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光绪甲申年的中法战争由于主要战场是在越南而不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因此除了在教科书上宣传的老英雄冯子材领导下的镇南关大捷，以及发生在福建马尾的马江之战外并没有给普通人留下额外的印象。基于此，大家只知道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很少有人真正关注在越南的陆上战场上发生的真实战事。而对于中法战争的陆战，一般人的印象中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黑旗军了。

和普通人的认识有稍许偏差的是：黑旗军并不能算是中国军队，即便这支军队的全体成员皆为中国人，但他们效忠的对象是当时的越南阮氏王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刘永福，广西博白县上思村人，由于自幼家境贫寒，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刘永福也许一辈子就是庄稼汉的命了，但那个年代偏偏“意外连连”。

刘永福幼年的时候，有一年家乡遭了灾，刘永福随父母逃灾到了钦州投靠叔叔。1854年，17岁的刘永福又遭遇了一场大灾难：当年是个荒年，钦州农村大部分农田因自然灾害而颗粒无收，地方政府的救灾力度又近乎为零，其直接后果就是饿死者不计其数，刘永福的父母和叔叔也都死于饥荒。为埋葬亲人，刘永福不得已变卖了家中一切可以卖掉的东西，之后囊空如洗。

1857年，实在饿得活不下去的刘永福决定为了吃饭问题和一帮穷乡亲“揭竿而起”，参加了当地的天地会起义，投在了广西天地会首领吴凌云的部属郑三门下。当在郑三门下吃不饱的时候，刘永福于1860年改投吴三，不过吴三的粮草很快也出了问题，对饥饿有切身体会的刘永福毫不犹豫地又一次改换门庭，投了另一支农民军王士林部。很快王士林的补给也出现了困难，刘永福又于1865年改投与王士林为敌的豪强黄思宏，并对王士林反戈一击，继而成了一名领着200来人的营官，有了属于自己的队伍。1866年，黄思宏的粮草也没办法维继了，已经29岁的刘永福带着黄思宏队伍里的200来人出走，来到“给钱三十千，米则任要，以食够为限”的吴亚忠门下。为纳投名状，刘永福掉转枪口帮助吴亚忠灭掉了黄思宏。在消灭黄思宏的战斗中，刘永福的好勇斗狠深受吴亚忠的赏识，被授予“左翼前敌先锋”，在这个时候刘永福所部有了自己的军旗——黑底北斗七星旗以及“黑旗军”这个名号。

可是好景不长，1867年清军围剿吴亚忠部。吴亚忠受伤，一向好勇斗狠的刘永福见势不妙带上自己那200来号人又跑了，刘永福这一跑，就跑出了中国，来到了越南境内。

越南政府因无力剿灭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流亡反叛武装，对这些来自中国的叛匪残余只能采取“分化瓦解”之法，即招安一批、攻打一批的办法。越南官军战斗力虽然弱，但给养充足、人多势众，身边只有200来号人的刘永福当然没有和越南官军对抗的觉悟，因此他选择了接受招安，为越南政府效力。为纳这个投名状，刘永福在1869年率领黑旗军配合越南政府军，与曾经的吴亚忠部农民军黄崇英部的黄旗军作战，并初步获得胜利。但越南政府对这些“匪类”一直心存戒备，决心借助清军广西提督冯子材的力量肃清猖獗在越北的“土匪”，其中当然也包括刘永福部。此举强烈地刺激了刘永福的“危机意识”，同越南官军尚且不敢硬碰，更何况来自母国的官军。不吃眼前亏的刘永福立即上书越南朝廷，表示如果越南能给他一块安身之所，他将尽全力配合越南官军将黄崇英的黄旗军彻底剿灭。刘永福做到了“言必出，行必果”，最终配合冯子材的入越清军以及越南官军彻底荡平了黄旗军。刘永福履行了承诺，越南政府最后同意将中越边境城市保胜“借”给刘永福以作安身之所。

就这样，漂泊多年的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得以在靠近母国边界的保胜地区站稳脚跟，告别了之前居无定所、食不果腹、提心吊胆的流亡日子，好歹找到了一点“家”的感觉。落户保胜的黑旗军甚至在繁忙的红河水道上设了收税关卡，光这一项就可以给刘永福每年带来8万两白银的额外收入。到1873年时，黑旗军已从最初的200来人猛增至2000余人，成为盘踞在中越边境地区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