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宪：清代福建书院的若干特色及当代价值

早在唐代,福建就已出现了书院。宋代,福建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元代和明代以后,福建的书院被纳入官学系统。清代,福建共创办了470所以上的书院,其中既有大型省会书院,也有居于乡邑的小型书院。“除一部分仍保持教学与切磋学术的传统外,多数成为科举的附庸,以学习八股文写作以应科举为主课。同时有相当数量与书院性质相似而规模较小的私学和以个人读书为主或数人相聚读书,互为师友,或兼讲学授徒的书堂、书室。它们互相补充、促进,在官学以外形成另一更具活力的教育组织形式。”[1]清代福建的书院教育较为发达。考查这一时期书院的办学状况,我们感觉其具有以下一些突出的特点。

一、通过祭祀朱熹及其他理学名家以弘扬理学精神

书院具有祭祀的功能,这在全国都一样。所不同的是,在福建的书院里,祭祀的对象主要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名家。

乾隆十七年(1752),巡抚侍郎陈宏谋缮修学舍,将福州鳌峰书院内的六子祠改为二十三子祠。原先的六子祠祭祀宋儒游广平、胡玉峰、黄勉斋、陈北溪,明儒陈布衣、蔡虚斋等6人。改为二十三子祠后,又加祠宋儒杨龟山、王信伯、林少颖、罗豫章、李延平、李西山、胡文定、胡籍溪、胡致堂、刘屏山、刘白水、李忠定、蔡西山、蔡九峰、廖槎溪、真西山,以及明儒黄石斋等17人。

福州的道山书院是一所专为教育盐商子弟而设的书院。乾隆十七年(1752),由总督尚书喀尔吉善、盐法道吴谦志谕闽商捐建。在这样的书院里,也充满了浓厚的理学氛围。该书院“前为讲学堂,中为六子祠,祠宋儒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康节邵子、横渠张子、紫阳朱子……”[2]

福州凤池书院于道光二年(1822)由盐法道王楚堂捐俸建“仰止楼”五间,以祀宋儒陈古灵、陈季慈、周公辟、郑宏中、游定夫、杨龟山、王信伯、李忠定、林拙斋、罗豫章、李愿中、李西山、胡康溪、胡籍溪、胡致堂、胡五峰、刘屏山、刘白水、朱元晦、蔡西山、蔡九峰、黄勉斋、陈北溪、廖子晦、真西山,以及明儒陈布衣、蔡虚斋、黄石斋。

福建的一些书院,因朱熹曾在当地留下行迹而设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出生于福建,一生除在外省短暂逗留外,其余时间都在福建省内活动,足迹遍布闽北、闽东、闽南及闽中诸多地方。他毕生的主要精力都用于著书立说及讲学活动。在福建,他亲自创建了寒泉精舍、同文书院、武夷书院和考亭书院。朱熹逝世后,其追随者在朱熹过化之地又兴建了多所纪念性的书院。

位于同安大轮山的朱文公书院祭祀朱熹,因朱熹在南宋绍兴年间担任过同安县主簿,并在同安开创讲学之风的缘故。“紫阳过化今犹在,与我同人式典型”,高宏音的《仰止亭怀古》是对朱子遗风流韵的深切缅怀。

长乐县的德成书院,原先为唐水部尚书林慎思的读书处,朱熹曾寓其中。当地人以朱熹德成于此,因名其室,曰德成。

长乐县的龙峰书院为宋儒刘砥、刘砺读书处,朱子避学禁时寓此,二刘从而受业。于是,后来建为书院。

晋江安海石井书院系为纪念朱松、朱熹父子过化此地并讲授经义而设。清代曾多次重塑朱熹塑像,以示尊崇。

安溪的凤山书院,因朱熹曾来过此地,当地人崇仰朱熹,设立该书院,绘朱熹像于中殿。

泉州的小山丛书院塑有朱熹塑像,时时祭祀。该书院的“过化亭”以及亭后斋舍上的题额“瞻紫”(朱熹号紫阳),都透出浓浓的理学色彩。

泉州的清源书院,在讲堂左边建先觉祠,祭朱熹、蔡清、李光地等先贤。

华安县的凌云书院,内祀朱熹、陈淳、王过等宋儒。

在福建的一些地区,朱熹及其理学思想对书院的影响还体现为,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有多所书院祭祀朱熹及其他理学名家。

南安是朱熹过化之处,其曾多次到当地的书院讲学,所以这里的不少书院都祭祀朱熹。如丰州书院中为讲堂,后祀朱熹；芸圃书院的礼堂祀朱熹、二程、周敦颐和张载等濂洛关闽四学派的5位宋代理学大师。此外,观海书院、诗山书院也都祭祀朱熹。

古田县位处山区,宋庆元三年(1197)朱熹避“伪学”之难来到古田讲学。在他的影响下,一时城乡内外书院林立,读经论道蔚然成风。朱熹及其理学思想在这里的影响很大,该县的很多书院都祭祀朱熹。蓝田书院,中祀朱熹,两庑列祀传说为保护朱熹而杀身成仁的康太保及朱氏门人。此外,如溪山书院、螺峰书院、浣溪书院、魁龙书院、崇正书院、正学书院等,也都祭祀朱熹及其理学名家。

