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野中的民间书院：历史回顾与现实反思

周堃，戴美玲

（原文刊于《南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摘 要:回顾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民间书院现代化探索的发展历程，可将其分为萌芽和快速发展时期，沉寂与局部探索时期和蓬勃复兴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一百多年中，民间书院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其本身的概念内涵也经历了嬗变。在现代社会，民间书院必须与现代教育制度、市场经济与现代化治理模式相适应相协调，才能继续完成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现代化； 民间社会；书院；书院教育

       近年来，书院在中国民间社会中逐渐复兴，并成为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一股活跃力量。对民间书院现代化探索历程进行回顾和梳理，分析民间书院当前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间书院的未来发展之策，不仅有利于民间书院的发展和地方文化教育建设，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内涵亦具有积极意义。

一、民间书院现代化探索的历史回顾

在书院发展史中，得益于民间力量的支持和响应，传统社会多倡导兴复书院，以此振兴斯文，收拢人心。及至清朝，书院的整体发展进入了繁荣和普及的时期[1]，由官府所创建和管理的官办书院成为全国各地的地方学术中心和文教基地；而由民间力量所创建和管理的民间书院，主要发挥了基础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作用。民间书院近百多年的现代化探索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萌芽与快速发展时期（1840-1901）

在中西文化交锋加深和民族危机深重的大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一方面为了抵御西方文化渗透和价值侵蚀，以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改造传统书院；另一方面则受西方科技知识启示，通过建设新式书院来探索教育救国的道路。在这个阶段，民间书院在数量上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在形态上则表现为传统书院和新式书院共存的局面。

在19世纪40年代，西方传教士创建了旨在向中国民众传播基督教教义和培育中国本土教牧人才的教育机构，并以“书院”命名，从而使西方文化教育在中国民间社会活动中规范化、常态化。教会书院的教学内容除了儒学经典和基督教义之外，还引入了地理、化学、代数、物理等自然科学课程[2]。由于教会书院鲜明的传教色彩、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观念和士大夫阶级“西洋事物不必学、不能学”禁锢思想的共同作用下，教会书院1840-1870之间数量很少，社会影响力有限。但教会书院是第一种新式书院，也是民间书院现代化转型的开端，它开创了书院教授西方文化知识的先河，为中国民众提供了系统接触西方文化的窗口，对民间书院的改制和创新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相继爆发，唤起了有志之士的。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感召下，洋务运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展开了。作为运动的教育实践，官员在所辖地方除了创建新式学堂之外，还对官办书院进行了改造，如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等重要官办书院在教学内容上增设了机械、算术、天文等与经济建设紧密相关课程。由此，不少开明士绅和商人也紧随其后，或对已有的民间书院进行改造或直接创建新式书院。同光年间，是民间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以“经世致用”为教育主旨的民间书院快速发展的时期，当时涌现了如上海格致书院、浏阳围山书院、湘乡东山书院等一大批新式民间书院。这些书院在教学理念上追求经世致用，教学内容上坚持中西并举，在教学方法上强调知行合一，培养了一批如毛泽东、陈赓、唐才常、谭嗣同等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日后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重，社会开始认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导作用以及中式传统教育的价值，并冀图以西方教育取代中式传统教育，民间书院的教育形式愈发趋近于西方学校。及至1900年“书院改制”前夕，西化的书院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活跃于社会生活中。可以说书院改制之所以能够进展顺利，也是由于当时大多数书院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上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已类同于西方学校。不论是创建新式书院，还是对传统书院进行改革，都是民间书院在社会现代化萌芽时期所做出的探索与实践。

（二）沉寂与局部探索时期（1901-1978）

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整体面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就民间书院而言，自书院改制以来的一系列事件迫使中国大陆上的民间书院缺失了各种支持，使其在这段时期处于沉寂状态；而港台地区的民间书院则坚持了求新求变，并探索出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发展道路。

