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同行破产,这个东北大汉坚持37年,成为亚洲第一

沿着大连市区,往南开车大约1小时,便到了旅顺的玉皇山。海风飘荡,举目葱翠。5座山头三面环海,饲养了3

沿着大连市区,往南开车大约1小时,便到了旅顺的玉皇山。海风飘荡,举目葱翠。5座山头三面环海,饲养了300万余只蛋鸡。

这家现代养鸡集团的主人是韩伟。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自1982年从50只鸡3000元起步创业,这一养就是37年。

“养鸡老场长”是韩伟的微信名字,签名也和鸡有关——“鸡不可失”。外界还送他两个称号:中国“首席鸡司令”、“中国鸡王”。在这些称呼背后,则是闪亮的成绩:韩伟本人入选了“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韩伟集团是我国第一家非公有制企业集团。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波澜壮阔,韩伟是见证人、活标本。他一脸朴实的笑容,在大连和我讲述了他和鸡蛋的峥嵘岁月,还有二代接班和东北民营经济等热点话题。

不忘初心,专注做好一件事,很容易,又很难。

口 述:韩伟 韩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正和岛辽宁岛邻机构主席

采 写:曹雨欣

韩伟

韩伟集团37年了,可以说我自己对企业的发展非常自豪。可能有人会说不就养鸡吗?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极其传统,也很微利,但难在一直养鸡,养得还不错。

曾穷得冬天穿塑料凉鞋,

3000元50只鸡起步创业

我们家祖上是做买卖的。建国前,沈阳最繁华的地方有一间公司,叫荣信五金行,由我父亲打理。他是当地有名的大五金商。40年代初,做买卖的人上下班坐黄包车,而我父亲坐的是轿车。

沈阳解放后,我父亲被认定为资本家身份,被打垮了,公司也没了,他就去一个山村小学教书。听母亲讲,当时我们家给国家上交金条,都是用车拉着去的。

我出生在1956年。母亲生了10个孩子,一个大姐很早就没了,我在家里排行老九。那时家里已经破落了,很穷。

家里有那么多孩子,全靠我父亲一个人教书养不活,1958年我母亲就带着我们这一群孩子从沈阳回到了大连旅顺的农村老家。我们全家就住在三间小破房子里。后来父亲一个人在沈阳待不住,也回到老家。他59岁时,就去世了,那年我10岁。

我小时候连布鞋都买不起,冬天就穿着塑料凉鞋。一年到头,家里粮食不够吃,就到生产队里去借;钱不够花,就到生产队里去支。完全是赤字状态。

我15岁扛着粪桶去大连掏粪。粪窖满了没人掏不行,可见了掏粪的孩子,人们又都捂着鼻子走,稍一不小心我还被人训斥。

好不容易上完初中,我以工代干,成为镇里公社的畜牧助理,主要是帮乡亲养鸡、养猪,还要到40个生产队,动员几千户农民完成国家鸡蛋的收购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去4年,到了1982年,农村养殖业的热潮开始兴起。刚结婚的妻子许淑芬动了心,决定尝试养鸡来改善生活。我们俩东凑西借了3000元买来50只鸡,办起了家庭养鸡场,主要是她养,叫“许淑芬养鸡专业户”,在村里开始小有名气。

妻子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和兄弟姐妹争吵了几次,1984年我还是辞去了公社的铁饭碗,把副业变为主业。我有点大男子主义,就把养鸡场改成我的名字“韩伟养鸡场”。

无论是“许淑芬养鸡专业户”,还是“韩伟养鸡场”,我们都是用人格来背书企业。这个企业出现任何问题,就是自然人、法人代表出了问题。一个企业的经营者、法人,一定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诚信”保证上。

这是我们当时的想法。

东北第一个贷款的农民:

1984年借了15万,所有人都认为我疯了

最初创业的几年很艰难。

我最头疼的事就是给鸡治病。万般无奈之下,妻子到北京的一所大学专门学习给鸡看病。回来之后,为了摸清鸡的习性,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天要全部剖剪死鸡,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

时间长了,我就增长了很多知识,后来只要听到鸡的叫声,闻到鸡的气味,就能够判断鸡是否有病。

那时,妻子每天穿着雨靴,踩着鸡粪打扫鸡舍。我就拉着给鸡喝的水上山。我俩还要一起挑着鸡蛋到镇上卖。

就是这样靠卖一枚枚的鸡蛋,鸡场一天天扩大,没过几年就发展到了八千多只鸡的规模。到了1984年,想着创建一家现代化养鸡场,于是我一下子借了15万,成为东北第一个贷款的农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韩伟养鸡场

