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建王朝，地方诸侯、藩镇造反的事情常有发生，西汉有七国之乱，李唐有安史之乱。就是皇权高度集中的明代，也发生过藩王作乱造反。可到了清代，除了清初的三藩之乱外，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地方反叛中央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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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沿明制采取分封制，只不过最高统治者吸取了历史教训，将皇室宗亲分封的同时，却将他们限制在京城。因此，宗室反叛的事情从清初开始就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不过地方上督抚势大，为何也没有出现过起兵造反的现象呢？

我们知道，清代地方封疆大吏掌管军政、民政大事，握有重兵。但这些其实都是表象，清代的督抚实际上真正的权力并不大，朝廷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为了防止他们尾大不掉，还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控制。

其一，分散军权，多层节制

清初统一中原后，便将八旗兵分为两部分，一半禁卫京城，一半驻防地方。地方八旗驻防军由将军、都统、副都统统管，不受督抚节制。从实际效果来看，八旗驻守地方其本质也是为了防止汉人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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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营兵则遍设于全国各省，而且在省下分散布设，这与明代的卫所军、镇戍军不一样。明代的每一个驻防点，军队数量都较大，驻防点不像清代这么多，清代实行的是化整为散。

需要注意的是，督抚以下的几级统兵大员各自都有自己的地盘，而又逐级节制。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几级大员都有自己的直辖营兵，形成各自镇戍区，互不重合。

通常情况下，总督、巡抚驻在省城，提督驻扎不与督抚同在一地（只有四川提督驻扎在省城成都，其他省都不驻省城），而是驻守在重镇要冲，比如直隶提督驻古北口，陕西提督驻固原，等等。

总兵是省之下的分镇驻兵的长官，有自己的直辖绿营兵，不与督抚、提督驻在同一个地方，这是清代绿营官兵设置的一个特点。在节制权上，总兵由提督或巡抚节制，提督、巡抚由总督节制，总督既可以节制提督、巡抚，也可以节制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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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各省绿营官兵既布设分散，形成了各个分散的独立小军区，又层层节制，无法形成反叛势力。这反映出清廷对地方汉人军队的设置煞费苦心，颇具心计。

另外，地方军队的动用，严格规定要上报中央经皇帝批准，若非紧急而擅调官军者“罢职、发边远充军”，用兵时则临时派遣统帅，战事结束解职。所以大将军、将军、经略这些都是领兵统帅，不是常设的，这是对地方军权的集权与控制。

其二，集财权于中央，严格限制地方

凡用兵，不管是抵抗外敌还是地方自立，根源都在钱上。清代对地方财政收支掌控甚严，钱粮在地方上存留很少，这是因为清初时财政拮据一再削减，以后成为定制。

明代地方存留本来就不多，清代比明代更少。再有，中央严格控制地方使用各省司库所备的钱粮，如果督抚不经请示汇报私自动用，一律论斩。清代的奏销制度十分严格，其中规定常例之外，动用三百两要经督抚报户部批示，超过五百两要报皇帝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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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限制有利也有弊，利就是中央可以严格控制地方的财权，弊就地方的经费少、存留少，再加上清代的低薪制，逼得地方官不得不加征。这种奏销制度在晚清被破坏，不过这都是后话。

其三，以奏折掌控地方

康熙时期为了更好的了解各地的情况，康熙帝赋予某些地方官特权，可以秘密上奏，内容包括军政、民政、文化等方方面面。雍正即位后，将奏折制度进一步扩大，凡地方大员基本都有密奏权，甚至连雍正帝十分信任的中下级官员有时也有这样的权力。

奏折制度为皇帝编织了一道道严密的监视网，地方督抚不敢造次，别说是起兵造反，就是普通的事件也不敢对朝廷隐瞒，生怕有人提前告状，耽误了自己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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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在军权、财权严重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外加层层的监督，地方督抚根本没有对抗朝廷的实力。尽管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地方督抚手握实权，但反叛朝廷胜算依然很小，即便是像曾国藩那样的实权派大佬，也不能保证有必胜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