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西北书院
王兴国
左宗棠（1812—1885）于同治五年（1865）调任陕甘总督，至光绪七年（1881）调两江总督，在西北实际经营达14年之久。当时宁夏、青海、新疆均未建省，所以陕甘总督的管辖范围是很宽的。在此期间，他的工作虽然主要是军事，但也十分重视文教，特别是书院建设。在当前西部大开发之际，回顾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也许是有助益的。
一
左宗棠深知，要开发西北，首先必须培养人才。他尝言：“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1]而要讲学术，当然就离不开学校和书院。对此，左宗棠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尤深。同治九年（1870），他正在镇压宁夏境内的回民起义，但他还惦记着甘肃兰州兰山书院生徒的膏火费。他在一个批札中写道：“览呈诸生之禀，文理尚可，殊为欣然！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可录此示鉴院，以哓诸生。”[2]这里讲的“四十年前”，是道光十年（1830）。这年，左宗棠19岁，他结识了贺长龄，贺一见即以“国士见待”，并借书给左宗棠读；次年，左宗棠又从贺长龄之弟贺希龄读书于城南书院。对与贺长龄关系，左宗棠有过回忆：“臣弱冠时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贺长龄居忧长沙，发所藏官私图史，借臣披览。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其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大率类此。”左宗棠在书院读书时，主要靠书院的膏火和奖学金维持生计。正如其子左孝同在《先考事略》中所说：“府君早岁文名藉甚。巡抚南海吴公荣光设湘水校经堂，课士以经学，府君列第一者七次。先祖没后，日食不给，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3]正因为有这些经历，所以左宗棠对书院学生的艰苦与书院在培育人才中的重要地位，有着深切的认识。所以他在军务倥偬时节，仍经常关心西北地区的书院建设。
左宗棠对西北书院的重视，首先表现在修复被毁的书院和修建新的书院。据秦翰才的统计，左宗棠在任期间，西北地区修复或修整的书院有19所：瀛洲书院（泾阳）、仰止书院（东乐）、鹑觚书院（灵台）、银川书院（宁夏）、河阳书院（静宁）、崇山书院（大通）、洮阳书院（狄道）、蓼泉书院（抚彝）、育英书院（安定）、灵文书院（灵州）、又新书院（平罗）、凤鸣书院（崇信）、鸣沙书院（敦煌）、陇川书院（秦安）、正明书院（阶州）、五泉书院（兰州）、武阳书院（漳县）、洮滨书院（洮州）、榆阳书院（榆阳）。新建的书院则有18所以上：尊经书院（庄浪）、泾干学舍（泾阳）、文明书院（岷州）、襄武书院（陇西）、味经书院（泾阳）、钟灵书院（宁灵）、金山书院（洪水堡）、归儒书院（化平川）、河阴书院（贵德）、南华书院（甘州）、陇南书院（秦州）、庆兴书院（董志原）、五峰书院（西宁）、湟中书院（西宁）、文社书院（镇番）、鹤峰学舍（三岔镇）、凤池书院（惠安堡）、柳湖书院（平凉）等等[4]。
这些新兴的书院，有的是左宗棠亲自干预之下建立起来的。例如西宁的湟中书院，就是利用回族一个礼拜堂改建的。这个礼拜堂是叛乱的回族头人修建的，但它“高逾于城，大属违制”，本应平毁。后据当地“生童等禀”，并经左宗棠批准，改建湟中书院。左宗棠在关于改建的批札中指出：书院“为阖郡士子肄业之所，意在振兴文教，嘉惠士林，事关地方公举，迥非寻常隐占营私可比。书院既为阖郡公建，与归公原议相符。汉、回子弟之愿入院读书者，均得一律甄别课试，以广教思而育英材，尤于地方士习文风大有裨益。”[5]有的书院则为其定名。例如灵台县令彭光练将该县书院修复后，写信向左宗棠报告，并要求改名，左氏在批札中写道：“据禀率同绅士勘出涧沟荒地亩数，暨续修皆县书院落成，立定课期，不胜欣慰！至言金台书院系前任苏令命名，与顺天府书院同名，请示更名等情。书院如岳麓、鹿洞、鹅湖，类皆因其地名而名之。该县在秦为鹑觚，古莫古于此矣。应即以‘鹑觚’名之，以存其朔。”[6]为了表示对书院的支持，左宗棠先后给一些书院题名或题扁额。题名者如仰止书院、鹑觚书院、归儒书院、泾干学舍等；题额者有：题陕西榆阳书院“北学其先”；题肃州金泉书院“崇道揆文”。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题名的归儒书院，是专收回民子弟的书院。左氏在镇压了回民起义之后，将一些回民集中安置。归儒书院所在地化平川就是左宗棠安置回民的地方之一。同治十三年（1874）提督喻胜荣创设此书院，并捐铺房七间和水磨三架，收租充膏火。左宗棠为此书院题名“归儒”，表明他企图用儒家传统文化来教化少数民族。
