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蒙军顾问小浜氏善（右一）、王英（右二）李守信（右三）

民国七、八年间，马福祥作绥远都统时，为了笼络王同春，以便于统治绥西，两人结为异姓兄弟。王同春就把二十六岁的儿子王英送入马家军队。

王英之所以参军，在他父亲和马福祥两方面，都有用意：当时河套五原一带，蒙汉杂处，蒙古姑娘们善于骑马，王英也精于马术，他经常骑上高头大马，东南西北地驰骋于河套平原。每遇到美丽俊秀的蒙古姑娘，就与之赛马，在赛马之际，趁机进行调戏，甚至有非礼举动。这种行为，经常受到蒙古姑娘父母们的诘责告发，由于王同春在河套修渠开地，和当地的蒙古族人士相处得并不好，所以王同春为避免麻烦，很反对王英这么干。但王英是个花花公子，屡教不改，因此把他送入马福祥军队，希望加以约束限制，以期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

而在马福祥方面，认为王同春在后套有钱有势，又是“哥老会”的头领，如果通过王英加以联络，对马家统治绥西还是有利的。于是把王英安置在儿子马鸿逵的旅里。为时并不太长，就由排长、连长、营长、升到中校团附。

可是王英经常违犯军纪，尽情玩乐，马鸿遠不但不予过问，反而因为都是富家公子出身，气味相投，有时甚至共同在一起玩乐。这样更助长了王英的胡作非为，这时候后套土匪横行，民国六年绥远都统蒋雁行收抚卢占魁，给了骑兵旅长的职位。王英很是心动，他觉得走“拉大竿，当大官”这一条路是升官的捷径；再说当官军毕竟不如当土匪自在，如果拉起一哨人马，“骑马带响环，海走天涯无人管”，快活享乐自不必说，一旦官家招抚，就能做大官。于是离开马家队伍，回家另谋出路。

1920年， 二十八岁的王英仗着王同春在后套的声望地位，以保护地方为名，以自己的百余名护庄家兵为班底作核心，组成一支地方团队，受马福祥的庇护，正式被委任为五原县保安团总。

为了壮大势力，他在后套招兵买马，不久便扩充到三百余人。保安团编为三个大队，由杨守诚、李三河、袁占鳌分别任队长，枪马齐全，十分气派威风，受到当时五原县的三任县长孙锡纯、刘迪裕、李润琴和地方绅士的重视。所需人马给养、薪饷，服装等项，都由五原民众按地亩摊派负担。

这支武装的建立，变家兵为官兵，为王英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当时扰害绥远地方的土匪头目，绝大部分和王英相识，如杨猴小(杨耀峰)、康存良、金宝山等人，不是出身于王英府上的家兵，便是给他的公中牛犋上揽过长工，所以民国初年以来，后套的土匪、“独立队”虽然扰害的厉害，但王英家的财产，始终来受侵害；其次当时的土匪“独立队”大部分是“哥老会”的成员，而王同春是后套哥老会的龙头，这也是土匪不刁抢他家的另一主要原因。

由于王英这支保安团的成员，成份复杂，纪律涣散，明官暗匪，经常和外来的土匪勾结，劫掠民财，奸淫妇女，民皆怨愤。他这个保安团，徒挂“保安”虚名，实则保民不足、扰民有余。当时五原人民编出一段“顺口溜”，说：

“王英真是个没底据，在后套招下些‘独立队’；独立队进了村，打家劫舍不安宁。”

1922年秋，萨拉齐县（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团总侯宪章和王英的情况一样，官匪不分，为害甚烈，民不堪扰，怨声载道，被马福祥所杀。王英因有他父亲的情面，没有治罪而被罢官，免去五原县团总职务。但是马福禅为了拉拢王同春，又让王英担任绥远都统署参议，给了他一个闲散职位。让他留住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怕他闹事，不许回五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