祭祀，其教育功能十分明显，展礼、学礼的作用也不言而喻。书院祭祀与一般祭祀不同之处，在于其“礼教”作用，它已经明显地把对“神”的信仰转移到为现实服务中来。
祭祀作为一种规范的展礼活动，历来受书院的重视。如宋淳熙七年（1180），白鹿洞书院开讲，就举行了祭祀先师先圣的仪式。其后，朔望祭祀就成为一种常规，一直延续到清末。而著名的岳麓书院从创办之初就设俎豆，祀孔子。王禹偁《潭州岳麓书院记》载：“咸平二年（999）李允则重建书院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毕兖珠珠旒，缝掖章甫。毕按日制，俨然如生”。可见北宋时孔子及诸贤弟子在岳麓书院备受尊隆。
书院祭祀具有严格的程式和规则。如岳麓书院每年春秋都要举行两次大规模的祭祀，由地方长官亲自主持。春祭定于二月初三日，秋祭则在八月初九日，每月朔望祭祀由山长主持。至于具体的操作，我们从清代中兴名将胡林翼的《箴言书院祭祀章程》中，可以得其概略。其文曰：
先圣祠祭以春秋二仲上丁，国典也。书院不敢同，今拟二月初十日，九月初一日为定期。
先祭一日，监院及掌管备牷牲。羊一、豕二、饬笾、豆、銏、登、鼎、俎诸器具，乐人二名。其夕，监院、掌管率仆人陈设品物，预戒仪节，勿怠、勿教、勿哗。
祭前三日，监院请山长告诸生斋戒。山长主祭，监院、掌管、首事、肄业诸生助祭。礼生四人，择诸生仪貌壮伟，进退雍容者充之。先期习仪于讲堂，其他诸生与观焉。书祝、版读祝、诸执事诸生分任之。
由此可知书院祭祀有固定的期日，经过严格挑选的人员，上规格的祭品以及音乐的衬托，使人感受到虔诚，古朴，雅致和凝重。通过参加经常性的祭祀活动，书院生徒实现从学习经典到具体实践的跳跃，从教学空间迈入祭祀空间，是把抽象化的理性知识转化为具体的感性领悟的过程。用现代语言讲，这是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实现从书本知识到实际技能过程的结合。展礼的根本目的还是学礼，两者实际上是统一的。
祭祀活动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方面的礼仪知识，生徒通过掌握一些具体规则可以将学礼活动引向深入。祭祀仪式分为释菜和释奠两种，释菜是祭菜，用苹果作祭品，无牲畜，无币帛，是祭祀先师的礼仪。释奠是祭奠先圣的典礼，比祭菜隆重。开学之初或春夏秋冬四时举行，祭品有牲畜、玉帛、酒食等，这种等级上的差异反映了儒家尊卑有序的观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一代名儒，参加书院祭祀必须“斋戒三日，不饮酒，不茹晕。散斋三日，沐浴更衣，宿于别室”。[2]要求参加者必须“持敬”。这种近乎苛刻的规定，使祭祀典礼显得更为肃穆、隆重，足以引起生徒们的高度关注，促使他们对礼仪规范处处留心，把祭典上的一些礼仪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从而达到从学礼到知礼的根本目的。
二、追念先贤弘扬学术的作用
书院作为古代一些文人雅士安身立命之处，有着区别于官学的精神脉络。书院象一棵千年古树，学术渊源是这棵古树的根。一代代书院学人通过“溯根”而固本清源，通过祭先贤而找到精神依托。如元人黄元仲所言：“凡书院，皆为圣贤作也。先贤能传先圣之道，以植教，故师之。先贤之上祀先圣，祖之也；先贤之下祀先圣，宗之也。祖一而宗分，是以所祠或不同焉”。[3]
这段话道出了祭祀圣贤的两个目的：一是对先贤大师功德的追怀；二是继承儒家所宣扬的“道统”观念，亦即学术特色，从而起到学术上的一脉相承的作用。“书院祀先贤，所以正道脉定所宗也。今天下所读者何书？朱子书也。朱子所阐明者何书？孔圣书也。故欲明孔圣之道者，必尊朱而后邪说不得作，欲行孔圣之道，必尊朱而后进德修业始有序。此天下古今之学当遵守而勿失。凡讲学之日，皆当祀朱子以定道脉之大宗也。[4]
从孔孟到程朱，书院祭祀反映了儒学的发展历程。自从理学取得统治地位之后，朱熹便成为儒学的宗师，备受奠拜。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书院祭祀对象的演化，无不反映了书院学术根植于儒学之源。其目的是经世致用，求仁履实。“子孙后来学于斯者，诵诗读书，求其志气，神明之所在，嘉蔬之荐，执事有恪。高堂虚室，若有闻乎其音声，赡前呼后若有见乎其仪刑。思其居处，思其嗜好，思其言语，雨露之沾濡，焄蒿之升降，观感而化之者，莫思为之近也”。[5]一个“近”字，道出了书院祭祀目的之所在。在谈到书院祭祀的性质时，以往强调其宗教性，殊不知儒学的“入世”精神与宗教有较大区别。书院祭祀实现时空情感的跨越，把功德无量的先贤请下祭坛，让他们的形象在现实中重现，实现先师与后学弟子的精神承接。