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皇帝之一。倘若以杀人手法之多样、之残酷论，即使把朱元璋放到夏桀、商纣、三国吴末帝孙皓、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等以暴虐闻名千古的暴君行列，似也不能算是过份。
不过，由于朱元璋不是亡国之君，而是一个持续了276年的大帝国的创建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性格的暴虐给世人造成的不良印象。
在“光环效应”的作用下，朱元璋的许多杀戮行为还被赋予合理化解释。
一、朱元璋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是极其强烈的攻击冲动。
正如清人赵翼所说：“雄猜好杀，本其天性”。按照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见解，人的个性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种精神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
据精神分析学派称，人的性格与其早期经验、特别是个体最初5年的生活经验有关。
不论婴幼儿时期的经验对朱元璋性格发育有何影响，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少年时代，朱元璋就体现出外向型攻击性格。
一次，他和伙伴们到野外放牛，大家肚子饿了，只能在嘴上说些好吃的自我安慰，朱元璋却打起小牛犊的主意，率领伙伴们将它杀死烧烤，大家分吃了。对于一个10岁出头的小孩来说，这是十分大胆的行动。
在出家以后，朱元璋的攻击冲动则有过更加明显的发泄。一天，朱元璋扫佛殿时，不留神被神座绊了一跤，他便用笤帚把神像打了一顿；还有一天，他见殿上的蜡烛被老鼠咬坏，便用笔在神像背后写上“发配三千里”字样。
在寺院里，朱元璋身份最为低下，一切杂役都由他承担，他还常受其他人的欺负，这自然使他气愤难平。此时他无力也不敢向活人撒气，只能把神像当作欺压他人的人的替代品予以攻击。
这是朱元璋性格的深刻暴露。说明他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欲望。一旦他获得了权力，攻击的对象自然也就会转移到活人身上。
朱元璋脱下缁衣，投身戎伍之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值此干戈扰攘、群雄逐鹿之时，朱元璋知人善任，文有安邦之臣，武有定国之将。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朱元璋此时的施虐冲动被有效控制。
对朱元璋这样的攻击内驱力极强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对自己这一阶段的克己内省工夫印象颇为深刻，立国后还曾向李善长追述说：
“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气方刚，军士日众，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谁能禁我?因思心为身之主帅，若一事不合礼，则百事俱废，所以常自检点。”
立国之前，朱元璋也有暴怒杀人的表现。朱元璋下令禁酒，名将胡大海之子胡三舍犯禁，时大海正经营浙东，都事王恺虑其不安，请求宽宥，朱元璋暴怒，竟抽刀亲手杀死三舍。
朱元璋命朱文正往镇江西，以儒士郭子章等辅佐参谋，后文正荒淫不法，朱元璋以郭子章等不谏阻，悉数诛杀，文正部下随从、头目50余人皆被挑断脚筋。
朱元璋严格执法是正确的，但竟至亲手杀人，株连无已，甚至使用挑筋酷刑，不可否认是有满足自己施虐心理的因素。
对于一些拂逆其意的小人物，朱元璋也不是简单地惩处或诛杀，而喜欢进行肉体折磨。
朱元璋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并拨与歌妓十余人。
宴间，叶国珍命歌妓脱去皂冠、皂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奉命暗中监视的内官一回报，朱元璋大怒，命壮士拘执叶国珍，与歌妓连锁于马坊，还把歌妓们的鼻尖都削去。歌妓以声色侍人，身份卑贱，官员有令不敢违，穿华丽衣服混坐即使触犯法条，亦非她们之过，朱元璋竞削鼻尖毁坏她们赖以为生的容颜，没有强烈的施虐心理的人，是做不出这样卑劣残忍的事情的。
大明帝国建立后，太学落成，朱元璋前去观察，见某处侈费，立命将负责督造的工部官埋于晷台下。
舍人詹希原奉命书写太学集贤门匾额，门字右边一笔稍钩其末，朱元璋大怒说：“吾方欲集贤，希原欲闭门塞吾贤路邪?”竞将詹希原杀死。
朱元璋再三要求臣下勇于进言，认为“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但他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臣下常因进言得祸。
他曾下诏免江南诸郡秋税，不久又命征之，右正言周衡认为这样做“是示天下以不信”，遂加谏阻。朱元璋自知理亏，接受了周衡的意见，但心里也恨上了周衡，不久就借周衡回乡探亲迟归一日的小放，将周衡弃市。