1901年，列强环视，四郊多垒，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为了挽救其即将覆亡的命运，清朝统治者开展了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社会改革，作为当时重要的教育机构，书院自然成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之一。在改制过程中，一是书院为之依榜的科举制度被取消[3]，使得传统书院失去了体制根基；二是全国范围内大部分书院被改造为新式学校，民间书院的教育功能被取代，进而被排除在主流教育之外。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十余年后的狂飙突进，书院继而被贴上“落后”、“腐朽”等标签，受到当时主流舆论不够客观公正的评价。自20世纪30年代起连绵不断的战争加剧了国内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削弱了民间书院的生存基础。期间虽有复性书院、学海书院等新书院的创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重现改制之前的荣光。从1946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合作社运动以及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基本瓦解了大陆地区传统宗族和士绅势力，使得民间书院丧失原先赖以生存的经费来源和组织依托。新中国成立之初，书院被作为封建文化的代表物而受到打击和取缔，更压缩了民间书院的生存空间。总之，在这段时期，中国大陆的民间书院一方面缺乏足够时间和资源继续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自身尚未找到与时代相适应的路径，发展呈现沉寂状态。

与民间书院在大陆的沉寂相比，民间书院在港台地区则继续着现代化的探索。1949年，由钱穆、唐君毅等内地学者在香港所创建的新亚书院，是在殖民地教育制度背景下保留和延续书院命脉的积极作为，也是进行民间书院现代化建设的勇敢探索。新亚书院不仅重建了“讲会”、“会讲”和“学规”等传统制度，还将其融合进西欧的大学教育制度之中，成为在教育理念上会通中国古典儒家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先进教育模式。半个世纪以来，新亚书院不仅是新儒家的传播阵地，还在高等教育领域培养了一批华人精英，更成为缔造香港中文大学的重要力量。

二战后，为了清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影响，台湾地区部分原本被日本侵略者因为实施“去中国化”教育而废驰的民间书院得到恢复，成为当局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民间社会推动国族认同教育和国语教育的主要载体。20世纪60-70年代，台湾当局开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从三个方面对民间书院的发展起了积极影响：第一，运动将科学、民主和伦理糅合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中[4]，从官方角度肯定了传统文化对推动社会现代化的意义与价值，为民间书院参与社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的合法性；第二，运动以加强传统文化的社会教育的名义向民间书院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为民间书院发展提供动力；第三，运动增进了尊崇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增强了民众对书院的了解和认同，进而引导社会力量投入民间书院建设。民间书院自身，也通过采取一系列如邀请国学名家向民众讲授国学，扩大民间书院影响力；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主动改革经典辞章的传统教学方式，以接地气的方式对民众进行传统文化传播等措施响应运动。在这个阶段，港台的民间书院在社会站稳了脚跟，与当地经济腾飞和社会现代化转型相融合，探索的经验对后期整体复兴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三）蓬勃复兴时期（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立足本国国情，吸取他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通过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和生活的现代化进程。民间书院也在政府、学界和社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这个阶段，不仅许多历史上曾有影响力的民间书院得到兴复，更有社会人士所兴建的新型民间书院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文革”结束后，文化和教育领域也亟需拨乱反正以恢复发展秩序；再加上由于西方价值观和文化观的涌入，产生了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和贬低本土文化的思潮。因此，冯友兰、汤一介和张岱年等学者于1984年创立了中国文化书院，旨在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阐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5]。中国文化书院采取开设讲座、出版书籍和学术交流等方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了人们建设书院的热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主流舆论开始重新肯定书院的价值。各级政府意识到古代书院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对其进行了修葺和恢复，并建立了相应的保护管理机制。这一阶段，一批消寂已久的民间书院重现于世人视野，不仅起着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功能，还发挥着“博物馆式”的社会教育作用。

1987年开始，大陆放宽台湾居民回乡探亲政策，两岸民间交流不断加深。台湾学者也开始向大陆宣传和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台湾经验”，并在大陆建立配套的民间书院。在台湾“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光环照耀下，及其三十余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经历，台湾民间书院的教育理念和建设模式在大陆民间社会受到热烈追捧，促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沿袭台湾模式的民间书院诞生，此后对大陆民间书院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进入21世纪以后，“国学热”兴起，新建的民间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超过5000所机构被冠以书院之名[6]，绝大多数是民间书院。当前民间书院虽存在诸多挑战，但元气淋漓的发展气象却是客观事实，民间书院曾在社会现代化转型中一度沉寂，却又在社会现代化达到一定高度时再度繁荣。“复兴”一词意指“衰弱后的再度兴盛”，以其概括这一阶段民间书院的发展，不仅描述了民间书院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今的际遇，更指出了复兴中的民间书院在多元和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蕴藏着多种发展可能，承载着更深层次的人文使命。