左宗棠对书院山长的人选尤为重视，亲自为省管的兰山书院礼聘山长。其著作中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同治十二年（1873）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就谈到“滕孝廉已请主兰山讲席。”[7]又如光绪三年（1877），左氏在致甘肃一位知名学者吴可读的信中就说：“得手书，知长安居大不易，拟回故里，又虑无枝可栖。实则乌皮几在兰山，弟子仍思重附门籍也。如归计已决，则明年信到，当预留讲席，以待高贤。”[8]在光绪五年的一封信中，左宗棠再次谈到请吴氏主讲兰山书院一事：“兰山三月即须开课，而柳堂（吴可读字）近无信到，讲席未可久悬，窃料元旦贺本差回，当可得其确耗，计早晚亦必到矣。如柳堂归期尚早，届开馆时，改订镜侯亦似未迟耳。”[9]这些都表明左宗棠对书院山长人选的高度重视。
由于左氏自己出身贫寒，所以他对书院生徒的膏火待遇极为关注。例如，当他得知延安郡学子寒苦失学，学使拟增加书院膏火时，极表支持并很有感慨地写道：“前得吴清卿学使书，言北山以延安一郡寒苦失学，士难自振，拟于各属增书院膏火，延师课之，以兴文教、惠寒士，意殊可感。惟此举非两万金不办，属弟与中丞、方伯筹之。……清卿学使按部，所至均以兴教劝学为急，识量之伟，深堪钦佩。弟起家寒畯，忆四十年前，南城灯火，北路风尘，无聊景况，如在目前，尤不能无感也。”[10]又如当他知道味经书院因“膏火不继”面临停办的威胁时，他在感到“殊为可惜”时，再一次联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遭遇：“四十年前，南城灯火，北道风霜，固每饭不忘。”因此不仅为此书院筹款出主意，而且亲自解囊捐廉，“惜廉泉就涸，不能作豪举也。”[11]为了让兰山书院生徒安心学业，左宗棠规定：院中正课四十名，每名每月给膏火三两；副课五十名，每名每月给火一两五钱。又有官课、小课奖金，每月约十二两。这些经费，或由左宗棠捐廉，或由公费拨付。
二
左宗棠在经营西北的过程中，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就是“黜异端以崇正学”。为此，他在光绪三年（1877）专门发布了一个《黜异端崇正学示》。左氏发布这个告示的根据就是：“边民生长遐荒，鲜明义理，易为邪教迷惑。”那么，什么是“正学”，什么是“异端”呢？左宗棠指出：“恭查《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内第七条：‘黜异端以崇正学。”谨案圣谕深恐邪说害正，有妨学校，故分别正学、异端两途，使尔民知所向背。何谓正学？今学校中所奉之先师孔子，乃我中国第一圣人。所传授的学问，皆是堂堂正正，无一毫偏倚，是以唤做正学。自正学以外，凡异乎圣贤之教而别为一端者，便谓之异端。黜是屏黜，尊是尊崇。此等异端之说，最有害于正学，不严为屏黜，则彼反加于正学之上，而正学不尊，故曰黜异端以崇正学也。”[12]
左宗棠认为边疆书院教学内容的安排，也应以“黜异端以尊正学”为宗旨。他在向岷州颁发《六经》时曾指出：“《六经传注》，读者少而刻者亦少。此次影刊鲍氏善本，即前在浙所刊旧式而又重加复校者也，当为海内孤本，以视浙刻尤精。但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老夫亦不枉此一行也。陇西人民质直近古。三代以还，自西徂东，王者迹熄，孔、孟辙迹并不到秦，老子入胡且化为佛，秦、汉以后更无论也。自有天地以来，此方不沾圣人教泽，是书刊布，其曷可缓。”这说明，在左宗棠看来，既然“孔、孟辙迹”不到西北一带，因此儒家“正学”不倡，相反，“老子入胡且化为佛”，结果是“异端”猖獗。所以必须用儒家经典，即“圣人教泽”来改变这一现象。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左宗棠不同意岷州牧吕恕“关重文学”的说法，并把他狠狠地批判了一通：“来函乃称关重文学，千载免亥豕之讹，何所见之陋乎？晚近读书，不知讲明义理，藏之心而体之身，但以之习章句，博科名，以求世俗所为富贵利达而已。此心何可令古昔圣贤见乎？该牧亦岂不自命为学而仕者，在岷数年，饱经患难，试扪心自问，其有益民生、有裨世教者何事？其不为习俗所移者何事？姑勿论其心之所存者为何如也。兹如所请发新刻《六经》全部，交来使祗领返岷。可细心通绎，以补幼学疏略，免忝儒冠，是该牧之至幸，亦本爵大臣部堂所望耳。”[13]这说明，左宗棠之所以不同意说“关重文学”，乃是因为一些士子但“习章句”以“博科名”，把儒家经典当成“富贵利达”的手段，而不是“讲明义理，藏之心而体之身”。
为了达到“黜异端以尊正学”的目的，就必须抓好书院的教材建设。这一点，左宗棠抓得很紧而且很具体。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在对提督刘端冕的一个禀帖的批复中指出：“据禀安定历有育英书院，兵燹之后废成焦土。该提督会商县学于驻营隙地设立书院，生童住院读书者四十余名。兴教劝学，嘉惠士林，甚盛举也。据禀请发《五经》、《四书》六十部。查本年本爵大臣阁部堂酌发通省各州县书籍，安定县发《六经》十八部，《诗经》、《四书》、《孝经》、《小学》各二十六部，由府转给在案。兹准加发《四书》、《诗经》各六十部，《六经》八部，《孝经》、《小学》各三十部，交该提督具领，转给各生童诵习。”[14]这个批示表明，向全省各州县颁发书籍，已成为左宗棠经营西北时的定制。而这些书籍的内容，都是儒家经典或儒学著作。
