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没有一所国外大学能够像莫斯科中山大学那样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这所由苏联人出资创办并冠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校在二十世纪20年代聚集了一大批来自中国的革命青年，在完成学业回到祖国后，他们陆续成为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他们包括王明 、博古、张闻天、邓小平、王稼祥、陈昌浩、杨尚昆以及蒋经国……
90多年前，这批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在遥远的苏联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之一的盛岳在他的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为我们留下了生动的记载。
第六章 中山大学的膳宿和娱乐
从物质生活和娱乐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中山大学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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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的菜单上不可能有山珍海味，但我们一直鸡鸭鱼肉不断，所有这些,即使到了一九二六年，也还是不容易弄到的。
事实上,学校当局过分地担心一九二二年会议时的情况重演。一个一九二五年就到中山大学的学生回忆说：“当我们一到中山大学，每天开五次饭。过了些日子，我们请求学校取消下午的点心和夜餐，因为我们实在不习惯一日五餐饭。
此外，我们认为这样太浪费了。一日三餐足矣。"想想吧，一日要进五餐！俄国人准是把我们当成饿鬼了。不过,等我一九二六年到校时，我们每天只用三餐丰富的饭食。
莫斯科中山大学
如此之慷慨，在当时的确是浪费。当时俄国人全靠节俭生活,精打细算过日子，面粉、肉、皮货、黄油以及其它商品都出口换取外汇。尽管经济困难，我们每日三餐的质量和数量都是相当高的。例如：早餐就有鸡蛋、面包、黄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有鱼子酱。我认为任何地方的有钱人也享受不到比我们更丰盛的早餐。
还有，学校的官员们迫切希望使我们有好印象。当我们学生吃腻了俄国饭的时候,他们赶紧给我们雇了一位中国厨师。从那以后,我们就可以挑着吃俄国饭菜或中餐。我们学生穿的也挺不错。我清楚地记得,一入学,就发给每个学生一套西装、一件外套、一双皮鞋、毛巾、浴衣、手帕、村衫、梳子、鞋油、肥皂、牙刷、牙膏以及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我们的毛巾和衬衫都免费代洗。大约惟一需要我们买的只有帽子和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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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让我们谈谈中山大学的住房。开头，学生不太多，都住在学校主楼三层。一九二七年后,由于学生人数增加，所有宿舍都改成了教室，这时，宿舍分设在三、四处,都很干净、整洁和舒适。
我到中山大学后,被分配到彼得洛夫卡大街宿舍。那栋建筑物是沙皇时代一个公爵的宅邸。像我这么年轻的农家子弟，真像进了皇宫。优美的枝形吊灯在我的眼前闪光。我对我的寓所真是满意之至。可是这个住所很快就改成女生宿舍，我不得不搬进较为普通的房子里去。
已婚学生的住房在开头曾产生一些问题。起初,学校不管学生已婚与否,一律按性别安排宿舍。许多夫妻被通分居。年轻夫妇颇为不快，这时有个名叫余国贞的勇敢青年提议在家属宿舍盖出来以前设立一个“幽会室”供他们使用。起先，这个建议受到老少道学家们的严厉批判。然而，学校当局非常通情达理，不是搞“幽会室”，而是赶紧租了一栋家属宿舍。
此种仁爱政策不仅赢得了已婚学生的赞美,而且鼓励了未婚学生谈恋爱。从此,婚生子和私生子迅速出现。已婚学生的宿舍于一九二八年春建成。然而,“小革命”的出生率自一九二六年以来一直在增高。一次有人问校长拉狄克，他对这些新生出来的“革命家”打算怎么办?拉狄克校长笑着回答说:“问题不难解决。我们可以成立托儿所,过几年还可以给他们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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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对付行的问题办法很简单。中大没有大小校车。当时莫斯科的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学校给住在校外较远的学生发电车月票，月票价钱很便宜,但只能在早晨八点以前使用。如果我们起晚了,就要用我们自己的钱按常规票价买票。当然，住得近的就步行去上课。
不过,到中山大学步行来往,也帯来了不便,但我想提一下莫斯科当时的一些气氛来加以说明。住在苏共中央办公大楼附近依里因卡宿舍的学生,必须穿过克里姆林公园,那里树林稠密。夜晚,路灯很暗,妓女们在那里招徕生意。这些妓女中有很多人又高又大，比起一些短小的中国男学生来就像一个母夜叉。她们当中的很多人死乞白赖地要钱。两个这样的健壮妓女就曾一点不假地架走了一个中国学生,抢完钱以后才放了他。在那以后,我们避开克里姆林公园,而且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成群结伙边唱歌边走而不单人独行,以减少被劫的可能。
