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君临天下五十年之际，对六次南巡的重要性讲了这样一句话：“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
所谓的“西师”是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平准定回之役，这场历时五年的战争，彻底清除了准噶尔部南侵喀尔喀威胁大西北及京师的祸根，统一了准、回各部，拓疆二万余里，为保持西北、北方及青海、西藏的安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南巡与之相提并论，乾隆此语并无夸大的成分。
名为南巡，实为江浙二省，为何乾隆帝如此看重江浙呢？
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下了一道重要的谕旨。在这道谕旨中，乾隆主要讲述了他南巡的原因：一是奉母游览名胜，省方问俗，二是考察官吏、河务、海防。
不过若是联系到当时的局势和六次南巡的具体情形，以及乾隆帝的个性来看，他之所以要巡幸江浙，其根本目的和愿望主要是政治性的，即他是为了创立和巩固“全盛之势”而出巡的。
乾隆六次南巡，主要的目的地都是江浙，这里面也是大有说法的。江浙在清朝诸帝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大清的“财赋之区”。从历年征收的赋税来看，江浙田赋大约占到岁入的30%，盐课68%，漕粮64%。这些数据表明，江浙两省在全国经济领域的特殊重要性。
江苏、浙江二省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十倍于他省。仅以关系政界、文化界最为重要的科举而言，江浙二省状元最多，从顺治开科到乾隆时期，皇帝钦定的61名状元中，江浙出了51位，榜眼、探花以及二、三甲进士之情与此类似。这也直接影响到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职的人选，江浙之人任职之多，在政界影响之大，是其他各省无法相比的。
此外，江苏、浙江又是清朝前期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一直延续不断，文字狱也以江浙为多。这些事实表明，江浙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朝廷必须牢固控制住江浙，来巩固其统治。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巡幸江浙的根本原因。
南巡取得了哪些成效？
乾隆皇帝效仿皇祖康熙帝六巡江浙之例，亦六下江南。这六次的具体时间为：
第一次是从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三日离京，至五月初三日奉母返回畅春园；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出发，四月二十六日回圆明园；第三次是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四日；第四次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日日；第五次是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第六次是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
前四次是奉母前往，后两次为帝率臣巡幸。这六次巡幸，一般都要到江宁、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加上了浙江的海宁县。六次所经之地、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现以第一次南巡为例，参举其他五次巡幸，作些评述。
其一，蠲免积欠钱粮
第一次南巡之前，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下谕蠲免江苏、安徽、浙江钱粮：“朕巡行江浙，问俗省方，广沛恩膏，聿昭庆典。更念东南贡赋甲于他省，其历年积欠钱粮，虽累准地方大吏所请，分别缓征带征，以纾民力，而每年新旧并征，小民终未免拮据。”
这一次蠲免的范围较大，将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三年江苏积欠地丁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地丁银三十万五千两全部蠲免，浙江因无积欠，特嘉奖本年应征地丁银三十万两，以示鼓励。同时，又免南巡所经的直隶、山东州县本年应征赋税的十之三，免山东欠粮九十七万余石。
其二，巡视河工
江浙屡遭特大洪灾，成千上万人葬身鱼腹，田园庐舍淹没，家产尽失。故乾隆视水灾为江浙大害，决心大兴河工，治灾谋利。早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时，向导大臣努三、兆惠便奏称：“江南附近御路朱家闸之引河，洪泽湖之九里冈，清口之木龙、运河闸，高邮州之东堤、南关、车运坝及高家堰，共八处，均关运道民生，工程紧要，仰请亲临阅视”。（《清高宗实录》）
乾隆帝于第一次南巡期间，就直接处理了几件有关河工之事。江南河道总督高斌等奏称，高家堰汛内大坝、里坝等处工程，上年连日风雨，请拨银兴修，为乾隆允准。不仅如此，乾隆帝还亲祭禹陵，行三跪九叩礼。其后又相继巡视了各处河工、海塘，予以了高度重视。
其三，召见和加恩江浙士绅
对于休致或因故居家的文武大员，以及进献诗文之士人，乾隆帝皆予以厚待，或起用其官，或赐诗物嘉奖，或授予职衔。
第一次南巡时，浙江海宁人陈世倌，原由乾隆帝自废员起用为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乾隆六年擢升大学士（此人即野史中经常提及的乾隆帝生父，不可信之）。其后，陈世倌又因拟旨错误，被乾隆斥责“卑琐不称大学士”，交部议处，夺其职，返家闲住，第一次南巡期间赏还原衔。
期间，乾隆帝又对致仕的侍郎沈德潜加恩，照其原官赏给本俸，前来接驾的革职提督杨凯年力未衰，著加恩补授河北镇总兵。对接驾时参加考试考中举人的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等人，特赐内阁中书。
其四，检验军伍
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在苏州、嘉兴，三月在杭州、江宁皆数次阅兵，并赏赐官兵银米，他曾写过好几首关于阅兵的诗，其中一首是在江宁阅兵时所写：
建业开牙驻禁军，当年深意守惟勤。
安时要不忘危日，诘武宁当视具文。
八分旗色光耀旭，千行士气厉凌云。
方行禹迹无非事，大烈钦承勗绍闻。（《重刊江宁府志》）
其五，移风易俗
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就江苏奢靡之风下谕说：
……惟年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未裕，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有未逮。夫去奢崇实，固闾阎生计之常经，而因时训俗，以宣风而布化，则官兹土者之责也，其尚励乃实心，以行实政，无忝教养斯民之任。”（《清高宗实录》）
另外，乾隆帝南巡还有谒明太祖朱元璋孝陵，视察江宁机房（隶属织造府），祭明臣王守仁，幸尊文书院，游览报恩寺、雨花台、灵谷寺、虎丘、西湖等名胜古迹等。
通过六下江南，乾隆帝了解了官风民情，兴修河工，蠲免赋税，革弊兴利，宣扬圣恩，争取江南士绅，对安定江浙，发展生产，创造“全盛之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由于六次出巡，大量人员来去奔波，上万匹马，上千只船，每次历时四五个月，这项“大差”也确实花掉了大量的银两，同时也滋扰了民间。
尽管乾隆帝先后几十次下谕，讲述一切费用动用帑银，禁止骚扰地方，力求俭朴，不许奢侈。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随侍大臣作威作福，地方官拼命巴结，竞奢华，比阔绰，使六下江南之举，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民间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比如，乾隆前五次巡幸江南，在杭州换小船之前，都是乘坐御舟“安福舻”，还有翔凤艇作为备用，其豪华程度已经十分惊人了。而两淮盐政伊龄阿却令盐商花银数十万两制宝连航御舟，供乾隆帝乘坐。仅从乾隆十六年至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商便孝敬四百六十余万两，供乾隆南巡差用。
据档案《扬州行宫名胜全图》记载，两淮盐商为迎接乾隆帝巡幸扬州，曾先后集资修建了高桥、香阜寺、天宁寺、迎恩桥、虹桥、莲花桥、万松亭、平山堂、宝塔寺、高旻寺、锦春园等，宫殿楼廊五千一百五十四间和亭台一百九十六座，并购置其中陈设景物，使扬州市容、风气大变，更加奢华。
乾隆帝在晚年时曾亲撰了《南巡记》一文，在里面总结性的叙述了他六下江南的原因、目的及成效，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南巡的作用还是十分肯定的。只不过，在后人眼中看来，南巡不过是他为一己私欲，靡费国帑之举。因此，在看待乾隆南巡这件事上，应该要从多个方面和角度出发，客观公正地给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