这里讲的《六经》，实即《五经》，因为《乐经》早佚。这部书用的是歙县鲍廷康的版本。左氏在浙江时，曾影刻过一次。到西北之后，又复校重刻。左宗棠对于此书重刻十分关注。他在同治十年（1871）的一个批札中指出：“《六经》鲍本最佳，影刻较易。惟校雠工夫最宜详慎，非独圣经不可亵，并令承学之士免受讹舛之误，攸关匪细也。西北之人质厚有余，颖敏不逮。关陇兵燹连年，弦诵久辍，坊间刻本绝少佳者。见因广立义学，各州县求书者纷纷而至，不得不购俗本应之，殊歉然也。盼鄂刻成，先印千本，庶资分布。纸用杭连未免太费，可择其价廉而坚韧者，色稍黯淡亦不妨耳。”[15]这次《六经》的印制是在湖北的崇文书局。但是光靠湖北印刷，远水救不了近火，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左宗棠又采取其他措施解决：其一，是鼓励下属印刷。他曾表彰陕西布政使翁同爵印《七经》：“经正民兴，一定之理。关陇兵燹之余，人不悦学，不及时兴教劝学，祸患何可胜言！贤方伯检关中书院《七经》旧版，重新印发各府州县并书院，以惠诸生，可谓能见其大。此等举动，乍见为迂，稍久觉著效甚捷。”[16]其二，是指示陕西和湖北粮台，迅速招集刻工交关中书院山长督饬开雕：“照得陕、甘回变以来，古籍销亡，诵习久废，《五经》、《四子书》坊间素无善本，近并坊本亦购觅维艰。屡据汉、回士民禀求颁发书籍，虽经随时由西安购取散给，既属无多，且坊本讹舛相因，无从校正。因念本爵大臣同治三年戡定浙江时，曾捐廉觅匠影刊鲍刻《六经》，最为精好，亟应翻刻。此本散布各府厅州县书院乡塾，俾边隅士子于古籍销亡之后，复得善本，以资诵习，庶经正民兴，异时有望也。除一面饬驻陕军需局沈守迅速采办枣梨各木板，一面雇募刻手外，应饬驻鄂、陕、甘后路粮台王道于湖北招致刻手三四十名，送陕西城关中书院，交山长、太常寺少卿王督饬开雕。其刻匠辛工饭食由该道酌定。凡刊印经费，均由陕西藩司于本爵大臣督部堂养廉项下随时拨交驻陕军需局支付。”[17]这说明，左宗棠不仅亲自安排《六经》的刊刻，而且自己提供刊刻经费。
左宗棠在发放书院书籍中的《孝经》，在汉代与《六经》一起并称为《七经》。书中以孔子对曾子讲述孝道的形式，论述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所各处应行的孝道，以及养亲、丧葬、祭祀等行孝的仪礼规则。书中认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所以左宗棠将它列为书院生徒必读书目，作为“经正民兴”的必备条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左宗棠发给书院生徒的《小学》一书，是朱熹委托他的弟子所编，但历来都说是朱子所撰。《四库全书总目》称：“朱子是书成于淳熙丁未（1187）三月，凡内篇四：曰立教，曰明伦，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考《晦庵集》中，有癸卯《与刘子澄书》，盖编此书，实托子澄。……是书自陈氏（振孙）《书录解题》即列之经部小学类。考《汉书·艺文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小学家之所列始于史籀，终于杜林，皆训诂文字之书。今案以幼仪附之《孝经》终为不类，而入之《小学》，则于古无征。是书所录皆宋儒所谓养正之功，教之本也，改列儒家，庶几协其实焉。”[18]这说明，此书实为一本小学启蒙教材。左宗棠在道光十七年（1837）任醴陵渌江书院山长时，“伏念先儒有云：制外所以养中，养中所以制外，二义互相圆足。因于《小学节文》内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19]可见，左氏一向推崇朱子的《小学》。当他将此书推荐给西北各省书院和学校时，更具有深意：这就是要使生童明确读书的目的，不在于谋食和应付科举，而在于“经正民兴”，出人才，厚风俗。所以他在批复平凉县县令王启春所禀的义学条规时指出：“塾师非仅因安置寒士起见，兴教非仅因文章科第起见。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览诸生所陈义学条规，鲜有见及者。须知自洒扫应对至希圣希天，下学上达，皆是一贯。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归重于《小学》一书，方为得之。薛文清（瑄）公有云：‘《小学》一书，吾终身敬之如神明，以其为作人榜样，表里精粗、全体大用无不具也。’可录此批示之。”[20]左氏这段批示虽然是对义学生徒说的，但我们从他给书院生徒也颁发《小学》一书可知，他这个批示的精神同样是适用于书院。在另一处，左宗棠又说：“先儒许文正（衡）公有云：‘《小学》一书，吾终身敬之如神明。蒙养作圣，彻始彻终，一贯之道也。后生未讲神明，先讲规矩，舍《小学》其曷由哉？’兹禀实有所见。准加发《小学》四十部，交该牧散给各塾。”[21]左宗棠引证薛瑄和许衡这两位“大儒”论《小学》的话，无非是要使生童更加重视此书，从而端正读书目的。
三
