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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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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陈建华 周建灿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的“关键事件”,其巨大的辐射能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望百年之前,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便是这样一个个难以绕开的“关键事件”,依然让我们念念不忘。不管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如何演进,先行者的探索都值得后来人尊重和理解。而在这些先行者中,也不乏我们黄岩人的身影,他们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积极投身于国家独立、社会进步的浩荡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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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岩人在北京的表现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汇聚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后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从而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期间,有来自浙东台州的8位学生满怀爱国热情,加入游行队伍的行列,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周炳琳(黄岩籍)、牟正非(黄岩籍)、孙德中(天台籍)、王恭睦(黄岩籍)、牟谟(黄岩籍)、项士襄(临海籍)、沈敦五(临海籍)和北京高师的陈荩民(天台籍)。五四当天,军警逮捕的32名学生中就有3位台州人:陈荩民、牟正非、孙德中。鲁迅先生所说的“台州式硬气”在此次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是台州历史上值得标榜的浓重一笔。

在《中国共产党黄岩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一书的第6页,有一张黄岩人在五四运动时期留下的经典照片,通过照片与文字说明可知,此张照片拍摄于民国八年(1919)6月18日,为周炳琳、牟正非、王恭睦、牟谟、沈敦五等5位在北京大学就读且曾被捕的黄岩籍学生获释后的合影留念。事实的情况是否这样?笔者翻遍手头的史料,除沈敦五是临海人、并非黄岩籍之外,他与周炳琳在五四运动期间均没有被捕的史料佐证。下面笔者简要介绍一下黄岩籍在京的4位五四运动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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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炳琳(1892—1963),字枚荪,黄岩上山周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192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又入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深造。1928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此后,除曾短暂出任过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等职以外,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抗战期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副秘书长。1949年以后,专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在北京大学就学期间,周炳琳与邓中夏、许德珩等于1918年10月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导师。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周炳琳与邓中夏、许德珩等轮流担任编辑主任,并发表《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么样运动》等文章,号召“建立共同消费、共同生产的新社会”。同年3月,周炳琳和邓中夏等14位同学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组织同学到北京四城及农村讲演。五四运动爆发后,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秘书、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5月4日当天,有32位学生被警察分头架走,周炳琳态度沉着,加以外穿灰色长袍,衣上所沾灰土未被发现,得以安全回校。1919年6月,在上海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委兼秘书,主持编辑《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同年夏天,周炳琳和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讲演,声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不彻底,我们要的是彻底的革命。孙中山先生在下面听了为之热烈鼓掌。后来,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谒见孙中山先生。同年7月,周炳琳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协助李大钊编辑《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月刊,并发表了《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1919年秋季开学后的北京学生界》等文章。周炳琳在五四运动中异常活跃,成为当时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笔者翻看能查到的原始资料,均没有找到周炳琳在五四运动期间被捕的记录。

牟正非(1893—1977),原名振飞,字正非,黄岩茅畲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工科采冶学门,191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抗战期间回家,曾担任茅畲乡长。后到天台中学、黄岩县立中学担任教务主任,1943年7月至1944年7月任黄岩县立中学校长。五四运动爆发时,尽管牟正非正面临毕业,还是义无反顾地参加这场爱国行动。五四当天,牟正非与周炳琳等北大学生全过程参与其中,牟正非即是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5月7日,牟正非被营救出狱,蔡元培校长和一批师生在校园迎接,场面异常感人。

牟谟(1899—1982),字赞禹,黄岩茅畲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为教授、总务长,兼平津国立教职员联合会常委。1948年聘为沈阳医学院教授,1958年调杭州市化工研究所任总工程师。在五四运动期间,牟谟积极投身于这场爱国运动。1919年6月2日,牟谟与刘仁静等北大学生以卖国货为名到街头讲演,结果被警察逮捕。在警署,牟谟等与警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18年8月,《新生活》周刊创刊,牟谟在第32期、第33期发表《妇女念书比男子更要紧》《家庭革命》等文章,鼓吹妇女解放,提出妇女念书和受教育比男子更要紧些,用家庭革命实行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等体现当时新生活理念的观点。

王恭睦(1899—1960),字望楚,黄岩桥头王人。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后赴德国留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在国外获理学博士的黄岩人。归国后,历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长、西北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曾参与北京周口店遗址发掘,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8月返回故乡家居,黄岩和平解放后任灵石中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开始,历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勘测处处长、资源勘测局副局长、地质部西北地质局副局长等。在西北地质局副局长任上,王恭睦曾于1954年5月12日写过一篇自传,其中写道:“‘五四’运动中,激于爱国参加活动,曾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月余。”(《黄岩文史资料》第十五期)

