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西厢记》的独特贡献在于，将功名至于爱情之下。这在700多年前，尤显难能可贵。剧中情节：张生偶遇崔莺莺，一见钟情，生出了“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的想法。而崔莺莺更是把功名看得很轻。在长亭送别时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甚至将功名视作“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怕的是“拆鸳鸯在两下里。”

然而，这毕竟是文学创作，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里，通过读书，而后当官，而后发财，从来都是无数人毕生的追求，官本位意识代代相袭，深入无数人的骨髓。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当官，是最显赫、最荣耀的职业。因为做官可以名利双收，目的是以非经济手段，逐获经济上的利益。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官吏。孔子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祿在其中矣。”

在中国传统思想意识中，再大的商人也是民，再小的官员也是官。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当官是改变个人命运乃至改变家庭命运、宗族命运的最有效途径。因此，在通往争做官员的窄路上，从来都蜂攒蚁集，挨挤不开。

权力的欲望四处弥漫。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做过这样的分析：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遗迹之一，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

权力的欲望是可以毁灭人性的。清代的汪中有这样的研究统计数据：南朝刘宋60年，皇族129人当中，121人被杀。血肉横飞，都只为了一个“权”字！

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一文中说道:“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官瘾大，“瘾”在何处？如果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果在“利国利民，鞠躬尽瘁”，如果在“大公无私，毫不利己”，当然无可厚非，而且要大加赞许。事实上，历朝历代这样的好官，也并不鲜见。但是把“权欲”的最终指向定位于“利欲”的人绝不在少数，贪官层出不穷，史不绝书。民谚“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指的就是这样的以官谋财的人。

大诗人臧克家1945年写过一篇文章《官》。“他们的腰是两用的，在上司面前则鞠躬如也，到了自己居于上司地位时则挺得笔直，显得有威可畏，尊严而伟大……清廉是名，贪污是实，名实之不相符，已经是自古而然了……这样年头，官，不赶快狠狠地捞一下子，就要折血本了。”“于今是中华民国……人民既然是主人了，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主人拿起鞭子来向一些失职渎职的贪赃枉法的公仆的身上抽过一次？……难道只有在完粮纳税的场合上，在供驱使供利用的场合上，在被假借名义的场合上，人民才是主人吗？到底是官为贵呢？还是民为贵？我糊涂了35年，就是到了今天，我依然在糊涂中。”诗人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腐败情形。官场的风气是上下百官共同制造的产品，上行下效，相互壮胆，相互攀比。人的趋利避害本性极易导致行使权力时的自私趋向。进得官场稍久，自律也罢，操守也罢，公私分明也罢都可能在心灵中失去主导。

为什么做官？如何做官？古往今来，历代贤者不乏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地。

河南内乡古县衙有一副对联：“得一官荣，失一官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饭，穿百姓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大堂上也有一副对联“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徽商早就把做官和经商的关系平行起来。徽州西递古村落的民宅就有“当官好营商好效好就好；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的楹联。文化情怀深厚的人更是表达了“文章千古好，为官一时荣”的认知。

现代社会，定义一个人的成功，早已超越了“官本位”的单一标准。一个把当官作为最高追求的社会，至少缺乏现代文明的禀赋。

而靠着当官捞利益的心态，更是不为当代中国相容。新时代的青年人，若想从政，尤其要有这般清醒的意识，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了。要树立“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的正确理念。

19年前，福建省长习近平在接受《中华儿女》专访的时候就说过：我认为，在跨入政界之前，首先要在思想上弄清楚两个问题，这就是你要走的是什么路？你所追求需求的是什么？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从政就不要想发财……从政就是一种事业的追求，就得舍弃个人的私利，不能什么好处都想得……从政是一条风险很大、自主性不是很强的路……既然走上这条路，那你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像当过河卒子那样拼命向前。

今日今时，忠诚干净担当有为这把尺子，既握在组织手里，更置于百姓心中。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当个好官，不易！但是如果你有元稹的志向：“临事有致命之志，效职无避祸之心”，当个好官，也许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