福建的一些书院从名称上看就直接与理学有关。如：连江县的朱子书院和理学书院。前者设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中祀朱子；后者建于雍正元年(1723),中祀二程等理学名家。

在众多的福建书院中,有不少是属于纪念性的书院,而纪念的对象主要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名家。这种状况不仅仅清代有,早在元代,贡师泰在《勉斋书院记》中就指出：“书院遍天下,而闽中为盛。大约祠徽国公朱文公师弟子居多,若延平、武夷、考亭、建安、三山、泉山、龙溪、双峰、北山之属皆是也。”[3]显然,理学及其代表性人物与福建书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对他们的尊崇和祭祀至迟在元代就已经开始了。不过,福建的不少书院,是将朱熹与其他神灵和杰出人物一起进行祀奉的。如厦门的一些书院中祀奉朱子和文昌帝。每年春秋,请官厅致祭朱子,行三献礼,祀一猪一羊并备有筵席,凡秀才都可来饮宴；每月朔日,由官厅行拈香礼拜文昌。

清代福建书院之所以形成独尊理学的格局,在很大的程度上归因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清初,福建战乱频繁,文教设施破坏严重,一大批知识分子对新兴的王朝缺乏认同感。与此同时, “朱子理学由于受王阳明心学的冲击,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已趋于衰落,但在福建却始终被尊奉不替,这种现象引起了康熙的重视,他想尽快恢复福建的文化设施,把福建培植成全国重要的理学基地。”[4]统治者试图通过恢复书院这种具有民间自由讲学色彩的机构,来争取对新政权持有隔膜感的知识分子。这样,尽管全国都在限制书院的设立,而在福建这种限制并不严厉。一旦环境稍为宽松一些,在官方的默许下一批书院便迅速崛起,短时间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清统治者在尊崇朱熹及其理学方面采取了一些实际的措施。如特令将朱熹配祀于孔庙,提升至“十哲”之列；特谕闽籍大学士、著名理学家李光地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书,颁行全国；另一理学家张伯行编著的《性理正宗》、《道学源流》等书,也受到康熙皇帝的格外嘉许。这些举动在客观上都起着推动理学传播的作用。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作为与朱熹及其理学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福建书院,便受到了各级地方官员的特殊重视。福州鳌峰书院的创办人张伯行在建院时,便十分强调理学精神的弘扬。在谈及创办这所书院之缘起时,他认为,其目的在于欲与士之贤而秀者,讲明理学的主干部分──濂洛关闽之学,以培养不负先儒之教的人才。张伯行指出：“周、程、张、朱五子之书,四子之阶梯,四子之书,六经之阶梯。君相之所以为治,师儒之所以为学,率是道也。”[5]他要求书院诸生要研究理学的义理,每天取5位理学名家的言论,诵之、习之、论之、辩之。这样,就可以防止沉溺于靡丽之辞之中,从而避免去逐乎风华之习。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通过书院教育来培养“圣世有体有用之真儒”。因此,他主张在书院中应当祭祀理学名家,营造浓厚的理学氛围。

理学在福建书院中占据主导地位,对福建书院确立明确的办学指导思想,传授给学生一种严密的思想体系以及争取统治阶层的支持,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但是应当指出,清代福建的理学家往往对理学固守、阐释的多,创新发展的少,朱熹的许多理论被阐释得精致无比,而整个理论体系却陷入了僵化的境地,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甚至沦为士子读书做官的工具。

二、制定明确而又具体的学约,以规范学生的行为

学约或称规约、学规,是关于办学的宗旨、目的,教学的方法、途径与要领等的阐述与规定。

福建的一些书院,直接把享有盛名的国内书院的学约照搬过来作为自己的学约。

福州的龙津书院,把《白鹿洞书院学约》作为本院的规约。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6]

福州鳌峰书院的学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约,其将《胡文敬续白鹿洞学规》、《丽泽堂学约》、《觉罗满学约》中的精髓部分组成一个别具一格的学约。如对《胡文敬续白鹿洞学规》,其继承的是：“正趋向以立其志,主诚敬以存其心,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对《丽泽堂学约》,沿袭的内容是：“以圣之学为宗,削去世俗浮华之习,尚节行,敦信义,勿习虚诞之文,以干利禄。勿作草率之诗,以取时宠。”在学习的内容和顺序上也有明确的继承。对《觉罗满学约》,继承的内容是：“立定志向,学做圣贤；立定人品,要做正大光明、操履纯洁的君子,不做阴邪曲媚、举止诡僻的小人。”对尊经、守约、虚心、乐群、敬业等方面的内容也都有所继承。[7]

福建的一些书院在强调学约应继承封建道德传统的同时,在具体内容的制定上各有侧重。

有的书院的学约主要强调了道德方面的要求。清代仙游的一些大书院强调：一是修身慎行；二是立志抗节；三是潜心学术；四是学通世务；五是限日收功。并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作为学生修身、治学、处事、接物的准则。清光绪年间,该县的金石书院特立院训书于讲堂,以策励师生莫负“金石”之铭：“以断金之雅,资攻错之功,而学有用之学,知庠序之内,尽尊君亲上之伦。或成名将为干莫,以除奸御暴；或作柱石而奠安,予乡国有功。”[8]

