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海外贸易的发展
两宋时期海上贸易发达，海路成为中国与海外各国交往的主要通道。如见诸《宋史•外国传》的交址、占城、真腊、蒲耳、大理等东南亚诸国，“自刘鋹、陈洪进来归，接踵修贡。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繁缛。来则不拒，去则不追。边圉相接，时有侵轶，命将致讨，服则舍之，不黩以武。”对于在海上贸易中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宋朝政府更是以封赐、厚赠等措施主动修好。如中西海路贸易中的重要中转站、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三佛齐，《宋史》卷489《外国传五•三佛齐传》载宋政府在元丰年间（1078-1085）、咸平六年（1003）对之有巨额馈赠，并满足其为本国佛寺赐名赐钟的要求，诸种优待使三佛齐在两宋入贡三十多次。宋政府亦主动与贸易地位同样重要的西亚大食建立友好关系，干德四年（966）首先遣僧行勤招谕之，开宝元年（968）大食第一次向宋朝遣使，此后则不断来朝，《宋史》《宋会要》和《诸蕃志》等书记载了五十多次。这种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对两宋时期的海上贸易发展有重大影响。
与宋朝类似，元朝政府也致力于通过海路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积极建立官方关系。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消灭南宋以后，试图继续向南扩张，忽必烈时期曾先后出兵安南、缅甸、泰国、占城、爪哇等地，其中1282-1283年间对占城和1292年对爪哇发动的战争都是通过海路进行的。两场战役都以元军的失败告终，不过这些战争客观上也促进了元朝与东南亚的交通往来。忽必烈去世后，新即位的元成宗停止了对东南亚的军事进攻，这些国家也相继向元朝遣使朝贡，彼此维持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
忽必烈曾先后出兵安南、缅甸、泰国、占城、爪哇等地，其中1282-1283年间对占城和1292年对爪哇发动的战争都是通过海路进行的。
元朝也同印度有密切来往，且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当时的印度已分裂为众多小国，其中马八儿与俱蓝是两个较有势力的国家，马八儿（Maabar，印度科罗曼德耳海岸）在印度东南端，俱蓝（印度奎隆）在印度西南端。1279年，忽必烈遣使诏谕海外诸番，马八儿等奉表称藩，但俱蓝等国未予理会，于是导致杨庭壁四次使印。杨庭壁生平不详，曾任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据《元史》卷210《马八儿等国传》，至元十七年（1280），杨庭壁第一次出使印度，自海道抵达俱蓝后，俱蓝国王以其弟为使，随杨庭壁一同归国，并呈“回回字降表”。次年，杨庭壁与俱蓝使者同行欲往俱蓝，至斯里兰卡后因阻风乏粮，只好先到马八儿，准备沿陆路前往俱蓝，但因正值马八儿与俱蓝交恶，未能抵达而返回。至元十九年（1282），杨庭壁第三次沿海路出使俱蓝，其国王再次表示愿遣使向元朝进贡。当时在俱蓝的印度其他小国使者也来会见杨庭壁，并纷纷表示“愿纳岁币，遣使入觐”。杨庭壁同俱蓝使者一同回国途中，那旺国（安达曼海西侧的尼科巴群岛）和苏木都剌国（苏门答腊岛北部）还派使者随同来元朝朝贡。1283年，杨庭壁作为元帝国的宣慰使再次出使俱蓝等国。杨庭壁的四次出使极大地提高了元帝国在东南亚和南亚的影响，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响应杨庭壁要求先后入元朝贡的海外诸藩共有十国。
马可•波罗
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宋代已有大量海外客商留居中国，特别是大食商人，由于往返一次通常历经两年而必须留住中国。这些短期留住中国的海商称之为“住唐”，在当时的重要贸易港口广州、泉州都有规模很大的专供他们居住的“蕃坊”，并置蕃长进行管理，如《萍州可谈》所载。这些海外客商中也有不少长期居留中国，甚至几代定居，中文史籍称他们“土生蕃客”。由此也出现了教育这些客商子弟的专门学校“蕃学”，苏轼《辛押陁罗归德将军敕》（《东坡文集》卷197）记大观、政和之间（1107-1117）广州、泉南请建蕃学。有些客商家资巨万，富甲一方，甚至对政治事务有重大影响力。苏轼提到的这位辛押陁罗按苏辙《龙川略志》卷5《辨人告户绝事》和《宋史》卷490《外国传六•大食传》的记载，不仅是巨富，还曾向宋朝政府提出愿意捐献银钱帮助修缮广州城垣，但未被接受。