二、现代社会中的民间书院的现实反思

纵览民间书院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可将其概括为兴盛——沉寂——复兴的曲折历程。民间书院所处的社会环境已从传统走向现代，自身是否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民间书院在现代化探索历程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有助于当今民间书院的发展？民间书院该采取哪些对策，才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笔者以这些问题为中心，结合民间书院发展现状展开探讨。

（一）何以可能？——民间书院概念内涵的现代建构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民间书院的研究热度逐渐升温，其中对其角色定位有两个有代表性、但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个观点将当今民间书院视为古典书院在现代社会的某种还原，并形成一种对当今所有有关民间书院的现象都无差别地有效的评价标准；第二个观点认为书院的本质内涵已被现代化所消解，民间书院在当代已和其他的社会教育机构无异，只是书院之名的广泛应用。这两个观点虽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不能全面、如实反映真实情况，仍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

笔者认为，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民间书院在现代社会的角色内涵。首先，要理清何谓“古典书院”。书院的现代化探索始于19世纪40年代，在此之前书院教育虽经历千年却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在此之后，书院教育产生了一系列自我革新并最终呈现目前的状态。所以，古典书院应界定为“在十九世纪40年代之前的书院，它是以儒家思想为教育理念，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采用讲学、研究、祭祀、藏书、刻书等古典教学方法，并保持一种相对固定和封闭的书院教育范式”。其次，历史实践证明，凡是能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相适应、相协调的民间书院，除了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作为内在支撑外，还得益于对西方文化先进成分的借鉴和吸收。民间书院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发挥着汇聚交融中西文化，孕育新思想新理念的重要作用。再次，从发展现实来看，当今出现了许多与古典书院范式相去甚远的新个体：有的是采取现代教育模式来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有的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提炼，与现代日常生活相结合，通过不同的活动形式进行展示；有的则关注经典之外的比如戏剧、中医、武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而有的则是开展不同主题的文化沙龙，分享交流知识经验的场所等等。如果以古典书院的标准进行衡量，这些新个体显然无法被界定为“书院”，但它们却切实反映了当今社会多元丰富的文化诉求和自觉自愿的教育探索，以及民众对书院的概念内涵所产生的新理解和新表达。更重要的是，这些新个体新活动所反映出的教育理念仍保持着“崇德尚文，开放包容”的传统书院宗旨，并通过实践的创新来发展现代性。最后，从时代需求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核心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非“简单复古”，而要以社会现代化为价值准绳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挖掘、鉴别、取舍、继承、阐发和弘扬。在此语境下，民间书院在当今的核心功能就是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通过教育的形式发挥作用。

从事物发展的视域看，民间书院既被社会所改造，又能动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在其中不断进行着概念内涵的建构。当今的民间书院既非古典书院在现代社会的还原，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会教育机构；它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实践结果，是“书院”概念在现代社会的创新表达；它具备开放的国际视野和强大的文化包容性，在内容上能够兼容现代社会多元的文化需求；它的主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

（二）何以可为？——现代教育制度下民间书院的活动定位

在传统社会，民间书院虽未被纳入到正式教育体制之中，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原因有三：第一，因为治理能力有限，统治阶级对于基础教育投入甚少，基础教育则是由民间力量通过书院或私塾自行开展的，由此填补传统教育制度在基础教育上的空白；第二，民间书院教学内容与官吏选拔标准高度一致，再通过科举这一纽带将二者结合起来，学生在民间书院的学习经历由此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第三，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而书院则是传统知识分子以儒家思想改造社会的教育实践基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官员经常将书院教育与社会教化相联系，从而将推进书院教育发展作为经世的重要内容[7]。

现代教育制度本质上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国民教育制度。在其框架中，学校承担了体制内的各级各类普通教育，全面取代了民间书院的基础教育功能。现实发展中，民间书院被排除在普通教育之外，在民间书院的学习经历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此外，现阶段的教育制度对于民间书院的引导和支持存在一定程度的设计缺失，使得国家教育机关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对书院进行规范和监督，也使得体制内资源难以下沉到民间书院中。民间书院这种“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状态，是造成目前民间书院发展中种种问题的主要原因。