制定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的漳州丹霞书院的学约,则提出了学习方面的诸多要求。强调：读书应循序渐进,先经而后史；学贵有恒,当立定课程,逐日按课程去做,不可间断；读书当实事求是,不可存门户之见；以义理为本,经济为用,词章、考据为文采,本宋儒之切近,加汉儒之精专；读书以心得为主,学思各居其半,日读夜思,防用力不专,心思不入；读书以变化气质为尚,器识为先,文艺为后。

有的书院学约则着重强调规范学生的行为。如：南安的诗山书院学约强调：“诸生有时类聚讲习,宜交孚以诚,相待以敬；有善相劝,有过相规，”“诸生偶尔聚处谈论,务将书史所载孝子忠臣以及利国爱民事迹,相互考证,必期他日出仕,亦如古人之建功立名，”“诸生独居一室,虽无拘束,亦须检摄其心,不可偶萌妄念。”“诸生在书院读书,不可出而干与他人之事,尤不可轻入有司官衙门，”“诸生立志,主敬、存诚,敦行、为仁。内而克治之功,外而读作之法。”[9]

但是,就一般大书院而言,其学约往往较为系统、全面。既有关于道德方面的要求,也有关于日常行为和学业方面的要求。如：福州的致用书院,其学约主要是由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正心术、稽学业、择经籍、严课规。正心术,强调：“学者修身善道,首在明义利之分,审是非之界,立志不欺行己,有耻一切秽浊之涂,钻营之术,利己害人之谋,枉道徇人之行,皆是败名辱身,毫发不可生于心而见于事。”稽学业,强调：“若英俊少年,急宜早惜分阴,勿自旷废,实力遵行以收成效,按日所读经、史、古文等,照式填写课程簿。每逢十日,汇呈讲堂山长,面加考验,庶勤惰有别,不至徒托空言,亦不至日久玩愒。”择经籍,强调“四部浩如烟海,学者不独不能遍观,亦且不能多购。然材质稍胜者,皆可日积月累,以底充富,当先择取精要,用力研寻,既省泛滥之病,亦收精熟之功。”严课规,对学习、考试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清代福建书院的学约,虽然在具体内容的规定方面不尽相同,但都具有一些共同性的特征。如都强调封建道德方面的灌输,有充分的依据,学约的内容具体、详尽、层次分明、可操作性强,学约的文字浅显易懂、易记,便于学生遵守。

三、重视入学考试和学中考课

清代的福建书院在招生方面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措施,通常由当地的地方官员主持入学考试,招收对象比较广泛,以培养“明体达用之才”为目标。

福州越山书院于每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入学生员由督粮道主持甄别试,复由布政使再会同考核,经认为“果系材堪造就者,方准留院肄业”。

福州鳌峰书院在每年二月初旬,由院悬牌出示招考,招收对象为生员(即秀才)、监生和童生。在全省九府一州中,选择品学兼优的生员、监生、童生到院里学习。

福州正谊书院每年二月上旬开始招考,报考资格以举人和五贡为限，不收卷资。不许冒名顶替，每年报考者约有四、五百人。

清代的福建书院重视对学生学业的考查,通过定期考课以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福州鳌峰书院每逢月初或中旬,由山长主持学习和测试。山长高坐堂上,命题宣讲或讲授经义,学生环坐静听。后来书院改为以八股文章和试帖等作为课士的主要学习项目。书院年例于二月十五日以前,由督、抚亲临院中举行甄别试。生员、监生试大题,八股文一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童生试小题,也是八股文一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获选者才能按期参加月课,课期每月二次。初六日为师课,十六日为官课。

越山书院的肄业生员要按月课试,每月课试又分官课和馆课两种。官课于每月二十八日由督粮道、知府、海防同知、闽县及侯官知县轮流出题考试,馆课则于每月十六日由山长主持。

福州正谊书院每年二月十五日以前,由总督、巡抚亲临书院主持考试。考生点名接卷后,领水晶饼6块作点心,中午在书院午餐。上午八时许出题,试制艺一篇,试帖诗一首,当晚交卷,不得逾限或“续烛”。

福建的书院,还将考课与未来的科举考试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主要体现在书院考课的内容、方式直接与科举考试接轨。

福州的鳌峰书院,起初以讲学为主,后罢讲学,改为考课,每岁督抚命题,亲试八股文一篇,试帖诗一首。八股题目选自四书,生监试大题,童生试小题。小题有搭截、虚灵、截上、截下、偏全、单字等,大题题目不得截断章句。试帖题目,选用古人诗句或成语,就题中指平声一字为韵。

福州正谊书院的师课由山长主持,课题以制艺和试帖诗为主。试卷照翰林朝考例用白折(即纯白的折卷,没有印上行格),每开限写6行,每行限写20字。间有兼试经解、史论及律赋等,则用殿试卷,照庶吉士散馆例填写。殿试卷也称“大卷”,每开6行,每行20字,有直行而无横格。这些都是为了适应日后朝考殿试,便于临场制胜。

厦门的玉屏书院,在八股时代,所课的题都是四书章句,1901年改用策论课题。如《韩文公原道书后》、《留候圮上受书论》、《孟子民法上之思想》、《管子之功利主义》、《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两西儒之学理》等等。这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科举变革的趋势。