泉州的大食商人蒲寿庚也在海上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因率兵击败海盗而被任为泉州舶司三十年，后又升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仍兼提举市舶。因其既掌握军队又掌握财政，还指挥着大量海舶，所以当不擅水战的元军攻占东南沿海时，蒲寿庚（1205-1290）对元军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于景炎元年（1276）投降元朝之举大大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泉州（刺桐）
在海上贸易的促进与影响之下，元代许多沿海商业城市都达到高度繁荣，令每一个来华外人惊叹不已，如马可•波罗的游记和十四世纪初来华之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1286-1331）口授完成的《鄂多立克东游录》，都对中国沿海城市的海上贸易盛况和繁荣景观有形象描述。元代最著名的海上贸易港口城市当属泉州。蒲寿庚之降元，使泉州得到元朝政府的着力经营，而泉州本身具有天然良港的优越条件，福建又盛产瓷器、茶叶等主要出口商品，泉州当然会成为元代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东西方物资的集散地。不但大部分出口物品都经泉州输出，大量进口物资也经泉州转往国内各地。元代泉州港的繁荣已超过广州，按《马可波罗行纪》所说，甚至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货物吞吐量也无法与之比拟，《伊本•白图泰游记》亦认为就船舶容量而言，泉州港是世界上最大港口。元代泉州对外贸易的空前活跃，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海上贸易之兴盛。
元代最著名的海上贸易港口城市当属泉州。
与汉唐时代相比，宋元的海上丝路贸易活动，有一些新变化：一是陆上丝路贸易，因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而递减，海上丝路活动因航海技术的提升，逐渐活跃起来。二是出口商品除丝绸外，瓷器的比重在增加。三是进口商品中，珠宝的比重在减少，香料的比重在增加，终至超过了珠宝。因此，宋元时代的南海丝路又称“香瓷之路”。
香料贸易的增长
中国本土出产香料，各地的土贡中，就有香料的物产，宋人洪刍《香谱》就记录了本土香料的品种与特性。但由于本土香料的不足及品种的局限，于是由东南亚各地进口香料。早在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就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设置市舶使，进口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大食）的香料。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设置香药库使、副使，管理香药事宜；另有榷易使、副使。
唐宋以来，士大夫群体中间兴起的熏香风气。香料之用于医药，都与佛教的兴起密切相关。香料贸易的发展，源自中国内地的巨大需求，包括作为奢侈品、药品和宗教用品等方面的需求。
香料贸易的发展，源自中国内地的巨大需求。
北宋末年宰相蔡京会客时，熏香从帘后发出，云雾蒙蒙，客人们回家后，衣服上的芳馥数日不歇。“陈列诸香药珍物”。南宋诗人陆游说，贵妇乘车驰过，香烟外逸，数里不绝，连尘土也带香气。香料和药材合称，谓之香药。《神农本草经》中就有香料入药，《海药本草》中记载了外来香药 50 多种，其绝大部分用来治病。《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用乳香、沉香等入药，可以治疗诸风疾，诸如手足不随、神智昏聩等。正统道藏所收宋代佚名《灵宝玉鉴》，记载了养生保健的香药沐浴方“煎浴汤”，其法：“桃皮八两、乳香一两、竹叶一两、茅香一两、栢香四两、木香一两、安息香五钱、右剉细，以新水五斗五升，日日午时吞五神符一道，化沐浴浄秽符一道于汤内，想太玄玉女乘龙吐水入室沐浴。”
宋代香药不仅治病，还是盛会餐桌上很有档次的配置品。苏东坡《与章质夫帖》说，“会公宴，香药别桌为盛礼，私家亦用之”。宋徽宗宴请枢密院长官，侍姬捧炉，焚白笃褥香，这种香每两价值高达20万钱。南宋大将军张俊，以丰盛的香药宴席招待宋高宗。民间因而仿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有“香药果子”，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南宋临安有“丁香馄饨”，都是以香料佐餐，其档次当然有很大差别。