对酷刑的运用，朱元璋兴趣越来越浓。朱元璋听说熊宣使之妹年少貌美，欲收入宫中，员外郎张来硕劝谏说：“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若明取之，于理不妥。”
朱元璋立时怒火中烧，令壮士用刀捣碎张来硕牙齿。
后李善长弹劾参议李饮冰与杨希圣弄权不法，朱元璋想到熊氏是杨希圣未婚妻，不由嫉恨交生，下令在二人脸上黥刺“奸诈百端，谲诡万状，宜此刑”字样，又命割李饮冰之乳，立死，劓杨希圣之鼻，安置淮安。大肆施虐之后，朱元璋的心理获得满足，对熊氏也就没有多大兴趣了，后来又坚持将熊氏配给杨希圣。
朱元璋对杀人的手法极感兴趣，花费心思创立了许多酷刑，“自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人脊悬之；有称竿，缚置竿杪，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有剥皮，剥赃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惩；有挑膝盖；有锡蛇游等法”。
朱元璋热衷于将人皮完整剥下保存展示，也很喜欢让尸体长期悬挂示众，以致连国子监这样的育才之地也总是“悬尸连比”。
为了满足自己的施虐欲望，朱元璋不仅喜欢杀人，还喜欢欣赏人面对死亡的恐怖与痛苦。
医人王允坚卖毒药与人，事发，朱元璋命将王允坚带到自己面前，先强迫他服下他自己配制的毒药，等毒性发作，又用粪清插凉水为他解毒，次日则将他枭令示众。
朱元璋将此事写入《大诰三编》，描述得非常细致，可见此事曾使朱元璋获得极大心理满足，事过之后，仍觉回味无穷。
朱元璋还喜欢仪式化的死刑执行方式，铲头会就是一例。
他“恶顽民窜迹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地埋其躯，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之，一斧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当过和尚的朱元璋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斩杀和尚，心里一定十分畅快。
二、洪武时期有过不少次大规模杀戮行为，小规模的诛杀更是每日不断。
功臣集团的覆没，是明初政治史上的大事。朱元璋对功臣集中地、成批地诛杀，主要有两次，这就是胡惟庸之狱和蓝玉之狱，两次诛杀达三四万人。
正如史家们所分析的，朱元璋之消灭功臣集团，主要原因有二：
1、功臣们恃功自傲，贪婪地揽取权力和财富，所行多不法；
2、朱元璋对功臣们怀有深刻的猜忌心理，将他们视为皇权的最大威胁，不除之不能心安。
两者之中，尤以后者为要。
建国之前的龙凤八年（1362）曾发生淮西骁将邵荣谋反和谢再兴叛变事件，这无疑会在素性“雄猜”的朱元璋心里投下一层阴影。
龙凤十一年（1365），朱元璋曾对赵普说宋太祖收诸将兵权，大加赞赏，可见那时他已考虑到功臣威胁问题，不过，当时朱元璋还认为不一定非要使用极端手段，因而他批评汉高祖刘邦“内多猜忌，诛夷功臣”，而称赞唐太宗李世民“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
即位之后，开始他虽经常斥责功臣们的不法行径，但还是予以优容，想保全他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权力越来越热恋，想法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部下之间需要有一个政治空白区，这样最高统治者地位才有保障，他才会感到安全。
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正是对这项原则的形象诠释。
正如朱元璋所说：“创业之谋，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天下是大家浴血奋战共同打下来的，权利的分配也就多有分享性而较少恩赐性色彩。
而且大家都起于贫贱，有的功臣还与朱元璋自小相识，一起成长，相互熟悉了解，对朱元璋很难产生臣下对君主所应具有的神圣感。
这种情形，自然会使朱元璋觉得功臣的权位离皇权太近。
每个最高统治者都需要一个政治空白区，权力欲越强，猜忌心越重，所需要的政治空白区就越大。朱元璋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欲最强、猜忌心最高的皇帝。
他不仅取消了宰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以凸显皇位的突兀孤高，还导演了一幕历史上最残酷的“狐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作为一位由社会最底层升至社会最高层的皇帝，朱元璋既有高度的自尊，又有强烈的自卑。
正像心理学研究所证明的，自卑与自尊是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越是自卑感强的人，越要极力维护自尊，常把自己遭受到的微不足道的事情，看成是莫大耻辱。
强烈的自卑心理与强烈的猜忌心理、施虐心理在朱元璋身上的结合，又给许多人带来不幸。
文字狱就是典型的表现之一。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中收集了许多例子，大家耳熟能详，此不赘引。
