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 荔

收集歌谣，编订歌谣，出版歌谣，研究歌谣，把歌谣研究当成一门学问，登大雅之堂，入学术之室，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外，先辈学者们大胆地发掘和张扬另一种中国文化——平民文化，经由1918年至1919年《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征集歌谣一举，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口传作品，登上了大学的殿堂。包括《晨报》在内的许多报刊，也相继发表了大量歌谣及其研究文章，一时间使提倡民间文学蔚然成风。其后何中孚的《民谣集》、顾颉刚的《吴歌甲集》、王翼之的《吴歌乙集》、谢云声的《闽歌甲集》及《台湾情歌》，台静农的《淮南民歌》、钟敬文的《客音情歌集》、《蜒歌》及《狼犭童情歌》，李金发的《岭东恋歌》、刘半农的《瓦釜集》、娄子匡的《绍兴歌谣》，皆在这影响之下产生。

周氏兄弟是歌谣整理工作的先行者。鲁迅早在1913年就主张收集民间歌谣，周作人则亲自动手收集越中儿歌。1917年9月，周作人到北大任教后，立即参加了刘半农等人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1918年与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人成立北大歌谣征集处，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歌谣，并力主扩大入选歌谣的范围，即使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的价值。1920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正式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共同主持；后来还举办了歌谣征集成果展览会，创办了《歌谣》周刊，周作人也被推为编辑之一。《歌谣》周刊的发刊词由周作人起草，据说这篇发刊词在当时及以后都曾起到了指导作用。但周作人本人最津津乐道，并且以为自己的主要贡献是呼吁研究“猥亵的歌谣”的意义，这篇刊登在《歌谣》周刊一周年纪念增刊号上的著名文章至今读来还充满战斗锋芒。

早在1914年，周作人就用文言写出了《儿歌之研究》一文，还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上刊登一则启事：“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至1915年春初，这本绍兴儿歌集草稿大体已定，从范啸风《越谚》中转抄、校订五十五篇，周作人亲自搜集了七十三篇，别人帮助搜集了八十五篇。周作人本想对这些儿歌略作考证注解，但一直无暇整理，直到1936年4月才写出一篇《绍兴儿歌述略序》，略述搜集绍兴儿歌的经过，登在当时复刊的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事实上这个工作直到1958年9月才全部完成，最后定名为《绍兴儿歌集》。这部书稿由于没有出版面世，不为世人所知，研究者遍觅不着，多认为这部手稿已散失亡佚。近一二十年，周作人的著作出了不少。单行本和各种选本不说，较大的行动有岳麓书社1987年印行的一套，以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止庵编的《周作人自编文集》一套36种，《绍兴儿歌集》都没有被列入其中。

周作人一生注重民间歌谣的收集、整理与推广。他说民歌的特质并不偏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民歌是代表民族的心情的，自有一种浑融清澈的地方，民歌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它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

1923年，周作人在《读〈童谣大观〉》一文中，谈到他所搜集的一首绍兴儿歌：

爹杀猪吊酒，

娘上绷落绣。

买得个溇，

上种红菱下种藕，

四边插杨柳，

杨柳底下种葱韭。

由周作人根据母亲鲁瑞口述记录。周作人说这首儿歌是《曹阿狗》的一种略本，与《曹阿狗》同属于“火荧虫夜夜红”一系。

这是一首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童谣，描写红菱雪藕、杨柳葱韭的忙碌光景，是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景致，一派富庶安详的气氛。整首儿歌有节奏、有韵律，可以用朗读的方式，也可以吟咏，作为具有地方色彩的儿歌，应该要用吴越方言读出或唱出方能传神。外地人读来虽打折扣，却也能明白主旨；绍兴人读它则备感亲切，无疑更有韵味。

这首越中小儿的民谣，已经传唱了多少年了，至今仍生气勃勃，滋生带露的无限鲜洁。王安忆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通过一个女孩的成长环境，展现出了江浙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截面，刻画了浙江华舍、沈楼的风土人物，城市与农村的冲击与对立，以及女主角秧宝宝和各种人物建立的关系。书中反复吟唱着的一首童谣即是《曹阿狗》：

