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是中国画史上首位有作品可考的绘画大师,是我国有史以来首位士人画家兼美术理论家,是传统人物画史上首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谢安谓其:“苍生以来,未之有也”,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形神”论是顾恺之美学成就的核心,也是中国美学体系中最富民族特色的理论之一,广泛涉及绘画的意向构造、创作方法、作品境界、鉴赏原则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艺术美学问题。
东晋 顾恺之 女史箴图(唐摹本) 局部
“凡画,人最难。”人物画的难在于,唯有准确表现出人物的形神、气韵、骨气、性格、心理、情绪诸微妙处,形象方得以活化。东晋以前的画论,以“形似”为妙,至顾恺之始列“传神”为绘画的最高标准。顾恺之十分注重人物个性精神的刻画,长于为人传神,其所作形象飘逸超脱,具有魏晋所推崇的淡雅飘逸风姿,这与以往的人物绘画有极大不同。其《女史箴图》人物神情生动细腻、自然含蓄、风姿飘然,为汉代画中所未见。
东晋 顾恺之 列女图 (宋摹本) 局部之一
顾恺之不仅在绘画领域中首次明确提出“形神”论,而且率先阐述清楚了“形”“神”的辨证关系。顾的理论中,“形”是“形似”之形,“神”是画中人物的气质、神态、情绪。顾恺之的“形神”观中,“形”“神”相依附而统一,又分别独立,“形”不同于“神”,“神”亦不同于“形”。顾恺之依此理论为据,生发出“以形写神”“传神阿堵”“悟对通神”“神仪在心”“迁想妙得”等人物画创作的实施办法。
东晋 顾恺之 列女图(宋摹本) 局部之二
以形写神:“以形写神”者,不应拘泥于形似,而是通过对象形貌的刻画描写,“写神”“传神”,画出超越人物形象的内在心理、精神意蕴及人性本质。“以形写神”是顾恺之总结晋以前人物画形神关系,以其在艺术实践中对形神关系的深刻领悟所提的精辟主张,是创造性的著名美学命题,艺术理论自此首次明确区分清楚“形”“神”。重“神”是顾恺之对先前绘画崇尚“形似”观念的重大突破。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顾恺之虽然认为写“形”是为更好传“神”,但他并不忽视“形”的价值,这也与魏晋虽重“神”,但同时对“形”亦大为赞赏的风气一脉相承。
东晋 顾恺之 洛神赋图(宋摹本) 局部之一
传神阿堵:人物“传神”的要点是眼睛。顾恺之特别重视对眼睛的描绘,“四体妍蚩,本无关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恺之必于精神、情绪最佳时才为画面人物“点睛”“传神”。自古眼睛即被视为是心灵的窗口,以目“传神”,不独绘画,文学亦是这样。手、肤、领、首、眉、齿,多方描写,虽细致入微,却“无关于妙处”,唯有“美目盼兮”,方深刻传达出美人的神彩风韵。顾恺之是此期人物画艺术的代表,关注眼睛的刻画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他能独具慧眼,归纳出“传神阿堵”,实在是艺术史上的一大创举。
东晋 顾恺之 洛神赋图(宋摹本) 局部之二
悟对通神:“悟”通“晤”,面对、交流的意思。巧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位置,人物的姿态应与其目光所“对”协调。“悟对”是顾恺之人物画“传神”的思想核心。顾恺之对于绘画的重要贡献,与其说是“以形写神”命题的提出,毋宁说是擎出了“悟对”这个如何“以形写神”的具体而有效的办法。顾恺之强调要表现眼睛与他人、他物的应对关系,以“实对”表现人物之“神”,这是“传神阿堵”在创作中的具体化。顾恺之的“悟对通神”,使得画中人物之间生发出相互制约的空间位置关系,虽同样是平面布置,却产生了古画所未有的画面纵深感。人物的呼应、顾盼,使人物之间的空白成为虚拟的空间,这就是“知白守黑”、这就是人物精神交流的“气场”。
东晋 顾恺之 洛神赋图(宋摹本) 局部之三
神仪在心:顾恺之以为,神情是人心思的流露,人的心思是人物动作、姿态的主宰。“神”“形”密切相关,故而应“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唯通过对外形、动态的细节微妙准确刻画,才能“传神”。以顾恺之《洛神赋图》为例:曹植与侍从漫步于洛水边,洛神飘然而至,曹植惊喜交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双手下意识拔开身边的侍者,举步欲前。而周围群侍则因无法看到洛神而眼无所视、手无所托、心平气和。另洛神渐去时,虽微步前移,却欲走还休、频频回首。
东晋 顾恺之 洛神赋图(宋摹本) 局部之四
迁想妙得:强调以巧妙的艺术构思传人物之“神”,主要是针对具有生命活力的人物而言。顾恺之以为创作时不可就事物本身而言事,须“迁想”此物的神气、体态、风度及其与他物、与环境的微妙联系,通过他物、环境的描画以烘托气氛、衬托此物。顾恺之画裴楷像,凭空于其颊上加“三毛”,顿觉神清气朗,“殊胜未安时”。另顾恺之请为殷仲堪作像,殷因目有疾,固辞,顾恺之“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之蔽日”,巧妙解决了这个难题。
顾恺之像
简而言之,中国画中“神”的含义有三:一为他(物象)之神,一为我(画者)之神,一为画面(笔墨骨力)之神(若精神涣散,则笔墨羸弱;若精神昂扬,则笔精墨妙、气韵生动,神采飞扬是也)。三者浑融无间,是为“天人合一”。“形神”关系的本质是心物关系,实际上是人的认知、心理及物质的关系。“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以上种种,使中国画的追写状物,有别于西画的再现。国画家作画时,不独重视客观景物的选择描绘,更重视自我主观思维对物象的认识和反映,更重视作者思想感情于物象的投射。国画家写生时,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物既是我、我既是物、物我浑融;借物象描绘之实,抒发自我情思之意。这是华夏丹青独特的认知文化,有别于西方,知此者,方可以说懂得中国画。内容节选自《荣宝斋》2017年10月刊《顾恺之“形神论”的内涵及外延》,作者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