朱元璋由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为一代开国君主，这种巨大的成功使他的自大心理严重膨胀，自认为是超凡的英雄，天命的承担者。他不仅觉得自己在统兵作战、处理政务方面高入一筹，而且认为就是读书为文，也比别人聪明得多。
他曾对侍臣说：“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
朱元璋政治理想的框架，是从儒家经典对上古盛世的描绘中归纳出来的，但其内容，则打上了朱元璋本人经历和经验的深刻烙印。他希望能“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
一句话，他希望建立一个贵贱有等、上下相安、四民富足、和睦友爱的理想小农社会。
然而，尽管朱元璋为了治国安民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所盼望的理想社会却总是未能出现，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
朱元璋正是一位属于暴躁型极端性格的人，面对政治期望不能实现的重大挫折，他是无法忍耐克制的，他必须有所发作。
将愤怒情绪直接发泄到他认为应对他的理想不能实现承担重要责任的人身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对贪赃害民的官吏和不务生理的游民的大规模严酷打击，无数的人，包括许多无辜的人，死于非命，也有许多人被罚作苦役或发配充军。
练子宁在廷试策中写道：“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区区小故，纵无穷诛，何以为治?”
三、朱元璋的滥一系列杀戮行为，给明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
应当承认，朱元璋的这些极端行为，尽管颇有些矫枉过正，但确实给平民百姓带来一些切实好处。
平民百姓是位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常常遭受欺压和侵害。
大体说来，当时对平民百姓生活造成严重损害的三类人：
是上瞒下欺、渔肉百姓、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是力行兼并、巧取豪夺、作威作福的地方豪霸是不事生产、敲诈勒索、为害乡里的逸民流氓
这三类人，正是朱元璋残酷打击的对象。
经过这些大规模地诛戮打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兼并，加强了自耕农的地位，减轻了强加或转移到农头上的各种赋役、摊派和勒索，减少了游食寄生阶层的人数，使百姓增强了发展生产的能力和积极性，对明初社会从战乱之后的残破景象中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有一定促进作用。
《明史·循吏传》在评论明初吏治时，谓“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确非虚誉。
但是，也应看到，朱元璋的滥杀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亦是十分严重的。
第一，大批文人学士横遭杀戮，使得文化界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恐怖气氛，从而窒息了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的发展。
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国，对南人在政治上采取压制政策，但在文化统治方面，却颇为疏阔，南方士人虽仕途艰难，但却能留连诗酒，抒发胸臆。
即使是在元末的战乱时期，由于割据群雄多采取延揽知识分子政策，文人学士们不难觅得一方安居之地。
但在朱元璋统治时代，士人们却经历了一场浩劫。以素有“人文渊薮”之称的苏州为例，元末割据其地的张士诚“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出现了“盛稷下之儒”的局面，文风极为昌盛。
朱明立国后，吴中士人饱受摧残，如驰名诗坛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竟无一人免于朱元璋之毒手。
著名士人骈首就戮，使文化事业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而尤为严重的是，幸存下来的士人为保护身家性命，不得不对自己的思想感情严加钳制，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明史·儒林传》谓明初儒者“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可见其时文化学术已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僵化保守境地。
第二，朱元璋对功臣宿将的集中屠戮，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
战争是由人进行的，军事人才是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长期战争的检验和磨练，明初中央政府拥有许多富于才干的将领，他们奉命四出征讨，练兵屯守，起到很大作用。