通过上述介绍可知,“北大黄岩五四运动被捕同乡摄影纪念”照片中出现的5位主角分别是黄岩籍的周炳琳(右二)、牟正非(中立)、王恭睦(左二)、牟谟(右一)和临海籍的沈敦五(左一),他们均积极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5人中只有牟正非、王恭睦、牟谟有被捕经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牟正非成为五四运动爆发当天被捕的32位学生之一,这也难怪摄影留念时他被安排站在了正中间。

另外,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往事:1919年6月19日,临海文人项士元收到时居京华的黄岩籍诗人柯骅威寄来的俚句1首《白打曲·颂京华学生能击贼也》,其中有:“就中有个宁馨儿,皇华衔命驻东夷,年年箕煮同根豆,处处花培向日葵。比者瓜代方归国,褒功旋赐大庖食,更欣狮吼寂无声,长安渔尽如花色。还乡衣锦气雄豪,走访阿瞒敢惮劳,本来座上看横槊,非为床头代捉刀。岂知墙外人声沸,莘莘学子夺门至,主人一见便抽身,狡如兔脱藏于厕。回顾还有一金人,同是朝廷卖国人,哔然一声呼白打,血满怀袖非无因。吁嗟乎!豺狼当道无人忿,若辈狐狸安足向,擒贼未能先擒王,男儿何事露芒刃。虽然太学有陈东,一鼓作气寒群凶,丹心耿耿千秋照,微此诸生谁抗踪。”柯骅威,字辅周,号扪虱老人,黄岩县桐屿人,后迁居县城横街。光绪二十三年(1897)府学拔贡,光绪三十三年(1907)担任乾州通判,为当时黄岩诗坛之首,著有《小丹邱诗存》十八卷。作为旧式文人,柯骅威在诗中描写了“痛殴章宗祥”事件,痛斥曹、章等卖国贼,讴歌学生的爱国行动,实在是令人可敬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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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岩人在上海的响应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迅速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上海工人的“六五”政治大罢工,标志着五四运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间,同样不乏黄岩人的身影,书法家刘文玠和工商巨子朱葆三都作出了响应,不过在影响上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 刘文玠为运动撰文呐喊

刘文玠(1878—1932),原名青,字照藜,更名文玠,字介玉,号天台山农。早年投笔从戎,辛亥革命爆发后任苏军总军需兼秘书长,参加进攻南京、安庆的战斗。1912年元旦,刘文玠出任江北护军使署秘书长兼军法处长。1914年春天,复调江苏水警厅督察长兼军需处长。同年,赴南京参加县知事考试,被人嫉妒,指为反袁乱党遭被捕,后经人疏通才得以释放,从此绝意仕途。随后到上海,以善书闻名,与李瑞清、曾熙并列为清末民初的“书坛三大家”。五四运动期间,刘文玠正寓居沪上,以卖文鬻书为生。刘文玠通过各种渠道看到、听到五四运动的消息后,在其编辑的《大世界》报连续发声,揭露卖国贼的祸国殃民,抨击北洋政府的麻木不仁,声援学生的爱国举动。

1919年5月17日,刘文玠发表《金刚精光》,5月21日再发表《时事新唐诗》,5月25日又发表《抵制抵制》,痛斥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呼吁抵制日货,“用我国货”。如《时事新唐诗》有2首,其一为《曹汝霖》,诗曰:“曹氏厅堂何处寻,东交民巷气萧森。全房器具变秋色,隔壁乡邻惊恶音。密约终为亡国计,丧权偏向矮人心。亲恩未报先遭打,长使封翁泪满襟。”其二为《章宗祥》,诗曰:“四月风潮意外侵,京城天气半晴阴。青岛问题愁里尽,学生恶感愤中深。仲和不列平和会,亲日常悬捧日心。一顿拳头犹未死,同仁医院对孤衾。”

在运动取得初步成果时,刘文玠又于6月11日发表《罢课罢市感言》, 6月12日发表《我之希望》,6月14日发表《民意胜利》,6月15日发表《开市新开篇》,为五四运动呐喊助威。如刘文玠在《民意胜利》一文中指出:“惟其出于真正民意,所以被拘学生得以释放,曹章诸贼因之免除,政府果能顺从民意,斯民意之趋向,终能达到最后之目的。”通过上述诗文可见,对于运动取得的初步胜利,刘文玠的欢悦之情溢于言表,爱国之心情不自禁。