书院在其初创时期，是与作为科举附庸的学校相对立而出现的。可是，到了明清时期，书院也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因此，一个地方的书院教育是否发达，往往是与该地科举取士的情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书院教育的发达，固然可以为科举输送源源不断的考生，反过来，科举考试的方便与否，又影响和制约着书院的发展与繁荣。例如，在清代雍正以前，湖南与湖北尚未分省，举人的考试（乡试）要到武昌。由于洞庭湖的风大浪险，使湖南许多士子裹足不前。这不仅影响了湖南科举考试得人的数量，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湖南书院教育的发展。后来，湖南与湖北的乡试经湖南地方大员的努力争取，终于由朝廷批准分别举行，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南北分闱”。分闱的结果，不仅使湖南经过科举考试而涌现的人才大大增加，而且又进一步促进了湖南书院教育的发展。
陕西与甘肃分省的时间，与湖南、湖北分省的时间相差不远。但是直到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两省的“乡试”尚未“分闱”，这势必严重影响甘肃（包括现今的青海、宁夏、新疆）人才的出路。这一点，对于来自湖南、并尝到过分闱好处的左宗棠来说，体会尤深。所以他在同治十二年（1873）的一封信中说：“陇自乾隆置省以后，百为草创，持节多丰镐旧族，因陋就简，莫为之前。失今不图，终必沦为绝域，可慨矣！”[22]这里讲的“持节多丰镐旧族”，是指左氏来任以前的一些出身满族的督抚，他们只知道做官当老爷，因此在各种制度上只会“因陋就简”也就是必然的了。左宗棠与这些“丰镐旧族”不同，他既有贫寒的出身，始终没有忘记“南城灯火，北路风尘”的艰苦经历，因而对读书士子充满同情；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尝到过“南北分闱”的好处，因此他对于陕甘分闱一事十分重视。在镇压了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之后，便于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月十八日（1874年初），向朝廷写了《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
在奏折中，左宗棠分析了甘陕分闱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甘肃“置省以来，诸凡建设，或创或因，于武备尚详，而文治独略。”文治与其他各省不同者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当时除安徽省因交通便利，乡试并归江苏之外，其他各省均是就全省地势比较适中、且为督抚驻札之所，设立贡院，届时进行乡试。惟独甘肃省的士子参加乡试必须远赴陕西。二是学政也是甘、陕两省共设一个，且驻陕西三原，三年一次，到甘肃举行岁、科两试。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造成“自改建省治以来，甘肃士人经明行修能自淑其乡里者，尚不乏人，至掇科登第，以文章经济取重当世者，概不多见。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争自濯磨，甘肃士人独安固陋，不求闻达也。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根据左宗棠的估计，“甘肃士子之赴乡试者，合新旧诸生计之，不过十之二三而已。”左宗棠所讲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容易使人动情的。特别是当他说到自己自肃州凯旋返兰州途经甘、凉各州时，“途间见诸生迎谒道左，初疑其秋试被放者，比询以试事，则佥称无力赴陕，不知其详，言已，欷歔不绝”，更是令人感动。
在此奏折中，左宗棠又援引湖广、云贵分闱的先例，进一步论证甘陕分闱的迫切性：“臣维湖广、云贵等省乡试，道路险远，历蒙列圣恩旨，分闱取中，士林感颂至今。兹甘肃赴陕乡试，道路险远较各省数倍有加，皇上一视同仁，轸念士人赴试维艰，恩允分闱取中，俾边徼寒微得照各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计日而待也。”当然，左宗棠也知道，人才的成长并不决定于“科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非科名就无以劝学。所以左氏在该奏折的结尾部分指出：“臣亦知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然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知之。固非谓科第文章，足以歆动庸耳俗目，兼可博取民誉也。”[23]