游离于现代教育制度的边缘，是否就意味着民间书院将会前景黯淡？并非如此。从宏观形势看，现代教育制度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有机整体，它会随着社会教育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民间书院发展热潮的背后凝聚着举国上下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8]。《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出台更是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文件明确指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9]。”这就为教育制度的改革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随着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入，与民间书院有关的制度会更完善，发展环境会更优化。“夫书院之兴废，士气之屈伸系之；即民俗之良莠，地运之盛衰亦因之。[10]”生动说明了书院是传统社会教化的重要载体，书院建设经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民俗风气和文化生态的发展水平。现代社会，学校教育已不能满足人们日趋多元的教育需求，因此，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诚然，社会教育内容包罗万象，远超过社会教化的传统范畴。但是民间书院本身所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书院文化传统以及特有的“会讲”、“讲会”制度，都使其具备成为承担当代社会教育最优载体的条件。所以，民间书院只要找对社会教育的着力点，与终身教育理念相协调，逐渐整合校外幼儿教育、校外青少年教育、继续教育、老年教育、社区教育等社会教育资源，将大有可为。从教学实践看，有些民间书院完全照搬古典教育模式，使学生与主流社会越来越远。教育模式的形成与实施，是由社会发展需要决定的，当处于现代工业社会阶段时，古典教育模式因为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就会失灵而逐渐被边缘化。所以，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民间书院应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提炼和展示，并有选择性地吸收现代教育模式的理念、内容、方法和技术，将其融入对现有书院教育的改造中去。

（三）如何作为？——市场经济中民间书院的生存与发展

在传统社会中，支撑和保障书院活动的经费和产业，维系着书院的学生膏火、师长薪酬、日常管理运营以及扩建发展等各项开支。民间书院的经费和产业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官府以赐币、赐田等方式向民间书院拨付；第二，社会力量对民间书院的捐输；第三，民间书院通过对不同形式的自有产业即“学田”的经营，以所产生的利润来维持书院。第一种和第二种来源不稳定，只有第三种来源才能维持民间书院活动的常态化和发展的长期化。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民间书院要保持平稳发展，就要培育好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学田”，稳定的“学田”是民间书院发展的前提。

在现实发展中，经费短缺和资源匮乏是横亘在大多数民间书院面前的最主要问题。虽然目前社会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需求远超供给，但事实却是：一面是新兴民间书院数量的与日俱增；另一面则是多数民间书院现实经营状况堪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多数民间书院经营规模小、运营成本低，服务对象范围狭窄、教育产品不接地气等，因此，部分书院长期处于“投入不足——低质教学——收入低微——进一步降低投入”的不良循环中。

此外，日趋激烈的外部竞争也向民间书院发起了挑战。第一，随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深入开展，一些原来民间书院的优势项目进入了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在组织、资源和制度上均处弱势的民间书院难以与之竞争；第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需求引起市场资本对传统文化教育领域的关注，资本以企业化、规模化、混合化的办学模式冲击着民间书院个体化、离散化、单一化的办学模式，从而深刻影响目前的发展格局；第三，教育供给侧改革，主要通过提高教育供给的精准性、有效性和创新性，并针对导致供给短缺的薄弱环节补短板来实施。[11]社会教育目前属于薄弱环节，政府对包括老年大学、开放大学、社区书院等一系列体制内社会教育机构加大投入，从整体上提升社会教育的质量，使得群众有更多更好的教育选择。这就会打破目前部分民间书院的“低成本生存”的状态，被迫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从短期看，市场竞争挤压着民间书院的生存空间，从长期看，充满挑战的环境也倒逼民间书院进行整顿和改革，使其更具有竞争力。在市场经济中，民间书院的“学田”来源于社会各界的资源供给，而民间书院需要提供等价的教育服务作为交换。提升教育服务水平的两大着力点就是加强招生和教学工作。就招生而言，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就是朝“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迈进，其中，社会力量的参与不可或缺。2017年1月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完善制度政策，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基金奖励、捐资激励、土地划拨、税费减免等方面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扶持。各级人民政府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公共服务需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及税收优惠等方式对营利性民办学校给予支持。[12]”这表明民间书院未来具有十分广阔的实践空间。由此，民间书院一方面可以与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把书院开在企业、工厂、乡村、社区之中，开展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活动；另一方面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承接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就教学而言，民间书院要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一定的教学设计，充分发挥其特有的灵活性和亲民性，在内容上广泛与志愿服务、心理咨询、科学普及、生态保护、移风易俗、华侨教育、乡村振兴等当代常态活动相结合；在教法上，可以引入体验教学、角色扮演甚至虚拟现实等现代教学方法与技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在教材上，书院可以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编纂相应的文化读本，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载体；在师资上，书院可以充分发扬古老的“会讲”传统，在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前提下，延请在不同领域有所长、观点各异的老师到书院讲课，使大众能切身感受到书院教育的魅力。