如今的苏门答腊岛
宋代常用的香药，如乳香、龙脑、没药、安息香、青木香、阿魏、荜拨、肉豆蔻、零陵香、丁香、胡椒、甲香、降真香、瓶香、蜜香等等，在唐代已有进口。但香药在宋代的进口，其数量和价值，远远超过了唐代。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了47种外国物产，注明产自西亚与非洲的22种中，绝大部分是香料，如乳香、金颜香、苏合香油、安息香、沉香、笺香、丁香、木香、龙涎香、蔷薇水、栀子花等等。宋代香药进口，约占全部海外进口品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在与宋朝有朝贡关系的32个国家中，香药朝贡达213次。
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三佛齐。
举个例子，主要辖境在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三佛齐国，在1018年的朝贡中，进贡的香药有龙涎香（抹香鲸的肠内分泌物）36斤、乳香81680斤、苏合油 278斤、木香117斤、丁香30斤、肉豆蔻2674斤、檀香19935斤、笺香（沉香的一种）364斤等等。宋代设有“内香药库”，作为朝廷专设的香药储藏机构，“每岁沉檀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宋真宗诗句）
香药的来源地，在唐代有“五源”：大秦、波斯、天竺、昆仑、中亚。宋代则为“三地”：阿拉伯、天竺、南海。宋代香药输入路线，与中国和阿拉伯的贸易路线一致，从阿拉伯、印度到广州的主要航程中，南海（今东南亚地区）最为关键。
瓷器贸易的大幅增长
宋元时代靠什么换取这么多名贵的香药呢？丝绸之外，最重要的是瓷器。
中国瓷器外销，始于唐朝。唐末五代，特别到了宋朝，随着航海业的发展，瓷器外销愈加繁荣，因为瓷器适合于水运航行，不适合于驼峰马背运输。朝廷在沿海重要口岸，如广州、宁波（明州）、杭州、泉州（刺桐）等地设立专门贸易机构“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大批外销瓷从这些港口启运，经南海水路，运到西亚北非。
宋元时代外销瓷器主要有越窑的青瓷精品、景德镇的青白瓷（青花瓷）。越窑之名，始见于唐代，与唐代的饮茶风气密切相关。五代时，为钱氏政权烧制秘色瓷。宋代开始兴起的浙江龙泉窑青瓷，其外销从11世纪的北宋开始，经过元代，以致迄于15世纪的明朝永乐、宣德年间，四百年间畅销不衰。
越窑青瓷
次于龙泉青瓷的外销瓷，还有江西景德镇及闽粤名窑生产的青白瓷、白瓷。中国的瓷器在亚非各国受到普遍欢迎。近数十年考古工作者在波斯湾头的巴士拉，在红海南端的亚丁港，在东非海岸，在地中海地区都曾发现不少宋瓷残片。
元代外销瓷主要是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一种以钴矿为原料制作的釉下彩瓷器。所谓“釉下彩”，是指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并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而一次烧成。原始青花瓷早在唐代已有零星生产，用于出口。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主要产地是景德镇。这种瓷器含有氧化钴的钴料，烧成后呈蓝色，着色鲜艳，色性稳定。而“钴”，需要大量进口。这就使得青花瓷贸易，成为一个双向的商品和文化交流过程。
元代外销瓷主要是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
距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120多公里，靠近底格里斯河东岸，有一个古老的城市叫萨迈拉（Samarra），9世纪中叶，曾经是阿巴斯王朝的首都，有7位哈利法在这里统治着阿拉伯帝国。这个波斯湾上最重要的贸易城市之一，富有钴矿，正是宋元以来青花瓷器所使用的进口釉下青料——“苏麻离青”或“苏勃泥青”的重要原产地。“苏麻离青”或“苏渤泥青”，这个汉语译名，发音与萨迈拉及当时通用的叙利亚语的该地名发音“Sumra”也是相通的。
伊斯兰地区不仅向中国出口“苏麻离青”优质钴料，这可以叫”来料加工”；甚至还有“来样加工”，即提供青花瓷纹饰图案。这时期的元代青花瓷，在装饰和造型上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包括富于浓烈的伊斯兰风格的器皿造型，如大罐、大瓶、大盘、大碗之类饮食器皿，适应了伊斯兰地区穆斯林家庭席地而坐、一起吃饭的风俗习惯。有不少青花瓷摹写《古兰经》、梵经和波斯铭文等装饰，伊斯坦布尔收藏的元青花瓷堪称世界之冠。还有些小型器皿，如小罐、小瓶、小壶，则多销往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是为满足东南亚人当作陪葬物而制作的外销瓷器。