福建书院通过考试,除了检验学生的实际水平之外,还以考试为杠杆,将之与学生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

福州越山书院每次考试都要评定等级,决定奖罚高下。每月两课之后,即评定等级,决定奖罚高下。每一段评出一等生30人,二等生70人,三等生90人,依学次分别奖给膏火钱800文、600文、400文不等。成绩一般者,给得很少。凡名落最后5名者不给“膏火”。如遇举行乡试之年,每名生童另加200文。

福州鳌峰书院考课成绩评定后,生、监超等成绩取60名为内课,每月每名发给膏火银一两四钱；特等取60名为外课,每月每名给膏火银一两；二等取80名为附课,不发膏火银。童生仅取正课30名,每月每名给膏火银六钱,附课取80名,不给膏火银。

福州正谊书院对元考结果经评定甲乙后,取内课85名,每名给膏火银4两；外课85名,每名给膏火银3两；附课100名不给膏火银。

仙游的金石书院于乾隆年间规定,内舍生岁给膏火谷6石；每个课期,人均给米2斗,膳银400文。会课日,给外来游学、听授者每生24文津贴。

在福建的官办书院中,每次考课后,山长往往择学生试卷中的佳作抄两份,一份贴在讲堂两廓,以兹观赏,一份收藏在山长处,随月选刊、修汇,或送督抚学司衙门,作为推荐的依据。

在书院肄业的士子,如果在会试中取中,一些书院还奖给每人一定的费用,有的书院山长甚至还亲自为其竖匾题名。

福建的地方官员重视书院的考课。

据民国《福建通志·名宦》载：清乾隆五年(1740)，福建巡抚王恕“暇则亲临(鳌峰书院)讲明正学,以文行相切磋”。

据民国《霞浦县志》记载：清光绪十六年(1890),暑理霞浦知县徐锡祉,“每月书院考课,逐卷批示,少则数行,多至千数百言,盈卷之首尾、旁眉”。这位徐县令自己阅卷,不由书吏代劳, 并对试卷作详批。

厦门的地方官员对书院考课也很重视。当地的书院除山长课题外,兴泉永道、厦防分府每月亦各课题一次。每年春初,首次由兴泉永道课题,名曰“观风”。考“观风”者,可在院外作文交卷,有时亦在院内考试。“观风”榜上有名,才得参加月课考试。

四、山长、主讲均博学多才之士

福建的书院在行政管理方面,设山长一人,其既是书院的主持者,一般也是书院的主讲者。

福州鳌峰书院历任山长均为一时之俊秀。首任山长蔡壁,拔贡出身,教学主张师法古圣贤,以培养器识为先。其子蔡世远,康熙年间进士,继任山长后“好语经济”,教育诸生以立志为始,以孝弟为基,以读书体察，躬行克己为要。他对教师的选择非常严格,认为：“严加别择,察其品行之贤否以为去留,则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孟超然,乾隆年间进士,曾任四川学政,品格高尚,强调以“诚”为教育根本,反对抛开文理而埋头考据文章,主张师法圣人治学莫先务理。他整天和学生们读经论艺。读书人仰慕他的为人和学问,踊跃前来报考,书院的斋舍容纳不下,往往要四、五人同住一间。郑光策,乾隆年间进士,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学者。他担任山长时明确提出,读书要立定远大志向,求取“明体达用之举”,而不能只为应试求取功名。原来院课是考八股文,他增加一课考古文。他是清代后期闽中经世致用思潮的开启者。陈寿祺,嘉庆年间进士,著名今文学家。林春溥,嘉庆年间进士,在教学上主张先器识,后文艺,学习进步应该表现在实践上,选拔文字应该以清雅为原则。

福州越山书院的首任山长赵轩波,曾与林则徐、梁章钜等一起在福州鳌峰书院读过书,嘉庆年间中进士。当他任越山书院山长时,林则徐曾把私藏的一批图书相赠。赵轩波精通经史和天文学。他终日不倦地教导勉励诸生修身勤学,著有《战国通考》、《结古欢斋诗文集》、《犀照杂志》等书。继任的山长林懋勋是一位金石考据学家,道光年间中进士。他的后任何嵩祺,也是进士出身,任过兵部主事,在越山书院多年,能文工诗,著有《莲因室诗文集》。

福州凤池书院首任山长赵在田,教导诸生“持躬立品为先,道艺文章为次”。后任山长如魏敬中、陈壁等也都是“勤于训迪”,深为士子所爱戴。赵在田教生员、童生首先重修养品德,其次才是学习文章。魏敬中,勤于工作,受到生员的爱戴。

福州正谊书院首任山长林鸿年是状元出生,授翰林院编撰,后任云南巡抚,主讲正谊书院19年,其学问渊博,经术湛深,品行峻洁,办学成绩突出。

福州致用书院山长林寿图(进士出身)、郑世恭(原为户部主事)以及谢章铤,皆学问渊博、经验丰富之士,培养了许多人才。

南安丰州书院曾聘乾隆年间的进士洪世泽为山长；诗山书院曾聘光绪年间的进士黄尔沤为山长。

泉州清源书院于清末聘著名经学家陈寿祺、医学家陈修园及郭柏荫主持或任教。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曾主讲将乐正学书院10年,以《朱子分年读书法》教诸生。

