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七事变，82周年。

众所周知，七七事变事关卢沟桥，卢沟桥在京郊西南。

当日丰台已被日寇占领，即七七事变之前，北平基本是被日寇环着，于是能直接在卢沟桥挑事。

这局势想起来，真叫人愤恨又无奈。

现在许多人在谈论，抗战该是八年还是十四年？

只因先前1931年，已发生了918。而自1931-1937年间，日寇一直没停下脚步。

1932年春天，伪满成立，割了关外。

1935年，日寇推动五省自治，要割华北。

1936年2月，226事件发生。丸山真男后来认为，自1931年918到1936年226，是日寇法西斯成熟期。自此军头主政了。

于是1936年春天，华北日寇已经磨刀霍霍，到秋天搞出丰台事件，占领丰台；年底还在青岛闹事。

坐着东北，吃着华北，抱住北京，伸手挠青岛——这是张开魔爪要扑过来的无耻嘴脸。

《三毛从军记》里有一段出色的象征性描绘：日寇眼里，当日中国已是个蛋糕，准备切割来吃了。

到1937年，春天在华北不停增兵，到6月已经搞起了实弹演习。上海汕头等各地，也在不停搞事。

所以7月7日终于动手前，日寇已经在中国面前肆无忌惮、舞弄作妖，快六年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日寇终于动手，首先是如上所述，226之后，日本法西斯成型了，能搞事了。

且他们也有外部顾虑。如郭廷以先生《近代中国史纲》说法：

当日南京与延安眼看要合作且联俄，又1936年德日意联合，英美不敢贸然行动。日寇看形势宜早不宜迟，就想来搞事了。

7月7日开打后，华北一面打，蒋一面想办法。

据《中华民国史大事记》，7月21日蒋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英国大使表示只能停止英日谈判。

四天后蒋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希望美国出面，未遂；同日德国驻华大使说，德国不能调解。

外援指望不上了。7月31日，蒋发布“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说“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按郭廷以先生说法，决意应战，除了退无可退忍无可忍之外，还因为蒋设想假以时日，英美苏一定没法忍，只要守住，就能等来援助。

一边打，一边盼。

七七事变后一年，延安方面出了卓越的《论持久战》。极为客观，极有远见。

其中提到了：“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

好在，“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

得承认的是，中国在七七之后的八年里，借重了无可比拟的纵深空间——这也是“地大”的一个用途。即所谓：

“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

与此同时，《论持久战》里也客观地承认了：我们还是很需要外部形势起变化的。在第二阶段中：

“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英国首相）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

即，1931到1937年间，日寇在步步蚕食折腾，南京所能做的，也只是极力推延战争发生：弱国无外交，弱国无国防。

七七事变之后，漫长的八年奋战。

连《论持久战》这样卓越的具有预见性的作品，也承认了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游击战、拉开空间打长期防守反击，并且等候外部局势起积极变化。

中国最后赢了。

但的确，结尾太惨烈了，开始太被动了，过程退的纵深太大了。

当日的确不够强，做不到御敌于国门之外，只能依靠纵深与游击，依靠广阔土地与人民，赶上世界大势，才算耗得赢。

82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可以对太平洋对岸说，“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这句话说来很朴素，但做得到这点，并不容易。

就像踢足球，同样是指望防守反击，也有定位不同：

高位逼抢、中场布防和收缩禁区摆大巴，那不是一回事。

七七事变前，日寇的架势，就是一路控制80%的控球率，在中国禁区弧顶踩单车肆意羞辱。

今时今日，太平洋对面凶了一阵子，现在好像……中场倒脚呢？

今时今日提82年前，也算个局势对比：

比起当初看敌寇蚕食北境，期待对方在广阔战线中疲惫、指望外援来帮忙的被动，我们现在，跟太平洋对面更大的一国，虽还是防守反击，但打得算有来有往了。

比起当年，底气足得多了。

一切沉静自持，都来自局面均衡。

唯其自强不息，方有和平可言。

诸君共勉。

七七事变后半年，王克敏在北平当了汉奸头子。

乍看很威风：日寇的傀儡头目嘛。

但唐鲁孙写过个段子：王克敏履任后，觉得自己是北平的土皇上了，带爱妾去某家老店吃烤肉，仗着自己是长官，不肯排队，想插队。

里头一个记者出来告诉他：里头有个日本宪兵大佐，也在等烤肉吃，您是要闹事？

王克敏一看风色不对，带爱妾一溜烟逃走了。

奋战图存的，犹可言日后之胜负；降了的，吃个烤肉都得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