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出身和少年时期
原名赵键，字中枢，抗日开始后以字行之，1912年农历11月18日（公历12月26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五级村的一个官宦之家。
父亲赵丕廉，字芷青，号麓台，清末拔贡出身，后进山西大学堂东斋攻读。参加辛亥革命，随续西峰的“忻代宁公团”在大同抗清，胜利后曾历任山西省长治县县长，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务部次长，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顾问，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等职。北京解放前夕奔走于国共和谈代表之间，为促进和平解放北京尽了己力。全国解放后，任北京文史馆馆员，山西省政协委员。父亲生有八男二女，我排行老三，叔伯兄弟大排行老五，所以小时候也有人叫我赵五。
年幼时，不喜欢五经四书，但天资聪慧，爱看侠义小说。性刚直，好交友，爱打抱不平，以助人为乐，对强暴顽童常与之械斗。在五台东冶镇沱阳小学读书时，因校长徐堂文在检查卫生时打我五个手板，一气之下，离开五级村跑到太原就读于国民师范附属小学。小学毕业后考入太原进山中学，因家庭环境和个性相似，与同班同学赵宗复相善，受其影响较深。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1926-1928年），进山中学的师生中有不少是地下党员，如老师中的何雁秋（植物老师）、纪廷梓（学生会主席）、高仰毓、牛佩琮（进山三班学生）。他们多订有进步杂志和“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学书刊，如“语丝”、“呐喊”、“阿Q正传”等等，在学生中传阅。那时我并不懂什么政治主张，但与学校中的左派同学接近，曾随高年级同学打国家主义派，打平民中学等学潮。当时有左派同学被关押者，常与赵宗复利用社会关系设法营救或资助之。
“九—八”事变后，借助家庭关系，协助进三班同学任家骧（任弼绍）秘密在家印刷地下刊物《红旗》，并印发“阎锡山十大罪状”。借假期回家期间办农民夜校，张贴墙报唤醒民众反对土豪劣绅，并联络五台东冶镇一带的青年进步学生，和赵庭良（仲池）、王书良、赵守封等计划成立“磨子山公社”（亦称“六月公社”），作为革命的启蒙活动，后因找不到地下党领导而半途中止。将近学校开学之前，联合五级村住国民师范的学生郝春和、张建昌等捐款，利用本村南观音堂之空房创办村图书馆，购买了大量新文学书刊供本村小学生阅读。在进山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市立第四中学。这是当时北平市的一所有名的中学，校长姓齐，教职员大都是北大的优等生或大学的讲师。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赵宗复主办的山西日报《榴花》副刊。此副刊因讽刺当局，后被追停刊。
二、投身革命，为党从事秘密情报（革命）工作十七年
1、在北平四中参加革命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接着于1932、33年又入侵华北内蒙，侵占我东北。其时，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向我苏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只有中国共产党发出号召，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反对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的行为。这正是全国人民的愿望，更是青年学生的心声。同学们响应党的号召，不顾当局的镇压，奔走呼号，唤起同胞共赴国难，挽救民族的危亡。