书院的山长一般是博学多才之士,故“请益之人,不远万里而至”。福州书院在道光之前的山长都聘外省籍人士。如傅玉露是浙江会稽人,范咸是浙江仁和人。到了道光年间,朝廷规定应当聘在籍有声望的绅士任山长,于是各书院的山长都由在籍的绅士充任。

福建各官立书院的山长多由督、抚等官员礼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享有较丰厚的生活待遇。

福建书院山长年束金加上节庆生辰等补贴,可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清末福州正谊书院、致用书院山长年束金为1 200两,鳌峰书院、凤池书院山长年束金为1,000两，与全国书院相比,应属较高水平。至于地方性的书院,山长报酬不等,但这种报酬是由多个项目累积起来的。如：宁德的莲峰书院,其山长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时的束金虽然只有100两,但除此之外还有关聘10两、节礼20两等收入。这样,其生活水准在当地当属宽裕。

五、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

福建书院的教育经费开支名目繁多,有学舍的营造与修葺,有教学设施的添置,有教学活动的花费,有教师的薪俸,还有诸生的膏火等。

早期的书院基本上是由当地士绅集资兴办的,经费来源于私人捐献和学田院产。后来不少书院发展为官办或私办官助,书院的经费开支等都要由当地的官府审批。

清政府对福建书院给予了经济支持。雍正十一年(1733)后,朝廷明令给各个省的全省性书院补助1,000两银子的办学经费。但鳌峰书院所得远不止于此,《清会典》卷十九列有一份朝廷给全国各大书院拨款的清单,其中鳌峰书院拨款多达4,373两,还另有“钱三百四十千有奇”,赫然高居榜首。乾隆三年(1738),乾隆皇帝赐银1,000两给鳌峰书院。

地方政府也拨给书院大批经费。清初,福建巡抚张伯行为了增加福州鳌峰书院经费,要求省、府、县各级官吏每年每人捐助1～100两银子,形成惯例。乾隆二年(1737)、十七年(1752)、二十一年(1756),分别由地方司、道拨银1,900两、2,000两、1,100两。嘉庆年间,3次拨官洲田393亩,由藩司解裁汰四门正音书院公费银470两、另捐800两,盐道捐1,260两,闽县、侯官等16个县解送牙税余羡、城基银、寺院租、典商息银一批。同时,还得到可观的社会赞助。乾隆五十年(1785),闽县绅士捐开垦洲田共379亩。嘉庆三年(1798),一位浦城富商捐银5,000两。

福州一些大型书院的经费收入,主要靠福州府和闽县、侯官县拨款。道光八年(1828),福州府批准将闽江下游的魁岐乡、江边乡的洲田分别划拨给福州的越山、鳌峰、凤池三书院,这些洲田的区域称为越山洲、鳌峰洲、凤池洲。其中,越山洲2,000亩,鳌峰洲和凤池洲共6,000亩,所收田租用于书院经费。按道光年间田租价格折算,每亩田租可得银1两。另外,福建地方当局还将书院周边地区的土地及一些庙堂房产拨给书院作为经费。

道光八年(1828),盐法道窦欲峻捐俸给福州凤池书院,充作童生奖学金。

在福建的一些地区,有时官员和当地士绅还联合捐资赞助书院办学。

清代泉州知府杨廷桦与绅商合捐3,500两白银给泉州清源书院,用作办学经费。

乾隆十五年(1750),晋江知县黄昌遇带头捐俸,贡生庄嘉珍和监生曾良桐、曾华文响应,捐资1,000两作为重修、扩建泉州一峰书院的费用。重修后,该书院有建筑3层,共48间,各种设施无不备举。

乾隆十六年(1751),水师提督倪鸿范与兴泉永道白瀛、厦防分府许逢元、绅士黄日纪等人捐资兴建了厦门玉屏书院。后因求学者骤增,学舍不足,黄日纪又捐资在周围兴建了崇德堂、芝兰室、漱芳斋,以充学舍。嘉庆十八年(1813),巡道多麟等厦门地方官员与林云青等12位士绅捐得洋银2,400余元,用于书院的日常支出。

道光十八年(1838),闽县贡生何恭崇、儒士何恒喜、举人何则贤等共捐纹银820两给凤池书院。道光二十年(1840),又捐钱三千缗充膏火费。

咸丰七年(1857),南安发生械斗,当地的丰州书院被毁。光绪元年(1875)知县程鹏偕当地士绅叶应祥、洪荣等募资重建,并拓东西廊为考棚,课士校士,规模大备。光绪十五年(1889),知县李春辉偕当地士绅王澄瀛等募捐三千余金,以充膏火费。

福建的一些沿海地区在兴办书院时甚至向海外华侨捐募经费。如：惠安的文峰书院是道光年间华侨郭用锡父子捐银2,000两建起来的；厦门的禾山书院则是厦防分府于光绪十五年(1885)向当地旅居海外的华侨捐资得以兴办起来的。

除了朝廷和当地官绅捐助外,福建书院的办学经费还来自学田及各种经营收入。

乾隆十五年(1750),福安知县拨狮峰、石门寺的田产95.2 亩归当地的紫阳书院。乾隆十八年(1753),福安知县再拨资福寺租86石归紫阳书院。同治八年(1869),福安知县从龟山、牳山两寺田租中抽出400石拨归紫阳书院用于发佃收租。据记载,仅咸丰七年(1857),紫阳书院田、山、园租收入折合共计有401千322文。

