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导读】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是深受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影响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代。高速经济增长、独生子女政策、教育扩张、互联网兴起、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交织于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中，在他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机遇，形塑了他们的代际特征，凸显了他们与前辈群体的代际差异。但与此同时，新生代的代际共性未能突破社会结构的制约，代际认同也没能消解代际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相反，市场化推进导致的社会分化强化了阶层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二代”现象也成为新生代无法回避的代际面貌之一。本文以翔实数据呈现了改开后新生代的发展历程及其多重面貌。

文章原载《社会学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新生代”，既受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影响而形成独特的社会性格，也逐渐成为这一历史性巨变的推动者、引领者。

“80后”青年在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之后出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进程成长，既受益于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也承受着市场化全面推进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同时，他们作为使用互联网的先锋群体，充分展示出与前辈群体不同的态度与行为倾向；他们通过互联网及各种新媒体发声，代表着中国新生代的崛起。

随之而来的“90后”，是在更加富裕、丰富的生活环境和更加宽容、自由的社会氛围中成长的真正的“互联网的一代”，他们的成长历程伴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步伐。

在视野更开阔、更自信、取向更多元的90后逐步取代80后成为中国新生代主流的同时，“00后”也在追随着90后的步伐迈入新生代大潮。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未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但是他们所创造的青少年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重要的创新源泉。

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新生代，中国新生代也是改革开放的生力军和先锋队。

▍改革开放大潮下形成的“社会代”

由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等人提出的“社会代”（social cohorts）是代际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区别于以生理年龄或父代—子代血缘关系为基础定义的代际概念，“社会代”是因重大历史事件影响而形成独特社会性格并对后续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同龄群体。按照曼海姆的说法，“社会代”是这样的一群同龄人，他们深受青少年时期特殊社会历史环境（特别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基于共同的社会经历而产生强烈的代际认同，形成与前辈极为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社会代”往往产生于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时期，同时又在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正是深受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影响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代”。

（一）在日渐富裕的生活中成长的独生子女一代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始推行对新生代产生重大影响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趋势快速发展，新生代独生子女比例不断提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60后”和“70后”人群中独生子女比例极低（分别为4.3%和6.8%），80后和90后独生子女比例则较高（分别为19%和32%），00后人群中的独生子女比例更是高达60%以上。多数来自城市家庭的新生代是独生子女，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的新生代是二孩。

独生子女及少子化现象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及子女养育方式，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新生代在幼儿期及青少年期的生活境遇。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独生子女政策使日渐富裕的中国家庭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子女的养育，父母们对他们仅有的一个孩子或仅有的少数子女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使得新生代青少年享有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营养健康水平远远高于其父辈青少年时期的状况，这一变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新生代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改善。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统计数据，从1987年至2013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患病率从38.2%下降到8.1%，5岁以下儿童体重过轻比例从18.7%下降到2.4%。与此同时，新生代青少年身高水平也在不断增长。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青少年身高体重都显著增长，特别是农村地区青少年身体健康水平的提升更加明显。威胁青少年成长的最主要因素不再是饥饿、贫穷和营养不良，而是在部分青少年中显现的肥胖症、营养过剩等“富贵病”。

身体素质的变化仅是独生子女现象的一个方面，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独生子女现象对于新生代的心理、行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担忧80后和90后独生子女成为“依赖”、“任性”、“娇惯”、“自我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垮掉的一代”。然而，随着新生代的成长，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现象并不会带来心理、人格上的负面影响，反而由于独生子女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拥有更加亲密的亲子关系，其心理健康水平表现更优。

独生子女现象的影响不仅在于新生代个体的生理、心理素质，还经由个体、家庭层面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趋势改变了传统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和子女养育方式，父母与子女之间更加亲密与平等，子女的个性需求和自主意识得到更多的尊重，亲子关系经历颠覆与重构；这种家庭内代际关系的变化逐步蔓延于整个社会，随着新生代步入社会，自信、自主、开放的理念与行为也在改变整个社会的代际关系。青年人不再仅仅是被动顺从的被教化者，老一代人也不再是拥有绝对权威的教化者。更加平等、宽容、相互尊重、共融和谐的代际关系给予新生代更大的社会空间以展现个性、张扬自我、创新求变，这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动力。

（二）在教育扩张潮流中成长为高文化素质的一代

改革开放不仅造就了高身体素质的新生代，还造就了高文化素质的新生代。中国新生代的成长期正好撞上了中国教育的大扩张时代，80后要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赶上了“大学扩招”，90后上中学的时候赶上了“九年义务教育普及”。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大学扩招”政策，由此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这项政策实施之前的1998年，中国大学毛入学率仅为6%，即100个适龄青年中有6人能上大学。而随着大学扩招政策开启的高等教育扩张则使大学毛入学率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2016年，大学毛入学率已达到48.4%，即大约半数的适龄青年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即便是对于那些没能迈入大学校门的新生代成员，教育扩张浪潮也使他们极大受益。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政府加大力度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到2011年全面完成普及，这使新生代的中等教育完成率极大提高。