这些将领功高震主，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朱元璋加以打击、限制，也是势所必然。但是，朱元璋采取了毁灭性打击方式“元功宿将相继尽矣”，遂致中央政府缺乏将才。
朱棣在朱元璋死后敢于发动“靖难之役”，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建文帝的失败，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经过朱元璋的大肆诛戮，他无将可使。
首先派出的耿炳文虽是幸存下来的老将，但缺乏总制大军的经验；继尔派出代替耿炳文的李景隆，更是缺乏军事才能的纨袴子弟。
以致朝廷方面在军力上虽占据优势，却节节败退，最终帝座易主。皇家内部的这场争斗，使刚刚从元末战乱中恢复起来的社会经济再次遭受摧残，对此朱元璋是不能辞其咎的。
第三，朱元璋虽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但他过分地实施诛戮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给经济带来损害。
在惩治贪官污吏时，朱元璋提倡彻底清查，《御制大诰·问赃缘由第二十》规定：
“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
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当上指，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
如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对富户过分地诛戮打击，对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一向富饶的苏州在明初陷于残破，除战争因素之外，朱元璋的严酷打击也是重要原因。
第四，朱元璋缺乏节制的诛戮行为，对官僚集团的素质和行政绩效也造成不利影响。
其一，许多优秀人才不愿进入官僚行政机构，而是“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朱元璋虽设“寰中士大夫为君用”之科加以网罗，终有遗逸。
其二，自愿或被迫进入行政机构的优秀人才，也难以施展其才，许多人甚且不保首领，正如茹太素所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使”。
其三，在恐怖气氛下，官员唯唯诺诺，畏首畏尾，很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而且，朱元璋一味以严刑恫吓臣下，“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
其四，朱元璋依靠诛戮手段使官员队伍不断得到更新，固然可使奸恶官吏不致长久为非，但也使一些循良官吏无法实现其利于百姓的政策措施，如循吏方克勤很有治绩，受到朱元璋嘉奖，后“为属吏程贡所诬，谪役浦江，复以空印事连，逮死”。
此外，朱元璋的滥杀，还给后代子孙树立了恶劣的样板。
朱棣之诛杀建文臣子，手段极其残酷，不能不说是受了乃父先例的影响。
明武宗、世宗为谏诤事，一次杖杀朝臣十几名，从中也可看到朱元璋滥杀的影子。
综上所述，朱元璋之所以“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把重典政策奉为治世圭臬，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在他身上，存在着强烈的攻击冲动和施虐偏好。
明朝建立前，为了实现创业大计，他基本上克制住了自己的情感不使之暴发，但在正式登上皇位后，则开始放纵自己的本能冲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冷酷暴虐，成为心理严重变态的杀人狂。
他不仅滥杀无度，而且对杀人手法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创制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新奇酷刑。
功臣集团的覆没，与朱元璋深刻的猜忌心理有关；文字狱的出现，既与猜忌心理有关，更与其自卑心理相连；至于对害民官吏和游民逸夫的诛戮打击，则与其政治理想不能实理造成的挫折心理是分不开的。
朱元璋的滥杀，虽有助于清除贪官污吏、地方豪霸、逸民流氓等各类害民者，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也造成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窒息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降低了官僚集团的素质和治政绩效。
先秦时期，统治者就将礼与刑奉为治理国家的两大原则，秦汉以来，历代帝王更是多将儒、法之道融汇运用。
刑罚之设，自不可免，最高统治者大权在握，滥杀之举亦不鲜见。不过，像朱元璋这样杀人如此之多、手法如此残酷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