那时受大思潮禁锢的影响。《人民日报》头版倡导的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我们的国策。一个人若要借债,人家会说你是个骗子,拿人家的被盖自己的脚。

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37.5元。一万块钱、十万块钱,都简直是天文数字。所有人都吓懵了:怎么敢借这么多钱?这怎么还啊?别人非常不理解,觉得我是一个疯子。

但我就是胆子大。

今天很多人说我是英雄,其实我不是什么英雄。那个时候很多人担心今天国家让我干,明天不让我干怎么办?到时怎么还钱?是不是还要蹲监狱?

只能说我在那个时代把握了机遇,敢借钱。我可圈可点的就是这一点。

1992年,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成立

当时全国最有名的是年广久、刘永好这批人。

我做得也不错,算凤毛麟角,被团中央树为标杆。1985年我成为团中央青年企业家协会的常务理事,参加了团中央的交流团,代表中国青年友好使者去了日本。后来,我还到欧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农庄、农场参观和考察。

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些农场主很自豪地和我介绍这个农场是他曾祖父在280年前,或者150年前创建的,祖父将它做到什么程度,父亲又把它推到什么程度。我还常常能看到农场的墙上挂着非常陈旧的照片,它们见证着第一、二、三代创业者。

这些企业给我带来很多触动。我很奇怪:一两百年,他们怎么能耐得住性子不改行呢?

此时,中国还是短缺经济时代,哪怕扫地都能赚钱。所有东西都要票供应,几乎没人敢做买卖。我们发展得很快,有了好几个养鸡场。到1992年,养鸡场已经具备了100万只蛋鸡饲养规模,成为大连市最大的专业化养鸡企业。

我们需要一个总公司来管理,于是想申请成立集团。辽宁省政府说我们有这个想法挺好,就去请示国家体改委(国家发改委的前身)。恰逢小平刚刚南巡讲话,国家大力推动市场经济,申请迅速得到了特批。

1992年8月19日,韩伟集团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在北京成立。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破例接待了民营企业的新闻发布会活动。

新闻发布会会场

在成立大会上,有领导和我说,如果只用一个手摁一个跳蚤,就会把它摁死;如果这个手同时摁10个,可能一个都摁不死。我真担心你开了这么多公司,把握不好轻重缓急

我认同他的观点。当时确实很尴尬,没有七八个公司不能叫集团,除了养鸡公司,我们还成立了广告公司、贸易公司,甚至还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把这些都装进一个筐里。

我想我一个做农业(养鸡)的,为什么要去做房地产?如果是为了赚钱,但是赚那么多钱干什么?也是为了再去养鸡。

集团成立之后一年半,我把其他和养鸡无关的公司全关了。

历时3年严苛检验,闯进日本市场

早期,各个省市都有很多国营和集体养鸡场后来国营养鸡场99%都破产了,我们经营得还不错,没亏。1995年,韩伟集团成为全国最大的养鸡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韩伟养鸡场

后来,我到日本考察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有牌子的和没牌子的食品,差价是10到15倍。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于是“咯咯哒”鸡蛋诞生了,这也是中国的第一个鸡蛋驰名商标

我又花1000多万元购买了玉皇山的五座山头,建立了“海上鸡场”,三面环海,通风好。2004年,公司来了几个日本人,他们闭口不谈生意,而是到处看,鸡蛋、鸡毛、鸡粪、鸡饲料……凡是与鸡有关的,他们都很感兴趣。连续三年,这些日本人每年都要来一到三次。

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到底是要进口鸡蛋,还是瞎忽悠?

也正是经过这三年的跟踪、近乎苛刻的检验之后,日本人允许“咯咯哒”进入日本市场。我们的养鸡规模还曾一度在亚洲排名第一。如今,“咯咯哒”出口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和国家,日产鸡蛋240万枚。