乾隆十六年(1751),福鼎士民捐赠田地及观庵拨地共158.2 亩给桐山书院。乾隆二十年(1755),福鼎县令及乡绅捐银1,000两借给盐馆营运,将每月所得利息15两给桐山书院用做办学经费。

浦城南浦书院,每年收田租1,535石又929担,另有房产21座、店面12间用于收租。

建宁府建溪书院,从建安、瓯宁、建阳、崇安、浦城各县筹集苗谷720石及茶叶、山场租银等,作为日常经费。

长汀龙山书院,嘉庆二十二年(1817)将建筑余资372两置院产,另将银洋4,000元发商生息。

同治年间,闽浙总督荣桂批准在厘金项下拨银5万两交商以1分1厘生息,息金归福州正谊书院使用。

福建的不少书院在学田管理方面十分严格,有的甚至制“购田规条”,设“量田议”,立“田券”,画“田图”,一丝不苟。据南安《诗山书院志》记述,诗山书院所购书田,每段每丘都立有田券、画有田图,统计起来共65幅,其中63幅都注明所购书田的受子数字,有2幅还注明了所购书田的费用。

书院的修缮费用也多出自捐资。

同安文公书院在清代历经多次重修,费用都是由官绅筹措。康熙二十七年(1688),知县许名觐、邑人陈睿思重修。康熙五十二年(1713),知县朱奇珍、邑人颜孔辅再次修葺。乾隆十七年(1752),一次风雨大作,院宇飘颓殆尽,进士洪敬璜、陈思敬等人于次年冬鸠金购材拓地予以重修。同时,环以数十丈石栏,观者拾级而上,近而金门、厦门二岛,远而台湾、澎湖大洋,靡不历历在目。乾隆五十九年(1794),风雨交加,书院再次倾塌,邑绅高以彰以五百余金独资修缮。道光年间,由于日久颓坏,解元黄维岳捐资,予以重新修复。像这样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多次赞助一所书院进行重修或维修的事例不胜枚举。

有些地方为了表彰捐助书院的乡绅,还在当地书院设置这些乡绅的名牌作为纪念。龙溪县的超英书院,是以林沸川为首的二十四寨乡绅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兴建的,书院建成后,就在正堂中设置了他们的名牌。这样做既是褒奖,客观上也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应当指出,随着书院官学化进程的加速,福建书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弊端。清代福建省级书院每年报考者多达数千人,各府、州、县书院也有几百人报考,竞争激烈,导致弊端丛生。一些士子入书院读书是为了获取膏火,有些还买通墨吏以求获得奖励。福州书院的官课有膏火及奖银,师课只有奖银,而且数额很少。官课的试卷一般要当天交,师课的试卷可以带回家去做于第二天早上交卷,课卷多由幕僚代阅。所以,只要打通“关节”,大可上下其手,评定甲乙,出入很多。师课则由山长阅卷,而这又与山长个人的好恶有很大关系。此外,在书院中存在着抄袭的流弊。凤池书院有次师课的考题是“知耻近乎勇”,有一姓钟的生员考取第一名,书院照例将他的课艺抄贴出来。立即有人在其下贴上一张内容完全相同的木刻印刷的制艺。原来,这篇八股文是从百余年前出版的《试墨汇选》上抄下来的。钟某赶紧托人疏通,将所得奖银4元全数拿出,到福州的“别有天菜馆”办一桌酒席宴请此人,算是赔礼。于是,此人将木刻印刷的制艺揭去,并答应不再宣扬。还有一些考生为了增加录取机会,往往化几个名字去报考,或请八股文能手去替考。录取之后,除自占一名外,其余的名额卖给别人,这在福州称为卖卷蒂。“每年二月,鳌(峰)、凤(池)两书院由总督举行甄别试,考生常恐不获甄别录取失去全年与考权利,报名投考之时,一人化作两三名乃至七八名者有之。监院利多收卷资,漫不加察,总计报考名数常达五六千之多,揭晓后,有不获录取的,有一人获选数名的。于是买卖之风大启。承买者,向监院更正己名仍得全年应课,争取膏火。越山(书院)甄别由府尹举行,其弊相同,正谊致用两院,则无此弊,然也不过以膏火鼓励寒士而已。”[11]针对这些弊端,有人讽刺云：“同曰鳌峰并凤池,孰知甄别更支离。可怜日下江河势,狗监关通士品卑。”