2.朱葆三与“佳电”风波

朱葆三(1848—1926),名佩珍,字葆三,黄岩人。生于军官之家,幼年随父母漂泊迁居,后入籍定海。14岁即闯荡十里洋场学做生意,从学徒、账房突升至经理,成为业内一大奇迹。曾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上海总商会会长等。但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却在五四运动时期因为“佳电”风波而黯然下台,并差点被打成汉奸卖国贼。

所谓“佳电”风波,是指1919年5月9日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未经会董会议通过,以总商会名义致电北京政府(时称“佳电”),电文虽然谴责驻日公使章宗祥“不胜其任”,建议政府更换驻日使节,并提出由政府任命专使,“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的主张,与当时力争在巴黎和会上直接由中国收回青岛、恢复山东主权的主流舆论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时,“佳电”其他一些说法,如称各界的爱国正当要求为“鼓噪”,其中的“清国”等措词借用日本人的用词习惯,也与当时的社会舆论背道而驰。“佳电”见诸报端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商界人士(包括总商会内的一些会员)的一致谴责,引起轩然大波。在社会各界的反对声中,总商会被迫于13日发表“元电”,宣布“取消‘佳电’,一致对外”,接受大众的要求。14日,朱葆三、沈联芳引咎辞职。“佳电”风波后,朱葆三淡出政治,主要从事慈善事业。

在“佳电”风波中,朱葆三是受到的攻击最为激烈的人物之一。当时的舆论都认为朱葆三是密谋策划“佳电”的核心人物,因而应对“佳电”负主要责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华中师大朱英教授研究认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朱葆三虽仍担任会长,但已年过七旬,平时直接处理会务并不多,而是由副会长沈联芳主持,因此朱葆三不应该负主要责任。但不管怎样,作为上海总商会的当家人,朱葆三自然也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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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橘乡涌起澄江潮

在五四当天,北京大学临海籍学生项士襄虽未被捕,却被打伤,他以“快邮代电”把北京学生遭镇压的情况告知家乡的兄长、时任临海图书馆馆长兼省立六中、回浦中学教师项士元,要求他组织师生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项士元接到电报后,立即在两校传达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学生们义愤填膺,当天就有两校各一个班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很快,两校全体师生和省立第六师范、台州女校等学校的师生也闻风而起,上街游行。5月28日,在临海成立了台州救国协会,通过了以“挽回权利、巩固国基”为宗旨的章程。6月9日,台州救国协会公推项士元为会长,项士元不负众望,含泪起草了致北京总统府电文:“报载京学生多人惨遭非法逮捕,各界愤激异常,请速释放学生,严惩卖国贼,以谢天下。”

据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杰(天台籍)回忆:五四运动波及台州时,他正在临海省立第六师范求学,就与蒋径三(临海籍)、徐锡藩(黄岩籍)等同学一起到海门搜查、销毁日货,撰写告父老书等传单。翌年又在校内宣传教育改革,掀起学潮,被校方开除。徐锡藩(1904—1990),黄岩沙埠人。五四时期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六师范,因参与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转学于绍兴省立第五师范。后毕业于厦门大学动物系,曾获瑞士纽沙德尔大学科学博士、菲律宾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员、中国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卫生部卫生研究所寄生虫室主任、台湾大学生物系教授、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成为国际著名的寄生虫学专家。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黄岩以后,清献中学校师生联合城区紫阳、璇珠等小学和崇仁女校等各校师生集会游行,响应北京学界行动。他们上街散发传单,手拿小纸旗,高呼“抵制日货,挽回利权”“抵到底,先禁米,日奴自毙,休怕它兵势”等口号,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民族炽热的心声,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与此同时,学生们还组织日货检查队,到各处商店、码头查禁日货。同年6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许植方(清献中学校毕业,历任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曾两度出任黄中校长)回到故乡,清献中学校及城区各小学学生邀请其在城隍庙演讲,许植方在演讲中说: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我们要锻炼自强。他还教学生们练“八段锦”,强身健体,不当亡国奴。

五四风雷,激荡百年。五四以后,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相对闭塞的浙东大地,为中国共产党黄岩地方党组织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先贤为之奋斗而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已成为激励家乡人民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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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方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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