在左宗棠等官吏的努力下，朝廷批准了甘、陕分闱，并于光绪元年举行了甘肃第一次单独的乡试。为了迎接这次乡试，在左宗棠等官吏的努力下，在兰州修了一座可容纳四千考生的贡院。左氏还为贡院题额：“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在乡试举行之际，左宗棠以总督身份也参加监考。试后，左宗棠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甘省分闱，正及元年恩科，蒇事之迅速，工程之闳壮，均非始愿所及。解元安维峻年少能文，器宇沈静，将来可望成一伟人。其余知名之士甚多，士论翕然，实为快慰。”[24]这里讲的安维峻（？—1926），字晓峰，甘肃秦安人。他是兰山书院的学生，甘肃分闱后第一届乡试的第一名（解元）。光绪六年进士。历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从上面这封信，可以看到左宗棠对此人十分器重。光绪二年，左宗棠在致安氏的信中写道：“不见年余，想所学益进。闻寄居颂阁先生处，下帷攻苦，无异在兰山时，殊用欣然。寄上票银三十两为膏火薪炭之资，幸验纳。明春陇士与试者，当不止百人，寄银三千两，请阁下按人俵给，可与柳堂先生（吴可读）商之。四十余年前，金尽裘敝，人困驴嘶景况，犹在目前也。”[25]这里讲的“明春陇士与试”一事，指甘肃举人参加会试。为了资助他们远行，左宗棠特地寄银三千两，要安维峻负责分配。
甘、陕分闱，不仅有利于甘肃士子的科名，而且促进了甘肃书院的发展。秦翰才说：“由于乡试分闱的便利，中额的增加，兰山书院肄业的多至四五百人。甘肃人文的渐盛，不能不归功于文襄公的倡导了！”[26]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注释：
[1]《左宗棠全集·书信》，转引自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9页。
[2]《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08页。
[3]《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8—9页。
[4]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54—256页。
[5]《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7页。
[6]《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32页。
[7]《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377页。
[8]《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90—291页
[9]《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564—565页。
[10]《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467页。
[11]《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497页。
[12]《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68—569页。
[13]《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94—295页。
[14]《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50页。
[15]《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48页。
[16]《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44页。
[17]《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91页。
[18]《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11—1212页。
[19]《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7页。
[20]《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37—238页。
[21]《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52页。
[22]《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384页。
[23]《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558—560页。
[24]《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564页。
[25]《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131页。
[26]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