宗教上的神上一元的，书院祭祀的先贤的多元的。宗教的神被圣化，儒家的圣贤被现实化，进而形象和具体化，既可崇敬，又能树立榜样。而神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可仿照的，这是书院祭祀与一般宗教意义上的祭祀的明显区别。书院祭祀通过对先贤的无限崇敬和赞美，以鞭策和鼓励后学者，以“立功、立德、立言”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进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其“功利性”和“可操作性”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书院祭祀对象的多元化，显示了不同地域文化的学术特色和师承关系。书院是民间社会的一种文化展现，与士绅阶层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书院是大量民间学者和退职官僚的集结地，我们考察不能当官的“士”，和退职的“绅”，他们几乎与仕途无缘了，那么他们聚结在清幽的书院，必须有一种精神上的追求，这便是“道问学”。学术便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他们惨淡经营，所求者何？他们注定不能富甲天下，那就只能企求流芳后世了。这是寄托书院的师生的精神支柱。书院祭祀满足了士绅的要求。在书院，出身和地位已不具实际意义，学术水平是衡量师生地位的主要标准，无论你以前是乡野村夫还是达官显贵，只要真正学富五车，独树一帜就会被纳入到大家行列当中来，死后被请上祭坛，接受后学者的顶礼膜拜。这种大胆的推崇无疑扩大了书院学术的空间，提升了生徒的价值追求。中国书院绵延千年靠的就是这种学术承接，这也是她有别于官学的闪光之处。
不同书院祭祀对象的差别，代表了其鲜明个性和学术特色。如理学家创办的紫阳书院祭程朱及其弟子，心学家创办的姚江书院祀陆王，濂溪书院祭周敦颐。即使同一学派的书院，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书院涌现出不同风格的学术大师，祭祀对象也发生变化。如岳麓书院除有礼殿之外，陆续增建了诸贤祠、崇道祠、六君子堂祠等，而白鹿洞书院则有大成殿、宗儒祠、先贤祠、二先生祠、忠节祠等，书院供祀对象的多元化，显示出其在办学过程中的学术渊源关系，祭祀的目的是“崇道”，更重要的是激励后人“扬道”。不同书院供祭者的不同，显示了儒学的包容精神，书院之间的学术差别，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特色，也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发展。
三、启迪教化的作用
书院祭祀通过隆重的典仪祭奠先贤，弘扬传统，秉承学术，最根本的目的是立足于现实，即通过一种人格化的认知体验，将理性的追念与感性的现实结合起来，激励后人学有所宗。见贤思齐，内心激荡一种崇高的信仰。其启迪教化的功能是十分明显的。诚如明人杨廉所云：
祀之义所居？周子尝为守于此，朱子既尝为守而重建书院于此，勉斋以下皆尝讲学于此者也。盖非有关书院则不泛及，匪诸则不混施也。於乎！儒之道大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二夫子大儒也，勉斋以下诸儒也。书院之教其来尚矣，所以讲明而切劘者，儒之道而已。三纲五常吾身之所系也，四端万善吾心之所统也，五经四书所吾之阶梯也，诸子百家资之辨驳也。群君终日，潜心乎儒，如射者之必志于中的，如行者之必期于赴家。[6]
这段文字道出了书院祭祀的宗旨是为了教育勉励后学，通过对周敦颐、朱熹等大师的缅怀，教育生徒要有胸怀天下的大志，排除杂念，目标专一，达到儒家所宣扬的理想人生境界。对于具体的修养过程，它强调了学习四书五经，遵循三纲五常的重要性，不失为一篇优秀的劝学文。
书院祭祀一再强调先贤的德才，使山长和一般座师都深刻体会到，为师者既为经师又为人师，对德行和学问两方面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无疑告诫为师者既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同时要注意洁身自好，做一个道德君子，具有深刻的警醒作用。这样生徒们既可学习先贤的精神，又可从对座师的敬仰中悟出为人处世的原则，也体味到学问的妙处。