由“大学扩招”和“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等一系列教育发展战略所构成的教育扩张大潮，成为对中国新生代生命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在教育扩张浪潮推动下，中国新生代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一代，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确保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升了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代表了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不仅使中国新生代拥有知识和技能，而且也使他们具有开阔的眼界、独立的思考、理性的判断、创新的能力、文明的品德、强烈的进取心以及自信心。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比年长群体更有竞争力；面对高新科技发展、产业转型、新经济兴起，他们的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创新能力更强；在快速流变的文化潮流中，他们成为时尚的引领者；面对剧烈的社会变迁，他们的适应能力更强。

所有这一切，为他们在父辈面前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代际平等地位，冲击了传统上“论资排辈”的代际格局，使其作为新生代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突显。

（三）在人口流动大潮中成为流动迁徙的一代

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新生代正是在这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前，除了一些政策因素（如三线建设等）导致的人口迁徙，绝大多数人出生、上学、就业和结婚生子都居于一地。但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引发的人口流动大潮使许多新生代在幼年时期就随父母流动迁徙，更多的新生代成员离开出生地、离开父母去外地上学和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长，流动人口数量从1982年的657万人持续增长到2015年最高峰的2.47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人在流动。2015年后流动人口数量开始缓慢下降，但2018年其数量仍保持在2.41亿。在这些流动人口中，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占比重为65.1%，其中，越年轻的代际群体流动迁徙比例越高。大量的新生代向城市迁徙，特别是涌向了“北上广”等超大城市。在城镇地区，45%的新生代非本地“土著”，而是由其他地区迁徙而来，在北上广等超大城市，大约半数新生代不是本地土著。

新生代与前辈流动人口的构成有所不同。“50后”、“60后”和“70后”流动迁徙者绝大多数是来自贫困落后乡村的低文化水平打工者，即所谓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在贫困乡村中长大成人，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文化隔阂，在行为观念上也有明显差异。

新生代流动迁徙者的构成则较为多元化，不仅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还包括许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仅有来自贫困乡村的打工者，也有来自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的寻梦者。即使来自贫困落后乡村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的多数也是在城市或小城镇接受中小学教育，早早就离开乡土融入城市生活。新生代流动迁徙者与本地土著之间的文化隔阂与行为观念差异日益淡化，虽然在一些大城市还存在着因户籍制度而导致的对外来者的排斥和歧视（如子女入学等），但总体而言，在新生代中本地土著与非土著之间的隔离正在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等因素而导致的分化。

流动迁徙对新生代来说是一种生活的常态，随父母迁徙、因教育而流动以及异地就业谋生成为新生代成长经历的一个部分，他们的流动迁徙范围不仅跨越了省市，也跃出了国界。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出国留学生只有860人，学成回国者248人；而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54.45万人，同年回国留学生人数为43.25万人；不到40年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增长600多倍。

（四）互联网兴起与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培养的互联网一代

中国新生代的另一个代际标签是“互联网的一代”。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新兴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部分领域，中国几乎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甚至实现“弯道超车”而居于领先地位。互联网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成就中国新生代的重要契机。中国新生代的崛起与互联网的普及几乎同步，作为新生代先行者的80后青春文学写手正是借由互联网兴起而引领80后闯入公共视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互联网造就了80后，并彻底改变了社会领域原有的代际关系格局，使新生代的社会、文化、经济影响力急速扩张。

更为重要的是，在互联网普及的同时，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并使触网变得更加便利、快捷和低成本。上网不再局限于发达地区、城市、富裕家庭、高文化水平的青年群体，而是普及于整个青年群体。这极大地缩小了青年群体内部在信息获取与沟通等方面的阶层、文化水平和地区之间的差距，强化了青年群体的代际认同以及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的趋同，从而使新生代作为一个整体在公共领域发出越来越大的声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互联网也令代际之间出现“数字鸿沟”，拉大了青年群体与老一代群体之间在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等方面的差异。

▍城乡二元结构作用下形成的代内分化

改革开放中成长的新生代在多重交叠的社会、经济、文化巨变中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教育扩张、互联网兴起、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交织于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在他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机遇，形塑了他们的代际特征。共同的代际体验强化了他们的代际认同，也凸显了他们与老一代的价值观差异。

然而，新生代的代际共性并不能掩盖代际内的差异，新生代成员的前进步伐并非完全一致。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导致了新生代的分化，当都市中层家庭的独生子女新生代涌入精英大学或留学海外、而后成为白领精英在各行各业大展宏图之时，另外一批来自农村经济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成为教育竞争中的失败者，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了农民工。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导致了新生代发展的不均衡，一部分人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而另一部分人被时代发展抛在了后面。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异对新生代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导致出生于城市与出生于乡村的青少年在生存境遇和发展机遇方面出现明显差异。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出身背景影响了青少年的教育机会，导致了城市与乡村青少年之间的教育不平等，而教育机会的差异进一步造成了未来的发展机遇的差异。本世纪初，最初引起社会关注的80后青年实际上是一批城市家庭出身、父母有较高文化水平、本人也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都市文学青年，这些80后的代表和旗手以及他们所创造的80后代际文化，与占80后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青年无甚关联。80后农民工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直到数年之后，80后农民工因其与老一代农民工极为不同的工作态度和生活追求才被企业老板和农民工研究者发现，并称其为新生代农民工。