（四）如何治理？——治理现代化下民间书院的引导与规范

书院经千年历程，仍活跃于传统社会。除了一代代志士的前赴后继外，也离不开书院不断完善的学规制度。民间书院的学规起始于北宋时期，最初的功能是以文字的形式规范和限制学生的思想品德行为，而后逐渐扩展为阐述办学方向和教育教学目标、展现书院的各项管理规章等。民间书院通过制定学规，实践学规、调适学规，不仅向社会大众传达了自己的教育理想和理念，并在此过程中对自身的责任义务、行动边界和行为规范形成了自律机制。经过长期文化沉淀，自律机制被赋予伦理道德意义，构建了民间书院与传统社会的和谐而稳定的关系，促进了民间书院健康有序的发展。

近年来，民间书院快速发展，许多民间书院结合各种现代元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演绎，开展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各种相关纠纷和乱象也逐渐增多，这些乱象影响了大众对民间书院的认识和观感，对于民间书院的发展非常不利。比如一些经营者凭借“书院”之名实质上却经营着诸如酒楼会所，售卖商品等与教育完全无关的商业活动，全然丧失了书院“以文化人”的教育功能；有的在没有获得办学资质的情况下违规办学，或从事经营许可之外的活动；有的则为某些封建糟粕、消极价值观张目，甚至打着传统文化教育的名义从事洗脑传销等非法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民间书院由社会力量创办并直接面向公众，自古以来就是舆论产生、汇聚和发酵之地，一些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亚文化言论容易透过民间书院传导给大众，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负面影响。此外，由于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差异，台湾地区民间书院的发展模式和教育观念是否完全适用于大陆地区，还需要进行哪些引导和规范等也值得商榷。以上这些问题涉及面宽，情况复杂，不能留待于民间书院自行探索，需要现代化的治理模式予以应对解决。

善治、共治和法治是治理现代化的三大核心特征[13]。善治是治理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14]。当今民间书院的“善治”意味着将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和民间书院自律有机结合起来，使民间书院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整体朝着服务于社会进步和大众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方向有序发展。善治要通过共治来实现，共治要以法治为基础。治理不能仅依靠政府，也不能只靠民间书院自身，应该是由政府，民间书院以及社会公众组成的共同体。政府要意识到民间书院绝非法外之地，通过加强制度供给，出台与民间书院相关的制度性文件，赋予民间书院法律身份，理顺关于民间书院的管理权责，将书院活动纳入到法治轨道上，使民间书院活动有相应的政策法规可遵循，使管理部门有相应的法律条例可监管，保证书院能够合法经营。民间书院一方面可以通过组织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规范和从业伦理，对书院行业内部不良行为进行纠偏，维护正常的秩序[15]；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定现代学规，重振书院的传统美德。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书院行为进行监督，并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反馈和表达。

注释：

[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657．

[2]石阳．山东教会书院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29-32．

[3]刘海峰．书院和科举是一对难兄难弟[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100-102．

[4]李琳．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台湾地区的“再中国化”[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7）：107-116+172．

[5]汤一介．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N]．中国文化书院学报（函授版），1987（5）：10．

[6]戴美玲，王维生．文化自信与中国当代书院的复兴[J]．华夏文化，2017（6）：10-14．

[7]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2：98．

[8]周堃．民间书院发展热潮中的冷思考[J]．教育评论，2018（8）：57-61．

[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06）.

[10]毛庆麟．益津书院记，河北《霸县新志》卷7，民国23年刊本．

[11]周海涛，朱玉成．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几个关系[J]．教育研究，2016（12）：30-34．

[12]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1号)[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18/content_5160828.htm.2017-1-18．

[13]吴汉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共治、善治与法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5）：14-16．

[14]陈广胜．走向善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02．

[15]王军．从行政监管到多元治理——“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综合治理”研究会综述[J]．教育发展研究，2017（10）：26-29．

【作者简介】

      周堃，福建厦门人，硕士，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开放教育部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史与书院学研究。

       戴美玲，江苏南京人，博士，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学教育与书院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