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由苏伯格（ Theodore A. Sumberg）撰，林志猛译，林国华校对，收于《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上）》，刘小枫选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页485-494，为便于阅读，公号推送时删去原文注释，如有需要可查阅原书。
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
在被邀评注格劳修斯的《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时，维柯（1668-1744）答复说，一个天主教徒不适合“用注疏的方式去粉饰一位异教作家的作品”。如此狭隘的派别偏见与维柯的哲学气质背道而驰，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不得不顾及官方和公众的意见。维柯在《新科学》里宣称，自由且民主的日内瓦共和国，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进行写作。这个终生在那不勒斯生活的公民清楚，那不勒斯不是日内瓦：他见证了随西班牙君主国的愚昧专制而来的奥地利君主国的愚昧专制。维柯晓得，戒备森严的宗教法庭诬蔑了他的三个朋友；此外，他也很可能没有淡忘布鲁诺、伽利略和其他人的悲惨命运。因此，对一个在皇家大学里默默无闻的教授、一个经常苦于入不敷出、有家有室的人来说，不会肆无忌惮。
然而，公开而悦耳的正统表白并没有道出全部真相。维柯为其终生劳作的煌煌巨著所冠的标题，使人想起了备受谴责的伽利略《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Dialoghi delle Nuove Scienze），以及众所周知的异教徒培根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和《新工具论》（Novum Organum）。此外，公然冒险进入新科学的领域难道不是一种对盘踞在学院与修道院的旧科学的价值的置疑吗？所以，在特兰托公会议之后（post-Tridentine）的意大利进行写作的人， 要有一定的胆量，因为此时的意大利是一个令人惶恐不安的反革新中心，它与危险思想的战斗异常激烈。不过，维柯的书还是出版了，不是一版而是三版都没有遭到任何的迫害或压制。他从未被逼迫、嘲笑过；从未被迫公开宣布放弃其观点或遭流放；其著作也从未被查禁或焚毁；甚至从未被指控为异端邪说（这在当时司空见惯）。维柯是如何做到这点的？有人指出，留心维柯显而易见的文学策略，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高深莫测的哲人。
一
在1730年的版本里，维柯告诉读者，要想理解他的作品，必须至少阅读三遍，因为他的著作包含了人们闻所未闻的思想。内行人自己会认识到这个必要性，维柯为何还要公开宣扬呢？这是因为几乎整个西欧，人们的读写能力都在提高，书籍一出版，就会落入普通人手中。这样，在这个自古以来就害怕新思想，对挑战其主流观念的新思想往往针锋相对的社会里，普通人很可能就会对维柯大动干戈。所以从一开始，维柯就试图通过宣称他的作品艰深晦涩，以使读者放弃阅读，消融潜在的敌意。此外，《新科学》部头大，又有大量博闻强记式的炫耀，再加上不时冒出的拉丁语句，也能避免被广泛传阅的危险。
《Scienza Nuova》（《新科学》）
倘若维柯试图阻止人们阅读《新科学》，为何他使用意大利语而不是他早期使用的拉丁语撰写此书呢？我想维柯有三个目的。维柯很可能希望恢复意大利在欧洲的智力优势，这种优势丧失了近一个世纪。维柯这种爱国主义情结我们随后会指出。同时，使用意大利语也可以取悦当局，避免审查。此外，就像一个世纪前的笛卡儿，维柯也打算抛开其前辈使用的拉丁语（《方法谈》，倒数第二段）。拉丁语会保留在学院内教授，而主要在学院外探索的新科学，将通过母语来丰富它的新观念使之得到提升。
由于维柯只是试图阻止而非禁止大众阅读他的作品，便经常有意表明，他与大众的看法并无二致。特别是在书中开头和结尾的段落，维柯皆表达了稳妥的观点，粗心的普通读者无疑只会去翻看那些段落。《新科学》最后一段（1112段）就是一例：
总之，从本书上文已提出的一切，最后应得出这样的结论：本科学对虔敬的研究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一个不虔敬的人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智慧。
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舒坦，或（对善于思考的读者来说）更疑问重重了，因为虔敬是顺从的爱，智慧则是在怀疑而非顺从中寻找真理。
在倒数第三段（1110段）维柯强调，“我们基督教”才真实，而“其它一切宗教”全是虚伪的。这个说法不会让人不安，也无新奇之处，不过，“我们”一词虽为作者与读者搭起了桥梁，但读者可能意识不到这个明确的区分根本是无稽之谈。
