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字荩忱，1940年5月16日牺牲于湖北襄阳，年仅49岁，是中国抗战期间殉国的最高将领之一。
说是之一，其实也只有两位而已，另一位是1944年牺牲的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李是在豫中会战失利后的撤退途中遭日军便衣队袭击，于河南陕县秦家坡壮烈殉国。
说张自忠将军的死要有人负责，本就是一句空话，没多大实际意义。在那个“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年代，不管是普通战士还是高级将领，战死沙场，殒命国难，是第一个有血性中国人的责任与义务，没有谁必须为谁负责任。但张将军的殉国，我们总要说点什么，虽然不能用“本可避免”来指责谁。
重庆在1939年到1940年初发动的“冬季攻势”打得日军有点恼火，1940年5月1日，日军开动了针对第五战区的枣宜会战，旨在消灭第五战区主力，同时也是在对中方的“冬季攻势”进行报复。
1939年的第五战区，包括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及湖北北部地区，下辖张自忠第33集团军、李品仙第11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王缵绪第29集团军及 廖磊的豫鄂皖辖区游击部队，除特种部队外，共有26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约28万余人。
会战开始前，蒋介石的判断是，日军此次只有三个师团多，我方在兵力上占据很大优势，应该采取主动攻击或尾击、侧击的积极进攻态势。李宗仁方面也认为，日军是想夺取襄樊而已，所以有点大意，仍然以随枣为作战第一线，襄樊为第二线，决战区选在了襄樊和新野。这样的部署，在当时来说是一厢情愿的，不要说对日军作战计划的误判，仅以战争本身而言，战场瞬息万变的变化，日本陆军经常脑抽的即兴行动，都有可能打国军一个猝不及防。
在这个指导方针下，国军分散兵力对日军进行打击，甚至进行当面攻击 。在战力悬殊的情况下，国军各部一再溃退，损失惨重。5月8日，第48军第173师师长钟毅陷入日军重围，自杀殉国。
钟师长牺牲后，其下属凌云上团长带着所部被断于敌后，弹药无继。在终于联系上师部以后，师部军械官官发报说：“枣阳附近的唐县镇东北两公里的一个山沟里，有三座士兵的坟前面站着木牌，藏有弹药。凌云上派人挖开后，得到了3万多发步枪子弹及百余枚炮弹。随后，得以补给的凌云上团持续袭击日军后方及运输线，搞得日军第11军后勤参谋很头大，要求尽快结束枣宜会战。
（钟毅将军像）
驻守在汉水两岸、由张自忠兼任军长的第59军之前已被日军打散，尚未集结，第33集团军司令部在汉水西岸的快活铺。
汉水东岸告急后，李宗仁要求江防军总司令郭忏抽出两个军，驰援东岸。
江防军虽然由重庆军委会直接管辖，名义上却也属于第5战区，郭忏和李宗仁商量：”三峡江防不能丢啊！如果西岸守军撤走，日军来了咋办？“
李宗仁说，我已经向重庆请示过，你要对我负责，马上派两个军过来驰援东岸！
郭忏无奈，只能遵命行事。
这样一来，汉水西岸只有不太能打仗的第26军，宜昌也无重兵防守，老李似乎把宜昌给忘了。
后来的态势也印证了李宗仁的调兵有不当之处。虽然郭忏随后请来了第2军和第18军的第11师来协防，但西岸还是出现了大片防守盲区，使宜昌轻易被日军拿下。
就在江防军头号主力周喦 （yán）带着第75军、李及兰带着第94军向东岸战场推进时，东岸的日军却开始退却。李宗仁随即命令在西岸的张自忠率部渡河，阻击后退日军。
张自忠第33集团军有三个军，冯治安第77军、曹福林第55军及张兼任军长的第59军。前面说过了，在日军冲击下，其主力已经向北撤退，此时在张身边的只有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共2000余人。
对于渡河阻击的命令，参谋长李文田持不同意见。他劝将军要慎重，毕竟不是冷兵器时代，也不是横出奇兵，孤军作战是很犯忌的，何况后退的是日军第13师团，上万之众。
张自忠拒绝了参谋的提议。他没有理由不进兵，一是不能抗命，二是他离日军最近；还有一个理由，他想渡河后取得与麾下其他部队的联系。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命令，他也是不太可能贸然渡河的。
出发前，他给冯治安写了一封信。
“仰之（冯治安字）我弟如晤......均须过河与敌一拼......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这封信并不是有些文章中说的，是张自忠主动去寻死的遗书，更不是要以死明志。虽然他在抗战初期因对形势的错判出现过犹疑和彷徨，但真正投身抗战以后，将军坚定的抗日意志和杰出的军事才能，早已赢得军政各界以及社会的认同与信任。