状元岙有个曹阿狗，

田种九亩九分九厘九毫九丝九；

爹杀猪吊酒，娘上绷落绣；

买得个娄，上种红菱下种藕。

田塍沿里下毛豆，河勘边里种杨柳，

杨柳高头延扁豆，杨柳底下排葱韭。

大儿子又卖红菱又卖藕，二儿子卖葱韭，

三儿子打藤头，大媳妇赶市上街走，

二媳妇挑水浇菜跑河头，三媳妇劈柴扫地管灶头。

一家打算九里九，到得年头还是愁。

《曹阿狗》描绘了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兴兴头头的农家生活，人世多艰而仍然泼辣红火的家庭生活场景，为人们树立了一个现实的榜样，这实际上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寓言、生活态度、人生观念、道德取向的一种集合。这首童谣为整篇小说起到了很好的定调及烘托的作用。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将能贯穿主题的句或段一再重复，类似于《诗经》中的重章叠唱，使得整部小说弥漫着诗化的意境，被一种细细碎碎的薄雾淡烟般的温馨所笼罩。钱理群先生对这部“调子极类牧歌而又接近于风”的长篇小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曹阿狗》这首童谣是书中的公公经常唱的一首歌，简洁的歌词，把往昔的农家生活用悠悠的调子描绘出来。古老的歌谣，遗民般的老人，荒颓的老屋，独自坐在夕阳下吟唱，那种沧桑与落寞，无奈与哀愁却坚忍而无畏让人悸动令人沉浸。最后公公死了，他最爱唱的《曹阿狗》换成秧宝宝轻轻吟唱，意味着薪火传承。老公公辛劳了一辈子，老了，干不动重活了，可还保持着劳动的习惯，在后院种瓜豆葫芦、养鸡；他给自己的犒劳则是早上背个小篮装上几件点心去喝茶。在老公公的生活方式里，有一种诚实劳动养成的自足与自尊。他借住在秧宝宝家的空房，虽说是帮秧宝宝家看房子，可是他照样把园子里摘下的的第一个葫芦、鸡的头生蛋送给秧宝宝做为报答。这些东西既是他劳动的果实，同时也是他确认自己价值以及和别人建立互助互敬关系的依据。老公公是讲礼数的，他恪守着以诚实劳动为核心价值的传统乡村伦理。这首歌正是老公公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写照与象征，代表着一种人性的伦理法则，一种古朴谨严的文化精神。

在那平白如话的歌谣里，蕴藏着人与自然、人与劳动、人与人相知相关的一种特别动人的美，不仅是物质性的，也是精神性的，这也就是王安忆念兹在兹，要在写作中尽力挖掘与存留的生活之美：“这平直的歌调里，拼力挣着一股劲。”农耕时代人们燕子衔泥般辛勤、精细地经营人生，他们的生活信念质朴而直接，在这种文化形态中生命存在的庄严令人感叹。王安忆似乎在这里找到了她的生活美学：“在浮泛的声色之下，其实有着一些基本不变的秩序，遵从着最为质朴的道理，平白到简单的地步。它们嵌在了巨变的事端的缝隙间，因为司空见惯，所以看不见。然而，其实，最终决定运动方向的，却是它们。在它们内里，潜伏着一种能量，以恒久不移的耐心积蓄起来，不是促成变，而是永动的力。……它们，便是艺术尽力要表现的。”自《长恨歌》以来，王安忆有意自绚烂归于平淡，她一再强调要用最朴素的方式，探触生命最实在的层次。王安忆悉心体味的，是一种诚实劳动与生活的扎实与愉悦。王安忆精心营造这样的生活美学是有深用意的，对当下生活与文坛普遍存在的消费主义和无意义感，至少构成了一定的对话。在后现代光怪陆离的风格中，王安忆以退为进的做法，反倒让我们觉得历久而弥新。

王安忆认为观念常常是靠不住的，而“掩在观念、思想、意识形态之下，切实可感的生活肉身”才是真实可把握的。回到民谣，是王安忆追求生活“肉感”的有效途径，她善于将民间文学刚健清新的成分吸收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一般知识阶层对于民谣大多视之为鄙俚芜杂，觉得乡野与市井之音不很清雅可听，“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反映出文人趣味与民众精神的隔阂。然而，“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作为乡土社会朴素意识的民谣有其独特而广阔的原野，传唱于街头巷尾、小儿之口，以其原始的形态点缀着民众的生活，那是自由自在的性灵抒发，群体意识的历史积淀。民谣是采之不尽的艺术生命的活水，它永远那么慷慨，从民谣中我们能汲取勇于直面人生的真精神。在某些时刻，民谣看待事物、看待人生的基本态度，乃至处理当下事务的方式，能帮我们校正对于人生意义的基本态度。王安忆不仅仅把民间口传文学当作题材来源、故事框架，甚至在方法论、认识论上赋予其重要意义。

在一首《曹阿狗》代代相传、源远流长的吟唱中，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描写的恰恰是一个悸动的、不断改头换面的世界。在小说中，质朴的沈娄、华舍，曾经生活气息浓郁，且温情怡然，但如今空气日渐一日混浊，水已经不能饮用，家庭结构遭到破坏，小镇新街、旧街并列杂陈，弥漫着不安定的气氛，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以它不可阻遏的进程正在侵蚀着江南乡村原有的社会、文化结构。人们被发展大潮裹挟着身不由已地向前赶，似乎已经不太可能和土地、环境建立一种根的联系。江南水乡传统的较为安定愉快的生活方式，仰赖于江南的劳动人民与自然环境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相互依存的亲和关系，粪池、水葫芦、鸭鹅共同构成的自然循环系统良性运作。这种谐和平衡的美一方面要归功于江南优越的自然条件，但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自然、生活所采取的那种合理、平和、不过度开发的态度。但显然，提供这种心态的社会大环境已经改变，我们当前的整个时代处于躁动的、大开发与大挥霍的氛围中，在触目惊心的家园的污染与破坏中，原有的依循先天的自然与地理资源形成的经济结构与人文环境已不复存在。