我就是在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涨热潮中，于1932年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学读书时，参加了“社会科学者联盟”（简称“社联”）的活动。“社联”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其直接领导人是共产党员任家骧。因我在太原时就帮他印刷过党的地下刊物，他对我很信赖。先后参加的有员宪千、田际华。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贴标语，散传单，办墙报宣传抗日等。墙报办了两期就被校方查禁。贴大标语较困难，我们由邮票得到启发，用胶水刷在白纸上，胶水干后写上七歪八斜的字体，上街随机张贴，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腐败，号召同胞们奋起抗日。我们满腔热血沸腾地投身到全国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洪流中。
这时，赵宗复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志趣相投的进山同学。他每星期进城总要找我陪他一起去草岚子监狱，给被捕的朋友们送报纸和食物，并通报外面的一些情况。有时，还一同去西河沿北大宿舍或山西会馆，找同学老师议论时局。有一次我向宗复发牢骚：“任家骧太不信任人了，我向他提出入党，他说你父亲是国民党后补委员，又是国民党的大官，恐怕共产党不会要你”。他听后笑着说：“入党不是件简单事，要经过一系列考验，你好好干吧”。从此，我一面有点怨气，另一方面年青气盛在工作上更加努力，心想：看看我的表现吧。
1932年高中毕业后，我考入北师大中文系。北师大离下斜街山西会馆近，我常去找住在会馆的进山中学同学赵庭良（仲池）、徐会云（庆符）聊天。他们劝我多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并给我开了些当时能够找到的书目，帮助我学习。赵、徐二位也是我学习马列主义的启蒙者。
一个星期日，我到北师大宿舍找赵守封聊天，正好宗复在座。宗复问我：“你为什么要信仰共产主义？”我说：我认为共产党好，国民党腐败。其时，我的理论水平还浮浅，说不出更多的道理。他说：现在有件事要办，此事对救国救民有关，但要完成任务需冒险和克服困难，你愿不愿干？我说：只要对抗日有利，什么工作我都愿干。他说：日寇逐步侵入华北，国民党政府拱手相让。中国红军决心抗日救国，蒋介石却围剿阻击。所以，苏联红军在必要的时刻可能出兵阻击日寇的进一步入侵。我们想摸清由新疆到内蒙的军事路线，以及当地国民党军队的态度和动向。我答应试试看。
我接受这个任务后，首先考虑以什么理由去绥远。那时，我的姐夫续世名在绥远省府任秘书，我便给他写信说想去绥远玩几天，得复欢迎我去。1932年底，我弃学到绥远住在姐夫家。接着面临的问题是一直停留在外弃学，如何向父亲交代，而且接受的任务不是短期能完成的。在此期间，打听到我父亲的老朋友石华严时任绥远屯垦督办，他正计划去德国考查，我即给父亲写信，请示允许我随石华严学习德语，以便日后到德国留学。父亲怕我学坏，便同意我住在绥远向石华严学习德语。为此，父亲还给石华严写信，请他多加关照，并且隔些日子给我寄些生活费。其实，我学德语是借口，一门心思是想如何完成宗复交给我的任务。
我借旅游为词，去包头昭君墓等地实地踏勘了一次。塞外茫茫草原，土地辽阔，交通工具难觅，独自再去新疆谈何容易，我决定再返回绥远另想办法。于是，又住到我姐夫家广交朋友，同绥远省政府的几位职员相熟了。他们得知我是赵丕廉的儿子，又随石华严学习外语，都奉承我，拉近乎。有一次闲聊天，我说：想到新疆玩玩，山遥路远难以成行，又不知怎个走法，又无去那里的交通工具。一个在省政府管档案的丁君说，两月前省府派一个考察队去新疆，考察报告才归档，你请续秘书（我的姐夫）开一借条借出来，一看便了解路线。我请姐夫借出一阅，喜出望外，其中由绥远到新疆的详细交通图正是我所需要的。当即给宗复寄信，请他来绥远。宗复来后将资料带回北平，让我留下来继续其他任务。不久，宗复又来信要我速回北平，有要事相商。
我回到北平后，宗复介绍我见领导人老刘。老刘自己开车拉我和宗复去香山饭店。他首先表扬我工作干得不错。然后说：“现在正式承认你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的情报人员。主要任务是搜集了解日军军事情报和地方军阀的动态。我的地址不固定，以后和宗复联系，称呼我老刘就行了。”我和老刘初次见面，所以较拘谨。当天晚上，他又开车将我和宗复送回城里。分别时，他对我说，有些事情宗复会告诉你的。之后，宗复对我说：“老刘叫刘一樵，上海人，是我们的领导人。刘想选择一个去日本工作的人，让我征求你的意见，你考虑考虑敢不敢去”，并给我讲了一些组织纪律、工作守则等注意遵守的事项。
（按：所有先烈的革命行为都值得被永远地铭记！在此感谢赵理中先生提供文字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