对此，将军的女儿张廉云女士说：“有人说父亲要用牺牲在战场来洗刷自己，这样说不是对的。因为父亲是清白的，无需洗刷；再就是，我们家在孔孟之乡，父亲受传统道德的教育影响很深，武官不怕死，文官不受财，所以他要身先士卒，誓死报国。”
渡河后，张自忠联系上了其核心部队，黄维纲的第38师；5月9日，又接到了冯治安第77军所属第179师的电报，说正在集结。张自忠于是让黄维纲率第38师去与第179师会合。接着，第55军的第74师余部、第59军刘振三的第180师以及骑兵第9师均已联系上。随即，张决定带原有的2000多人去汉水东岸指挥刚联系上的这支部队。
5月11日，第74师余部及骑兵第9师一部均已到达，唯独刘振三的第180师无论怎样呼叫也联系不上。
第二天，张自忠又接到李宗仁的电报，说日军已经反转，让他带军去拦截。
日军此时的反转，不是为别的，正是奔张自忠而来。
因为国军这边保密措施不严谨，电报被第11军通信队截获，知道了中方第33集团军的司令部的大约位置。日军随即出去了两个大队，直接奔张自忠司令部所在的长山间的沟沿村而来。
这一切张自忠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只知道等不到了刘振三的第180师了，只能率所部去拦截日军，说是拦截，基本上也算是自投罗网了。
刘振三第180师的失联，使张所率部队人数越来越少终至几天后陷入日军重围，而后陨命。对这件事，刘振三没有任何解释，也未表达过自责和歉意。
打到5月16日下午四点，张自忠身边只剩下包括参谋、副官和卫兵在内的12人了。张自忠让副官张敬撤，后者死活不同意；10分钟后，张敬战死，副官贾玉彬也中弹身亡。
正在此时，科员马孝堂见已经右肩受伤的张自忠右胸突然往外喷血，显然是中弹了。
看到大量日军冲上前来，张自忠拔出手枪准备自尽，但被副官朱增源夺下。
这个下意识的举动使将军未能自尽，而惨烈地死于敌手。将军女儿张廉云回忆说：“父亲牺牲后，朱副官在墓前守了十年。”
守墓十年，终因此疚？
将军此时已经身中两弹，虚弱异常，他让其他人赶紧撤走，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
日军冲了上来。一等兵藤冈端着刺刀扑向张自忠。本来已经站不起来的将军，猛地站起了身，向日军怒目而视。藤冈被吓住了，几秒后，将刺刀捅了过去。
张自忠大吼一声，抓住了日军的枪身。随后起来的另一个日军堂野，开枪击中了将军右腹部；日军小队长松本冲上来开枪，打中了将军右额。
日本士兵训练刺杀时，刺刀会向上挑，所以将军死状很是惨烈。
当日军中队长检查后发现被杀死的确实是中国国军的集团军司令张自忠时，不禁浑身一颤，几位日军将领几乎同时后退两步，肃然立正敬礼。第39师团长井上启命人放回几个中国俘虏回去报信，说：“中国人自己会来取尸体的。”随后，在附近的山坡上埋葬了张自忠，立木牌于前，上写：“中国大将张自忠之墓”。
日军冲上来时，张自忠身边的几个人已经趁机逃出，马孝堂被俘后挨了一军刀，翻滚进沟，日军怕他没死，又追下去向其腹部和头部砍了六七刀，肚子上刺了两刀。尽管如此，在附近村民搜救时，发现马孝堂还活着，于第二天被送到了冯治安的179师师部。看到是司令身边的科员马孝堂，师部徐参谋大惊，急问司令何在？马孝堂虚弱地道出将军殉国的场面后，痛苦死去。
徐参谋悲痛莫名，电告了第38师师长黄维纲。听到此噩耗，黄仰天长啸，继而号啕大哭。冯治安得到将军已然殉国，有如五雷轰顶，悲愤异常。随即下令第38师与第179师向正面日军发起猛攻。但主帅新丧，士气大衰，战斗中伤亡惨重，只能作罢。
当晚，黄维纲命人抢夺将军尸身。日军没阻拦，远远看着中国人运走了张自忠。
一个多小时后，日军第11军司令官圆总一郎要求村上启把张自忠的尸体运到武汉，但为时已晚。
获悉张自忠战死的消息，李宗仁闭上眼，半天说不出话。当司令部众参谋听到将军死状之惨烈时，都哭了起来。李宗仁缓缓睁开泪眼，说：“荩忱壮烈！”
蒋介石同样十分惊愕，悲痛不能自已。亲自撰写电文要知闻详情。
5月28日，张将军遗体被运达重庆，蒋介石亲自接灵，重庆一众军政要员均到场。在下午举行的公祭中，冯玉祥抚棺痛哭：“荩忱已逝，荩忱已逝！”
国民政府追封张自忠为陆军上将，将灵牌列入忠烈祠首位。
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
李宗仁题词：英风不泯。
在延安，也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题挽词：尽忠报国。
张自忠的老上级冯玉祥最后的题词是：荩忱不死！
抗战爆发后，张自忠经常对部下说一句话：“日本武力强盛，我们国家羸弱，作为军人，除了去抗争、去牺牲外，没有其他办法，但这亦是伟大的时代，是军人用责任和使命力转乾坤的时代。”
在汉水东岸激战时，他也曾给部下写了封信：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