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城二代在新生代中所占比例为20.8%，农二代所占比例为52.4%，这两个群体是新生代中两个人数最多的群体，共占新生代人口的73.2%，其余不到30%是中间群体（逆袭者和滞留者）。高等教育扩张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子女有机会通过上大学突破城乡差异导致的阶层分化，他们被称为逆袭者，在新生代中的比例为16.3%。与此同时，城市家庭出生的青年也有部分未能搭上高等教育扩张的列车，成为滞留者，他们大多出身于城市中下阶层家庭，在新生代中的比例为10.5%。城二代、农二代以及逆袭者和滞留者构成了新生代内部的社会经济分化图景，展现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一）收入与就业的分化

新生代内部分化的基础层面体现在经济收入与就业机会方面。采用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所做的回归分析显示，城二代就业者的年收入是农二代就业者的两倍，比农二代高出27462.9元。逆袭者比农二代高15902.9元，这表明农村家庭出身的青年在接受了高等教育后，经济收益会有很大提高。但是，与同样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城二代相比，逆袭者年收入明显偏低（低11560元），这主要是由于逆袭者的大学文凭含金量较低，他们大多毕业于高职院校或二本、三本类高校。此外，滞留者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他们的收入比农二代高6224.9元。

在就业机会方面，城二代的就业率优势比远远高于农二代，失业风险则远远低于农二代。分析显示，农二代的就业率相当低，离开校园的农二代接近半数处于不工作状态，而绝大多数离开校园的城二代（超过70%）都有工作。逆袭者和滞留者的就业率优势比高于农二代但低于城二代，失业风险高于城二代但低于农二代。不过，逆袭者虽然就业率优势比高于滞留者，但失业风险也高于滞留者，这说明城市家庭出身在就业方面具有某种优势。滞留者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其就业稳定性高于有大学文凭的逆袭者，而滞留者就业率比逆袭者低，只不过说明滞留者比逆袭者更有条件“啃老”。收入与就业方面的差距显示出新生代不同群体在未来发展机遇上潜在的分化。

（二）消费与生活方式的差异

新生代的内部分化也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的服饰衣着支出、文化娱乐支出和通讯支出等各项消费支出，反映了新生代不同群体在消费与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城二代的服饰衣着支出是农二代的2.5倍，城二代的文化娱乐支出是农二代的6.4倍，两者的通讯支出差异虽略小，但农二代的通讯支出只是城二代的六成，逆袭者和滞留者在上述项目上的消费水平介于城二代与农二代之间。这些消费支出数据反映了新生代内部不同群体在消费实践活动方面的差异，而消费实践活动与人们的生活状态紧密相关，共同导致了阶层边界的明晰化，成为阶层分化的一种动力机制。

（三）社会参与程度的差距

新生代的内部分化同样也体现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虽然普遍来说新生代的社会参与意愿高于前辈群体，但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反映出新生代内部不同群体社会参与度的明显差异，新生代不同群体对于政治问题的关注度、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度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度有极大差异。

农二代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度远远低于城二代，农二代中只有约1/3的人经常浏览网上政治新闻，约1/10会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问题，而城二代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优势比是农二代的3.67倍。农二代参与公益活动的比值也极低，特别是参与政府、单位、学校组织的志愿者活动的机会很少，仅有约8%的农二代参加过这类志愿者活动，农二代参与自发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的比例也只有约15%，而城二代参与过这两类活动的优势比是农二代的5.4倍和2.65倍。农二代社会组织参与度同样低于城二代，参加过文体娱乐等联谊组织和民间社团的农二代比例只有约5%，城二代参与过这两类组织的优势比是农二代的3.48倍和3.42倍。城二代与农二代之间社会参与度的鸿沟显示出新生代内部的社会屏障，虽然许多农二代生活于城市之中，但实际上他们被排斥在城市公共领域之外，未能真正获得市民身份。

▍结语

中国的新生代在巨变中成长，同时也在影响巨变的速度和方向，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与新生代个体的成长历程交织成的画面，成为改革开放的画卷中最为生动的一幕。然而，中国新生代的成长也打上了城乡差异和阶层分化的烙印。新生代的代际共性未能突破社会结构的制约，代际认同也没能消解代际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相反，市场化推进导致的社会分化强化了阶层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二代现象（城二代与农二代、富二代与穷二代）也成为新生代无法回避的代际面貌之一。

今天，新生代中的80后多已为人父母，迈向中年人群，他们在以新的理念养育第二代独生子女的“新新人类”，并在抉择要不要生育二孩；90后已成为新生代的主力，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国际竞争激化的环境中，他们必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但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经济又为他们打开了创新创业的新空间；00后们大多还未离开校园，正在互联网世界中创新他们的青少年文化，他们虽然还未走向社会，但已作为一股消费势力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崛起，引领着消费趋势和文化时尚。这些生于大变革时代的改革开放的孩子们，在新时代还将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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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3期，原标题为“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