尽管存在着不少弊端,但清代的福建书院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就,突出表现在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福州鳌峰书院培养了林则徐、蔡世远、蓝鼎元等当时的“第一流人物”。林则徐13岁中秀才,后入学于鳌峰书院,鳌峰书院主讲郑光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强调学生要明确志愿,树立“纪世匡时”之志。林则徐在郑光策的影响下,饱览了经史典籍,从中汲取了封建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培养了对范仲淹、李纲、岳飞、文天祥、于谦等民族英雄和爱国者钦敬的感情。同时,重视现实斗争,对西方列强在我国沿海各地的侵略活动亦有所警觉。书院的这一段生活,为他日后成为近代史上坚决反帝的爱国者打下了基础。在鳌峰书院的毕业生中,梁章钜积极支持并配合林则徐禁烟,坚持抵抗外国侵略,主张通过变法使国家实现“自强不息”,平生著述达70余种。还有“筹台巨匠”蓝鼎元,以及“天下奇逸”的诗人张际亮,都是该书院的高材生。此外,在陈寿祺任鳌峰书院山长时,仙游的王捷难以研究《春秋》诸史闻名,晋江的杜彦士以研究《小学》闻名,将乐的梁文以研究性理闻名,建安的丁汝荣和德化的赖其模等以诗文著名于世。福州越山书院毕业生,闽县人林启,于咸丰年间中进士后,累官至陕西巡抚,当他任衢州知府时,即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还特地选拔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分赴日本、英国学习。毕业生黄光厚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后,任过广东临高知县,后从医,被誉为“一代儒医”。福州正谊书院培养了清末翻译小说第一人的林纾和编纂《福建通志》的陈衍等人,以及陈宝琛、吴曾祺等文化名人。毕业生中,还有以研究经学、文学而著称的黄增及以研究史学而著称的张亨嘉,后者于晚清担任了北京大学监督,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在科举考试方面,福建书院的毕业生也有突出的表现。泉州在清代出过一位状元吴鲁,一位榜眼邓启元,一位探花黄贻揖,还有两位大学士：洪承畴、李光地,他们早年大都在当地书院接受过教育。南安的孔泉书院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培养出18位学士、8位举人、9位贡生、1位进士。

清代福建书院通过开展各个层面的办学活动,扩大了教育的层面,提升了全省的教育水准,对促进文化传播,形成良好的学术取向,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同时,清代的福建书院注重楷模的作用,通过尊崇著名思想家朱熹及其理学思想,使学生有了明确的效仿榜样；通过制定明确而又具体的学约,阐明办学宗旨与学习要领,以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重视考课的作用,严把教学质量关；注意聘请博学多才之士担任书院的主持人；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采取多渠道集资的办法来进行书院的建设,并维持书院的日常运转。毫无疑问,清代福建书院的教育传统值得我们继承与弘扬。