书院祭祀并不神化先贤，而以受祀者的事迹教育学生，不讲空话、假话，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如乾隆年间赵申乔重修岳麓书院道乡台并作《重修道乡台建祠堂记》，他说道：“嗟呼，先生（指邹浩）之没已数百年，而眺其台如见先生焉，拜其祠又如见先生焉。彼章惇、蔡京、温益辈虽得乱朝，而至今齿其姓名，牧竖犹如唾骂。而后之为惇为京为益辈嫉，正若分误国流殊者，不亦当瞿然悔悟，以免为山僧所窃笑哉”。
作者从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昭示后人，行善行恶的下场自有千秋评说，后人读其文掩卷而思之，一篇祭文如一块明镜，其启迪教化功能自不待言。
值得指出的是，元明以后，书院祭祀的社会教化功能十分明显，除了当地官员对祭祀的倡导和重视之外，民众的参与使书院逐渐成为接受精神洗礼的理想场所，其社会教化功能得以延伸，这也是书院与士绅阶层相结合的结果。为褒扬一部分富绅达官投资建设书院的功绩，书院为他们立专祠纪念，体现了书院的兼容并蓄的精神。有功德的士绅与学术大师并祭于书院，无疑在向世人昭示：德与才是并重的，而才与德相结合，亦显大家本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并不反对追求财富，而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富人到书院积德，可以得到应有的尊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曾有书院为女生建专祠纪念。如道光末年，浏阳人张良赞之妻陈氏出资创办洞溪书院，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大事。为此洞溪书院专建崇义祠祀张良赞夫妇。“每年春秋两祭。陈设帛爵酒肴，行一跪三叩如议”。在崇尚男尊女卑，提倡三纲五常的封建社会，把一个普通妇女的牌位立于祭堂，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博大的胸怀。从某种程度上说，此举冲破了儒家传统的束缚，显示了书院区别于官学的独特个性，其社会效应是十分明显的。
四、书院的借鉴意义
书院祭祀活动带给我们的思索是多方位的。首先，在处于中西文化冲突十分激烈的现实社会，如何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书院祭祀带给我们有益的借鉴。书院通过对先贤哲人的崇拜，继承和弘扬固有的优良传统和学术精神，无疑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求，这是唐至清末，中国书院经历千年不息的重要原因。我们立足于现实，强调“国民性”，首先应该是文化是国民性和民族性。传统是文化得以存在的前提，民族性则是文化融合的基础。在吸收西方文化原同时，我们一定要批判继承固有的民族文化，培养我们的国民性格和弘扬民族精神。
其次，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社会，如何培养青年一代的人格和信仰，书院祭祀提供了另外一种揭示。书院通过定期的祭祀活动达到教化的目的，这种教化有具体的人物、生动的事迹和感性的材料作衬托，不象一些单位的思想教育那样呆板枯燥，没有突出以情感人，以事感人。事实上每个地区甚至某些乡村学校都曾涌现一些杰出人物，可惜他们当中被历史的烬所煙没。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许多人的心灵因此而震憾。对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通过编写人物志，建博物馆和校史陈列室，邀请当地名人讲学的方式，有利于年轻人通过感性的教育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注释：
[1]高明士《书院祭祀空间的教育作用》，《中国书院》第一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2] 清毛德琦《白鹿洞书院志》卷四。
[3] 明嘉靖《延平府志》卷一九。
[4] 清康熙安徽《休宁县志》卷七。
[5]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六。
[6] 清德德琦《白鹿洞书院志》卷一三。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四辑，湖南教育出版社 , 2002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