如今的企业内部场景

一个月完成交班:大胆交、彻底交

4年前,我儿子接班了。

我觉得二代接班不成功,不是二代的问题,是父辈的问题。有的父辈太在意功名,假交班。也有的孩子确实不能接班、不愿意接班。

人早退晚退,早晚得退;早死晚死,早晚得死。既然我这个班早交、晚交也得交,我就早交。

我的两个孩子都曾在英国留学多年。最初先是我女儿接班,她干了两年,还是辞职做文化产业(回声书店)去了。

3年后她弟弟从国外回来,我也不敢让他直接到企业接班,就把他送到了银行。4年里,他负责贷款,做到了项目经理,对企业财务、负债率非常敏感。

儿子回来接班的时候,我说“养鸡愿意做吗”?他说“爸爸,不仅我愿意做,将来你的孙子也愿意做”。

我交班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带他在企业转了一个月,第二个月就不管了。连会我都不参加,签字权也交给他,硬生生把他推上去的。

我和妻子的观点是让他去犯错误,他才能改得彻底。损失几百万、几千万会让他刻骨铭心。

儿子接班到现在,干得不错,新东西学得很快,年轻人有精力。

“你现在还活着就是奇迹”

农业部长韩长赋曾到我们企业,他说“韩伟,你真了不起,别说你现在干得挺好,你(企业)现在还活着就是奇迹”。

当年被团中央列为典型的企业大部分已经死掉了。

曾经非常有名的“养猪王”刘家奎,叱嗟风云十几年;他还有一个老师叫宋鸿翔,下海养鸡,是大连当年的“八大金刚”。但他们后来都因民间集资,东窗事发,被关起来了。

只剩下一批像我和刘永好,这样按部就班的一批人。

改革开放到现在40年了,机会有很多,尤其我是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还是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5年3月,韩伟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

说实话,如果我运用这些资源,不时地捕捉机会,韩伟集团就不是今天这个规模了。

这些年有太多诱惑的东西,像期货、股票、贸易、走私贩私等等都出现了。这个时候要耐得住性子,要耐得住寂寞,很痛苦,我们还是守住了。

我经常用清末实业家张謇的话自勉: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

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要专注。一个人一辈子把一件事做好就不容易。我本本份份坚守主业,实实在在养鸡产蛋

韩伟在检查鸡蛋

我始终不认为养鸡是一个小产业。中国的鸡蛋市值是4000多亿,如果要把它的加工和延伸加在一起,围绕这个行业大概有近7000亿的市值。

这需要时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企业要一步一步地做。

这些年,行业进入了很多资本。我们现在不是行业规模最大的,但财务很稳健、扎实。集团年营收约10亿元,也要量力而行,适度地扩充。今年,响应国家的精准扶贫号召,我们将投资8亿在辽西再造一个韩伟集团,还会在贵州的贫困地区建一个养鸡场。

老批评东北夸南方,会适得其反

现在,一些东北企业家对政治的评价有点过了,把企业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归结为地方政策问题,这实际是为自己的无能开脱。

南北方确实存在地理气候、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这个差异肯定对企业生存和发展是有影响的,但不要夸大。

只能这么说,在为民营企业服务方面,东北肯定存在问题,没有南方做得到位。但不管是辽宁,还是东北并没有限制,也在鼓动、号召民营企业发展。企业最终要回归到自我修炼、自我成长、自我强大。

看到网上经常有一些批评东北夸南方的文章,我觉得很好笑,没有意义。适得其反,媒体越炒作,东北的领导就越有压力。

前政协主席李瑞环讲的一句话特别有意义,“选好角度,找准位置,帮忙别添乱”。但凡做企业,就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我不大主张企业家过多参与政治,我们是搞经济建设的,政治是职业政治家们的工作,结果很多东北人太愿意搅合了。

一个企业家不要有投机心理。投机心理是把企业搞死的魔咒,不要把“不投机”作为口号喊出来,而要实实在在地做,否则企业就容易危机四伏。

能做好企业的关键是自律,因为市场的诱惑太多了。

比如说现在一些企业抱怨社保增加了成本。有的企业还绞尽脑汁研究怎么打擦边球。而给员工交社保已经写入法律了。

企业自律是有伸缩性的,唱高调的是一种说法,实实在在做又是一种。像任正非和国内其他大企业,这方面他们一定做得很好,因为承担不起风险。

做企业的要好自为之。企业规模多大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企业的基石夯牢了,才能做到基业常青。

很多企业立志做百年企业,我觉得不对,我们要做永久企业、千年企业,因为我们要给后人、社会留下的是一种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不是一堆资产。像东华老师(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刘东华)说的,我们只是财富的托管人。

大家现在对食品安全很有顾虑。为了人类的健康尽职尽责,让消费者吃上放心蛋、健康蛋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

2007年12月,韩伟(左二)参加央视“财富故事会”节目

切记一句话:因果关系是铁律

我做企业受母亲的影响很大。她是个农村老太太,没文化,但是她讲的话非常有哲理。

我小时候家里穷,东借西借,欠别人很多钱。我觉得有件事特别奇怪,就问母亲:为什么经常有不认识的人到我们家里送吃的?