在某个段落（310段）里，维柯阐述了基督教和圣经的观点：人类历史起源于亚当，但在别处他又提出了自己与之截然不同的观点：初民一开始形如野兽，易受惊吓，焦虑不安，且总是为寻找食物、住所和安全而到处游走。“在他们残暴的野蛮状态和放纵的野兽般自由中……”（338段）——在维柯看来，这就是人的原初状态。人类在经过一段漫长且悲惨的时日后，才获得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和平，亦即，人类是逐渐从低级上升到高级，而非因某个戏剧性事件从高级下降到低级——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人从蒙恩状态堕落到了受罚状态。维柯的观点使我们想起了马基雅维里：“……因为在创世之初，人烟稀少，生民一度如野兽般散居各处……”（《论李维》卷一第二章）。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人并非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子创造出来。当然，维柯不承认他的思想来源于马基雅维里，或来自霍布斯描述的野蛮自然状态。
Gods' Creation Of Five Different Human Races（创世初的人类）
在《新科学》第二段，维柯宣布“本科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天神意旨在人类事务上的作用。这个声明并无新意，但它被一再重复，维柯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在不虔敬之处装出一副虔敬的样子。然而，为论证天神意旨，维柯批评了各种与之对立的观点：伊壁鸠鲁的机遇观或有关盲目原子聚合的观点，以及芝诺和其他廊下派关于无情的因果之链的观点。因此，表面上看，维柯与同时代的意大利人都怀疑这两个学派的思想。但维柯又不动声色地加入了伊壁鸠鲁的阵营：在《自传》里，维柯强调了他生命中发生的偶然，并指出，要是一个人的生命中会出现偶然，那么所有人也都一样。然而，为了避免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维柯拒绝把偶然不可抗拒的作用推及到人类事务上。一般来说，维柯宁可否定他用特例所作的证明。
维柯也指出，很多时候人们追求狭小的目的最终却服务于广泛的目的。比如，人们仅仅寻求其欲望的满足，却创立了婚姻和家庭。自由民为摆脱法律的枷锁，却成了君主的臣民。维柯提供了其它几个结果迥异于原初意图的例子（1108段）。这是命运的狡诈还是天神的狡诈？维柯不会触犯那些祈求天神的人，但细心的读者也不会无视他的研究领域：“人类自己创造了这个民族世界……”——“这是本科学毋庸置疑的原则”（1108段）。
二
维柯把廊下派称为他们那个时代的斯宾诺莎主义者——这是个严厉的批评，因为斯宾诺莎在维柯那个时代不被传统学派认可。维柯希望人们能理解，他同样蔑视斯宾诺莎，他对斯宾诺莎创立商贩社会的意图也进行了激烈抨击（335段）。维柯可能试图表明，一旦人们对传统所理解的上帝丧失了敬畏，便会堕入纯粹的契约性买卖关系。维柯也把自己与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的机遇观区分了开来（1109段），他认为这些“追随者”就是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这个谴责性比附在《新科学》临近结尾处突然出现，尤其引人注目和有分量。在世人眼中，维柯懂得避开危险的同道。
Benedictus Spinoza（1632-1677）
有时，维柯会悄无声息地避开布鲁诺、康帕内拉（Campanella）和特勒希俄（Telesio）这类同道。在这本引用了成百上千个其他作家的著作里，这些人不见踪影无疑与该事实有关：他们遭到了教会的查禁。考虑到维柯的爱国热情，这些不仅仅是意大利同道而且还是那不勒斯同道在维柯书中的缺席值得我们注意。令人惊奇的是，爱国热情驱使维柯把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指称为“意大利人”（499段），但是却并没有强烈得让维柯放弃他的写作策略，即忘掉那些无可置疑是意大利人的近代先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勒希俄在《新科学》中的缺席，因为这个那不勒斯同道与培根意气相投，而维柯对培根又推崇备至——实际上培根是维柯处心积虑避免提及的危险同道的唯一例外。维柯宣称，培根“作为哲学家和作为政治家都同样伟大”（499段）。或许，一位自认为是新科学的实践者，很难背弃这位引领了该运动的英国人。此外，维柯的同代人对这位小心谨慎的大法官，比起对那些随随便便表达新观点的作家来，可能比较少有恶感。
