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叨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资畅和平，涵拯偲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萹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释义：

大人见其同，小人见其异。同者，理也，不二之体也，发用之源也。异者，事也，差异之相也，表理之文也。理之与事，体之与相，原本是一，所谓理事不二，体相一如。弃理就事，落入差异，渐行渐远，何由达道？

六经者，《诗》《书》《礼》《乐》《易》《春秋》。

问：何谓经？

答曰：美文不是经，精炼不是经，世人悉皆赞叹，也不是经。

若论文字，上契天理，下合万机，指示世人，恢复天理，如此之教，称之为经。

若论实际，这个天理，生发万相，这个天理，纯然无杂。这个天理，便是一部生发万相的无字真经。六经文字，横说竖说，无非指示这里。阳明先生曰：“六经皆心的注脚”。佛家也有言：“一切经论。不过现前一念心之注脚。非心性外别有佛祖道理也。然心性难明。故藉千经万论互相发明。今舍现前心性。而泛求经论。不啻迷头认影矣。”

良知心体，这是千经万论的指归。良知心体，盖天盖地，万物皆备。还识得他么？

莫向文字里求，莫向思维上见，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正于此时，这是什么？

前念已过，后念未起，正于此时，一念亦无。然而，却又不是木头，他灵灵明明，朗照十方，这就是我们的良知心体，这就是万物皆备的我。学问无他，先明乎此大，先立乎此大。

若论进道之阶梯，则需做个去恶扬善的功夫，阳明先生所谓“灭人欲”是也，佛家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也。

灭人欲于初萌，有三种方法。

第一，人欲起时，不令它起，硬生生地将它按捺下去，犹如衣服上有尘埃，只将净物涂在衣服上，那尘埃便不见了，亦如衣服上有臭味，只将香水涂在衣服上，那臭味便不见了。如此之行，是极其愚钝的方法。

第二，人欲起时，也不压它，也不顺他，只是将自己的心力关注在另一个善法上，这时，一切人欲，自生自灭，便妨碍不到我。譬如佛家的念佛名号，一心专注在佛号上，无论什么妄念起来，无论什么人欲起来，一概不理，只管念佛。尽管这句佛号，也是修行人的一个人欲，究竟也是要灭掉的，然而，就方便方法而论，这也是一个方便转换。

第三，人欲起时，既不压他，也不顺他，只是一觉，便将其化掉，犹如衣服上有尘埃，只是猛然一抖，那衣服上的尘埃，便当下脱去。心上的人欲，心上的尘埃，也是如此。人欲起时，尘埃现时，于此当下，猛然一觉，那人欲便当下化空，那尘埃便当下脱去。

此三种方法，只是方便，皆非究竟，故不可拘泥于方法，不可拘泥于文字，当向方法的宗旨上看。一切方法的宗旨，只是致良知，只是明心见性，只是令人见得这个“本无尘埃”的真心妙体，只是令人见得这个“本自清净”的天理良知。

若能见得这个良知心体，且立足于这个良知心体，尘埃不除而自去，人欲不消而自亡，这便是佛家所说的普度众生。所谓众生，不在心外，自心习气是也，阳明称为“人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