老太太就给我讲,这些是过去旅顺的乞丐,家里穷得不像样,一路要饭到沈阳。当时我们家在沈阳很有钱,我母亲就给了他们很多吃的,接济了很多穷人。

当我们破落之后,这些穷人生活得好了,他们就反过来接济我们。我母亲非常感激他们,其实他们也感激我母亲。

我母亲身体不好,她说:万一有天我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帮着妈妈干一件事。我们还欠这个叔叔、那个舅舅多少多少钱,都得还;如果你们不帮忙还,将来我死了以后,一定会变成一个猪或者鸡,上人家门口还债。

她就是用这种传统的东西,来告诉我们人要懂得感恩,要讲信用,人家帮助了我们,不要忘记人家。

母亲活着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晚上睡觉前至少和她聊半个小时左右。老太太睡了,我再回去。她经常和我讲你们要靠勤劳致富,要依法做企业,钱我们见过,不要(把企业)搞得这么大。这就是她的观念。

凡是用不合法、不合规的条件带来利益的,我都不做,这是我的红线。

像我做生意这么多年,有做好的时候,也有困难的时候。但为什么所有银行对我这么好,每次都愿意把钱借给我们?韩伟集团37年的征信记录里没有任何污点,从来不欠银行一分钱。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我有2000多个员工,这么多年没有拖欠过一天工资。我始终和我妻子讲,如果不给员工开工资,我们是生意能不能干,但对于人家来说是活命钱。我们企业有一个铁的纪律,每个月15号开工资,假如16号开,就要处罚财务。

我还记得老电影《小兵张嘎》有个情节。游击队对翻译官讲,“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一个人要为做的事情负责,要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要做有悖于良心的事。

我是佛教徒,佛教有句禅语:圣人畏因,凡夫畏果。企业家一定要切记:因果关系是铁的定律,头上三尺有神明。当人人都敬畏因果的时候,社会就和谐了。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为韩伟题词

一个贪婪的人是饿鬼

37年了,包括副国级以上,几乎每年都有领导到我们那里去。其他企业可能担心会出现上访,而我从来不保密。

我在村里长大,那是我的家乡。我非常愿意邀请朋友参观我们的“海上鸡场”,和他们讲这就是躺在大地上的丰碑。这是一个生态养鸡场,尊重自然,尊重科学。

如今的企业外景图

企业在村子里占了很多地,严格地讲,邻里、乡里矛盾非常突出,但是我们没有遇到。相反,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很喜欢我。

每年春节,我都会给60岁以上的老人包红包。有时,我溜弯会碰到大爷们。他们说“韩伟,有你,我现在就不要儿子了”。我说“你真傻,儿子能不要吗”?他说“不要,我要韩伟。他们不给我钱,只有你每年给我钱”。

可能有人说我会收买他们,其实不是。

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词汇量也不是那么多。我只是干了那么多年,知道一些浅显的道理或者逻辑。

佛教讲一个贪婪的人就是饿鬼,即使拥有那么多钱,他也是痛苦的,因为他不觉得够。

有一句话说“财不入急门”。我有时候很心疼年轻人,那么多行业日新月异,换来换去,反而找不到方向。不要太着急,要坚守自己愿意做的事。

养鸡是第一产业、一个非常基础的微利行业,靠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地滚动,但这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大凡是巨无霸企业,背景一般很复杂,而韩伟集团就像一张白纸,睡觉也踏实。我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族企业,股权清晰。饭桌上就是董事会,我们家人晚上吃个饭就把问题都解决了,特别简单。

这是一个催生、催死的时代,催促你的生长速度很快,也催促你快速地走向死亡。有很多企业家都英年早逝。革命事业尚未成功,人就已经没有了,图什么啊?人一生来的不容易,家庭、企业、社会都要经营。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家庭,要把它当做一种享受。

从娘肚子里面出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使命,有所作为,才能不枉来一次。

我始终认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企业家都要问问自己:我的存在对这个社会有用吗?社会需要我吗?还要问自己:我的存在是不是给社会带来了麻烦?

我真的觉得我们从事的行业对老百姓有好处,社会也需要我们,做这种事就特别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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