六、书院的当代价值

通过对清代福建书院的考察,笔者认为书院这种教育形式对当代教育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福建书院乃至全国的许多书院都以理学思想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理学既不同于孔孟原始儒学,也有别于汉唐儒家经学,其以宇宙论为方法论,以伦理学为指归,详细地论证了封建伦常的普遍必然性。理学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风尚及士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促进了中华民族重气节、重品德、讲求以理统性、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主体意志结构的建立。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集中表现。福建是理学名区,由于理学的创始人朱熹长期在福建活动,理学对福建的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就更为深刻。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书院得以阐发的。清初,福建的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张伯行等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通过归返儒家经典,兼收儒道理论,对宋明以来的理学传统加以损益更新,形成了理学发展的又一个阶段。经统治者的鼓励和推动,理学的影响遍及全国。在这种大背景下,福建的书院学者将之作为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书院成为广泛传播理学的最好载体,理学通过书院教育为士人确立了成圣成贤的最高人格目标,从而主导了士人的思想倾向和社会风气,其流风遗韵也绵延至今。笔者赞同这样一个观点：“书院的带有普遍性的教育特色,是与理学密切关联的。一旦理学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书院便难以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组织形式并保持其教育的传统,这种现象在‘汉学’兴盛时期与理学衰败之时尤为明显。”[12]今天,福建俗尚朴淳,民颇迁善,百姓以正直、重信义、重感情等而著称；福建学风兴盛,社会重学、尚学、学生向学,古风犹存。这些,都与理学的长期积淀有关。这表明学校教育必然以某种主流思想作为思想基础,正如理学本身是孕育在书院之中一样,当代的丰富多彩的学校教育为主流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实践的重要场所。任何文化遗产都有两重性,理学既有值得弘扬和继承的传统,也有过时的必须抛弃的糟粕。我们应当十分注意从包括理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充实和丰富办学的指导思想,使之更具人文性,从而推动健康向上的主流教育文化的形成。还应该指出的是,理学既具有精致的一面,也具有平民化的一面,这在人才培养方面尤为突出。在封建社会里,人才的培养实质上就是统治人才的培养,而包括福建书院在内的全国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与此有所区别。书院并不排斥官员的培养,但要求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致君泽民”的品德。书院倡导“经世致用”的人才观,一改过去人才培养的定势,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品德高尚、克己奉公、学以致用的优秀人才。书院教育注重平民教育和民智开发,藉以提高大众素质。不同时期著名书院的山长都非常强调书院教育要打破“学在官府”的特权,打破学生的身份限制,改变惟官家子弟是教的传统,推动教育向平民化发展。书院教育由于受社会发展的制约,虽在提高整体民众素质方面还有不少欠缺,但其平民教育思想及实践的社会意义是深远的。当前,我们要通过研究书院在教育功能方面的合理性和先进性等特点,进一步使普及教育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切实实现文化重心的下移,为今后社会政治与经济、科学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包括福建书院在内的全国书院都已成为历史,但它们在学风建设方面却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对今天中国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书院是由中国古代私人讲学发展而成的一种有组织的教育形式,其创建人或主持人大都为当时的宿学鸿儒,在他们的主持下,许多书院教育教学特色显著,学风良好。从福建书院的学约制定、入学考试及学中考课的具体规定来考察,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在书院中形成良好的学风。学风,通常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学术界、知识界所形成的治学风气。学风又经常是变化的,时期不同,地理、文化的背景不同,学风也就迵异。历史上,不少书院的良好学风对当时的整个学术界、知识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不少书院,具有“教行化美,不居可纪之功；造士成材,初无邀荣之志；身先作范,以远于饰文行于爵禄之恶习；相与悠然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之中”[13]等特点与优点。这样一来,书院在人们心目中就有更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逐渐形成与官学平行发展,且拥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种特殊教育制度。学风在道德教化、人才培养和学校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应高度重视良好学风的建设。今天,面临着社会的急剧变革和转型,在学校教育中(尤其在高等教育中)倡导良好的学风尤为重要。我们要学习包括福建书院在内的全国书院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学风,如：强调德育目标,反对为科举而学；提倡学术创见,反对死守章句陈说；开门办学,兼收各家之长；尊师爱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14]以及敢于怀疑,不守旧说；听教不拒,受教平等；对不同学术观点兼容宽量、求同存异；躬行实践,学以为用；师友相互砥砺,学术辨论民主。我们还应当向杰出的书院主持人和主讲人学习,尽管他们的学术思想不同,但在治学态度上却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对待学问扎扎实实,刻苦自励,深入钻研,殚力著述,几十年如一日,在治学上都下过艰苦持久的功夫。继承和发扬这种严谨的学风和治学风尚,有助于消除目前教育界存在的浮躁、急功近利的不良学术风气,形成健康的学术氛围。同时,也有助于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切实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三)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书院不但重视教学活动的开展,而且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经费。“书院不仅是一个研究机构、一个教学单位,它有自己的财产,还有可以给它带来‘利润’的‘产业’,这样的书院已具有经济实体的性质,它参与了‘出版业’、‘手工业’、‘金融业’、‘租赁业’等领域的经济活动。这使它从多种渠道获得资金以加强它的经济实力。凡是历史悠久、办得比较出色的书院一般都有坚实的经济作后盾,山长有丰厚的束修,学生有足够的膏火,大家可以专心地教与学,书院之所以出了许多人才,这一历史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15]毫无疑问,书院经济是其创建并且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它决定了书院的教育目标,也支配着书院的发展方向。重视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形成较为稳固的书院经济,这是包括福建书院在内的全国许多书院的又一重要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近年来,我国对教育的投入虽然有所增长,但扣除物价因素与其他新增开支,许多学校的经费依然十分紧张。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与教育投入的严重滞后,是一对长期困扰我们的深层次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于政府下大力气增加教育投入,实行教育经费预算单列；实现教育事权与财权统一；加强与完善立法、执法,明确教育经费承担主体的责任；加强对教育投资的监督与管理；建立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理论指导体系；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尤其是基层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还应该像书院那样,变单一的经费投入为多元化的经费筹集,建立社会及个人向学校捐赠的常规体制,营造起捐资兴学的社会氛围,同时,力争使学校的经营活动步入健康有序的轨道,真正形成学校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格局。

福建书院是全国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国书院的一个缩影,福建书院与同期全国其他书院之间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如福建书院与台湾书院便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福建地方官员、士绅对台湾书院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闽学对台湾书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福建书院和台湾书院在行政管理制度、入学考试制度、奖学与考课制度,甚至在书院建筑方面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两地书院的交往和联系十分频繁,互补性很强,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共同发展。显然,对某种教育形式的个案研究不能脱离全国共同具有的文化背景,不能因为某个区域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条件以及其与本土文化和各种外来文化接触联系的不同,而片面夸大该区域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教育所具有的特殊性。当然,由于中国大陆幅员辽阔,文化多元,在办学方面不应讲求划一,而应切实允许和鼓励各种办学形式和风格存在。书院是复杂的集合体,在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书院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弊端。通过对清代福建书院的个案探讨,我们认为应当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实事求是地指出书院存在的弊端,同时,肯定其存在的特殊价值及当代意义,从中吸取有益的成份,为当前教育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历史借鉴。

注释：

[1]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教育志》，方志出版社，1998，第35页。

[2]清·徐景熹主纂：《福州府志》上，海风出版社，2001，第345页。

[3]清·徐景熹主纂：《福州府志》上，海风出版社，2001，第357页。

[4]许维勤：《论鳌峰书院及其对闽台教育文化的影响》，《福建论坛》2000年第6期。

[5]清·徐景熹主纂：《福州府志》上，海风出版社，2001，第354页。

[6]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教育志》，1995年内部印行，31～32页。

[7]同上。

[8]仙游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仙游县教育志》，方志出版社，1997，第39页。

[9]清·戴风仪纂：《诗山书院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第129页。

[10]福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教育志》，1995年内部印行，31～32页。

[11]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一卷·教育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第107页。

[12]胡青著：《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6页。

[13]曾子鲁：《试论书院对江西文化发展的作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2期。

[14]朱汉民：《岳麓书院的历史与传统》，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173～177页。

[15]高烽煜撰：《历代书院若干经济问题述评》，《中国书院》第1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第110页。

作者单位：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评论》编辑部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五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