岁月，依然在乡村的原野上流淌，而许多的农民及农民的后代已走出了那片亘古的土地，在新时代的冲击下各奔前途。大开放、大流动的社会让他们不知不觉中淡忘了方言，淡漠了活在家乡风景中的吟咏人生苦乐的民谣，与生命相依相生的自然和民俗风情。那些质朴、直接、有“真气”存在的民谣，随着时代审美需求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渐行渐远。农业社会的审美特点就是个性化、地域化，与民间有着深厚的联系，工业社会所推崇的是科学化、规范化。而科学化、规范化的结果，就是我们具备了批量的文化生产的能力，但却抹杀了个性。来自大自然、田野和人民中间的民歌，最生动的文化意义在于它的活态性，这是活生生的、灵性的、有生命的歌声，它无法被纳入规范和理论，任何加工和粉饰都有悖它的天性。

周作人曾经认为：“研究童谣的人大约可分为三派，一是民俗学的，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许多古代制度的遗踪。二是教育的，既知道歌吟是儿童一种天然的需要，便顺应这个要求，供给他们整理的适用的材料，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三是文艺的，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把那些别有文学意味的风俗诗选录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周作人本人则统揽三派的观点和方法，强调歌谣民俗学、教育与文艺的三重意义，以歌谣为“国民心声”，凭了清明的理性及深厚的趣味去主持评判，预言歌谣的搜集、整理将“引起未来的民族诗的发展”。

然而，周作人当年穷半生之力编成的《绍兴儿歌集》没有出版机会，“所以也只是搁着就是了”，终于随人世无常而沉浮。所幸这部手稿消失近40年后重现江湖，2000年第9期的《鲁迅研究月刊》上刊登了《童谣研究稿本》全文，周作人凡关于儿歌游戏的搜集均收录于这个稿本。该文由鲍耀明提供、整理并标点，目前周作人的《童谣研究》手稿由鲍耀明收藏。这份手稿若能重印，对于吴越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寻找吴越歌谣文字传播轨迹，将是一份难得的参考资料。

民歌不绝，国风常存，在罐头歌手、电子音乐大量出产的年代，我们难忘那些本色、本嗓、本真的大地之歌，它们是一个民族无法磨灭的记忆。要理解一个民族生活的真相，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的歌谣俗曲是最真实最扼要的材料。

2004年3月29日，一档以原生态为宗旨的《民歌·中国》栏目以每天半小时的篇幅在中央电视台亮相，栏目宣传片这样写道：“民歌是民风，是民魂，是民髓，是最原朴，最自然的民心的洞开和拓放，是最挚切、最本真的民族的吐纳与呼吸。从文化的意义上说，民歌应该是乳水，是精血，是一个民族的体温和气息。这就是民歌原生态的价值。”这个栏目创办三年已录制了民歌数千首，并且加入大量的民俗、民间生活资料，全方位立体的呈现民歌及展示民歌背后的大文化概念。从2007年1月1日开始，《民歌·中国》栏目正式更名为《民歌·世界》，显示了中国民间口传文化走向世界舞台的信心。

上种红菱下种藕，红菱牵着莲藕走，片片红菱片片游，丝丝莲藕丝丝愁。

故人的情怀，鲜活的民生，已然成为历史的风景，让后人遥遥相望。重温那些昔日的民谣，体物入微，景象宛在，颜色可亲，如闻天籁，真可令人心生百般滋味。

民谣，是可以振作生命的活气的。民谣，是早晨，不是下午茶，早晨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清新的样子，是神采飞扬。我们要让我们的城市在千年长途的风霜满面中有少年精神，在朝九晚五的风尘仆仆中有“知耻而后勇”的胆魄，那么，就让我们记住民谣吧。

金菊花，穿绿衣，梳妆打扮归娘嬉。

妹妹看到笑嘻嘻，哥哥看到坐坐起，

妈妈看到忙下厨。

嫂嫂看到脱面皮，关抽屉，锁大橱。

勿食嫂嫂娘家饭，勿穿嫂嫂嫁时衣，

有娘有爷要来嬉，没娘没爷勿来嬉。

前门出青草，后门出狼衣，再也勿来嬉。

金鹁鸪，银鹁鸪，飞来飞去飞义乌。

义乌桥头栽根蒲（葫芦蒲），

大蒲小蒲都打（摘）了，剩点蒲嘴（蒂）请丈夫。

丈夫嫌我蒲汤苦，清水婉茶嫌我浑，

白米煮饭嫌我乌，细纱织布嫌我粗，

剃头落发做尼姑。

尼姑做勿成，花花街狗扯布裙，

布裙扯个缺，衣裳老师补勿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