谈过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以后，现在我来探讨一下中山大学学生的娱乐和福利。实际上文化娱乐活动非常丰富多彩,有学校主办的电影、戏剧和音乐会。还用了很大花费请了几个俄国最大的芭蕾舞剧团，还有音乐演奏家和男女名演员到我们礼堂演出。我们不用出中山大学就可以看到苏联最好的文艺演出,看得实在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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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歌剧在莫斯科剧院上演时，发给我们票去看演出。学生公社有很多俱乐部,包括音乐、排球、篮球、骑马、射箭、游泳、摄影、滑冰、跳舞和观光。学生们可以免费参加一项或所有的项目,可以有机会得到各个项目的专家的指导。
中山大学还有专管学生及其在中国的家庭经济福利的机构。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可以通过向学校申请,得到一笔钱汇给他在中国的家庭。此项服务说明了中山大学保证学生福利方面达到何等程度，因为当时在俄国，外汇是受到严格管制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今貌
要谈中山大学的学生福利，不能不提到暑假制度。根据苏联宪法和劳动法，凡从事重工业或在各种多少有害健康的工种工作的劳动者(例如炉前工和化学工业工人)每人有权享受一个月的假期。轻工业给两周假期，而知识分子(科学家、教授、学生等等)每年给两个月的假期。假期中全部旅费和膳宿费都不要钱。这一普遍的休假制度中山大学学生同样享受。
我在苏俄六年多的时间里,都是在俄国各地休养所度过的暑假。从黑海之滨豪华的夏季避暑地到太平洋沿岸的休养地,提供所有休养所,食品都是精美的。通常一日四餐，早餐、午餐、下午的茶点和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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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各种体育文娱活动,每天晚上露天剧场都有音乐会、电影或专场演出,场场满座。我们这些学生们用不着担心，因为学校照顾到了有关暑假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既作为外国游客又作为“苏维埃大家庭”的成员,愉快地享受了每个夏天,我们总是快快乐乐和精力充沛的回到学校来。
除了我自己对这些假期的感受之外，让我们引用一下著名的国民党人邓文仪的回忆录，他把自己说成是第一个受俄国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他写道：
夏天，中山大学在乡村成立夏令营,靠近俄国工人和学生的营地，有丛林和溪流。那真是极其难得的休养好机会。设备并不豪华,可一应俱全,颇为舒适。不上课，不让我们看太多的书。相反,动员我们去游泳、划船、晒日光浴,或者去参加其它各种娱乐活动。成千的年轻人杂居一地嬉戏、休息和娱乐,并且体验着那令人心荡神移的爱情。经历了两个月的愉快经历和美好时光之后,每个人都増加了体重。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有类似暑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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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联对国民党和中山大学的授助,包藏着推进“世界革命事业”的坚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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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这一情势使我内心不安。因为我们在中山大学的这些人享受着豪华的待遇，我们吃穿得极好。与此同时，我不能不看到俄国人排着长长的令人沮丧的长队，通宵站在店门口,希望(常是不能实现)到早上能够买到一小块肉。我也不能熟视无赌。那位莫斯科大学生用部分时间来给中山大学用马车拉给我们生火取暖的木柴。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他只穿着破烂的棉夹克。我可以看到他冷得发抖,我知道,他自己家里也许就没有生火。还有,每当我吃着精美的饭菜，我知道，连我们的教授们做梦都別想吃得这么好。
我不是为这种情势感到困惑的惟一的中国学生,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个个请我们的教授们解答为什么苏联牺牲它本国人民的利益去帮助别人。
我记得,有一位教授做出了一个绝顶圆滑的回答。他说，一个革命党就不应该吝啬,革命者就不应该是守财奴。
教我们列宁主义课的米罗谢夫斯基作了一个更现实的解释。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就像个人在社会中一样,需要朋友。他没有一个人会不去努力同当前可以反对共同敌人的人建立友谊,即便那个人明天就可能是他的敌人。的确,随着我们学习的进展,我们认识到,这是列宁教导的立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