宋人朱彧自号“萍洲老圃”，徽宗年间撰成《萍洲可谈》，记载了宋代外贸盛况。如关于宋代外贸管理制度，云舶船到港后有市舶司介入管理程序，即“编栏”(派人监护)、“抽解”(征进口税)、“呈样”(给港口官员呈送样品)、“禁榷及博买”(政府优先收购专卖货物，并确认进口商自卖部分)。关于外商在华居住的“蕃坊”，也有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1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有招商之责）。”又说：“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但不食猪肉而已。”
朱彧还介绍了侨居穆斯林与宋朝妇女通婚之事：“元佑间（1086-1093），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
该书对于往来南海上的出口瓷器盛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近些年发现的南海一号沉船中打捞出来的瓷器多达13000余件套（截至2016年1月数字）。瓷器的数量和码放情况，证实了朱彧的记载。
东西洋：香瓷贸易的枢纽
在瓷器西去，香药东来的过程中，处于海上丝路贸易中心的东南亚，位置尤其重要。东南亚地区在中国古代叫“南海”“南洋”，明代又叫“东西洋”（意为东西水路交通枢纽），是促成这种香瓷贸易的中心枢纽。宋代把东南亚乃至非洲东岸地区统称之为“南海诸国”，主要收入《宋史》卷488、卷489《外国传》，但有学者统计，与宋代有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大约有50-60处。
宋元时代，东南亚诸蕃国的经济中心是三佛齐（Srivijaya，阿拉伯语 Zabadj, 爪哇语 Samboja），即今日马六甲航道两边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地区，《宋史•外国五》有传。就外贸上的详备记载则见于宋人赵汝适《诸蕃志》。
爪哇
该书卷下“乳香”条说，乳香又名熏陆香，出大食国的“深山穷谷中”，“以象辇之至于大食，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故香常聚于三佛齐”。又在“金颜香”条说，正品出自真腊（今柬埔寨），大食次之。又说，所谓三佛齐有此香者，都是从大食（阿拉伯）贩运来的，“而商人又自三佛齐转贩入中国耳”。这些三佛齐的商贾往来中国，有时候长时间在广州、泉州等外贸港口定居，甚至娶妻生子，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6称“三佛齐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即三佛齐的海外贸易商中的富豪，有十多位就出生在宋代的泉州。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有三佛齐等南海诸国（今东南亚）以及麻嘉国（今沙特的麦加）、白达国（今伊拉克的巴格达）、勿斯离国（今埃及）、木兰皮国（马格里布，即今北非一带）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说到三佛齐：“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中南半岛，西到西亚大食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
三佛齐有个地方叫凌牙门，位置即今日之新加坡，尤其是东西交通枢纽，是通往印度及阿拉伯、非洲的必经之路。赵汝适说，从泉州冬月顺风一个多月的航程可达。元人马端临说，若海上风顺，从凌牙门20多天就可以到达广州。三佛齐利用这样的交通位置，成为中国与西亚北非贸易的中转站。
三佛齐有个地方叫凌牙门，位置即今日之新加坡。
三佛齐本身虽然也产香药和青料，但都不属于上乘。三佛齐国不仅沉香较之中南半岛（如柬埔寨）诸国为差，其最盛产的檀香也比不上印度。乳香的极品则出自北非和南阿拉伯半岛，龙涎香更不产于兹。那么，为什么大食等国的优质香药，都齐聚三佛齐呢？因为三佛齐聚集了大量的中国瓷器。三佛齐——今日之马六甲海峡通道两侧，利用自己的中转贸易位置，使得香药和瓷器，成为东西贸易中的主要商品，促成了“香瓷之路”的佳话。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