笛卡儿的著作虽被列在梵蒂冈禁书名单中，仍然广泛流传，即使在特兰托公会议以后的意大利也不例外，事实上，很多作家都把笛卡儿的思想当作标尺来衡量自己的思想。其实，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新科学》是在暗中与笛卡儿对话，尽管维柯仅（不带赞赏地）提过他一次，并且只是谈到他的《折光学》（706段）——这不能说是最具批评性的提及。但在全面谴责传统方面，维柯和笛卡儿走到了一起，维柯认为传统思想“牵强附会、荒诞无稽、自相矛盾且子虚乌有”（163段）。维柯的攻击很少如此激烈，因此值得留意。他的表达火药味十足：“……迄今为止，所有的著作全是一套杂乱无章的记忆、幻想和想象……”（330段）。维柯补充说：“所以为着研究本科学，我们就必须假定，世界上好像根本没有出现过书籍”（330段）。为了给新科学扫清战场，维柯似乎要焚毁一切过去的书籍。
但抛弃一切过去的书籍导致了某种反讽。笛卡儿曾指出：“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全抛开了学问的研究”（《方法谈》卷一，倒数第二段）。与之相反，《新科学》可以说是一部传统学问（至少是古典学问）的百科全书。这些学问对维柯的意义与对先前其他作家的意义殊无二致，维柯只不过是把复苏古代学问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向了高潮。在这一点上他拒绝了笛卡儿。
仿佛从来不曾有过书籍——就连那本包涵很多书籍的书籍即圣经也不例外。事实上，维柯抛弃了他那个时代处处援引圣经的通常做法。《圣经》在《新科学》中的缺席（除了几处提及《旧约》外）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与此对照的是他大量援引古代寓言、法律、历史、习俗、宗教、哲学和政治经验。此外，耶稣基督只被提过两次，天帝约夫却有97次；圣母玛利亚被提过一次，天后朱诺却有25次。维柯的新科学知道关键何在。
对维柯来说，中世纪的书也不存在，除了伦巴德（Peter Lombard）的《格言》外——维柯称伦巴德是“十二世纪野蛮状态”下出现的显赫人物（159段）。维柯同样没有提及那不勒斯同道阿奎那。苏亚雷茨（Suarez）也未见踪迹，尽管维柯曾闭门研究过苏亚雷茨一整年（《自传》，页114）。不用说，要是维柯把自己与这两个经验哲学大师联系在一起，他无疑会赢得当局的普遍认可。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维柯在一种强烈动机的推动下，放弃了与有利同道相结合的战略优势。
Peter Lombard （伦巴德）
《新科学》的末版是由1112个段落组成的大部头。这个大部头不仅吓退了漫不经心的读者，也帮助作者隐藏了反传统的意图。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采取了相同的策略——此书的出版仅晚于维柯《新科学》末版四年。这个法国人开篇就说：“在本书里，如果纷繁事物中的某件事……”森林最好是隐藏在众树之间。
三
你的信虽短，但意味深长：马基雅维里对一位朋友如是说。维柯的书很厚，但读过三遍后就变得清晰明了。质而言之，《新科学》的意图是把自然法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成就使维柯赞叹不已，他也希望在人类事务的全新探索中取得相同成就。维柯为这门有关人类事务的新科学奠定了基础（Principia）。恰如笛卡儿指出的，我们已认识的东西，与尚待研究的东西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方法谈》卷六，第二段）。维柯为同时代的科学打开的新局面欢欣鼓舞。他对科学以及即将到来的新发现的信念，是贯穿其作品的灵魂。
维柯加入了三位作家（格劳修斯、塞尔登和普芬道夫）的行列，试图为自然正义找到一种崭新的或科学的方向。不过，维柯反复严厉批评了他们，既针对个体又针对整体，更有甚者，他公开赞同孔西纳（Nicola Concina）神父对他们的批评（974段）。孔西纳是多明我会的作家（1687-1756），在当时很可能受人高度敬仰，维柯引用时的溢美说明他渴望与有利的同道站到一边。
在维柯看来，这三个所谓的自然法学说领袖，格劳修斯独占鳌头（350段）。格劳修斯的首要著作《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比《新科学》早出现近一个世纪，该书震撼了整个欧洲，特别引人侧目的是它宣称：即使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也能保持所有效力（前言，11段）。维柯承认，“纵使把一切有关神的知识都抛到九霄云外，格劳修斯的体系也能站得住脚”（395段）。确实，两者都谙知问题的要害：倘若神学是有关神的科学，倘若神能被（不恭敬地）说成子虚乌有，那么，神学就不再是自然法的根基，自然法就能以一种新方式与科学携手合作。
维柯也强调，有些人类的特性，“就是连天神也无法从人身上拿掉又不至把人毁灭”（388段）。这样，维柯道出了与格劳修斯相同的观点：人的自然本性正是自然法的根源所在（16段）。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重新研究人的自然本性。维柯犹如哥伦布，发现了人类经验的新大陆——包括前基督教的和非欧洲的。但是，在探寻过这片陆地的每个角落后，维柯发现，历史的或然性事实可作为一个新思想体系的根基，从此以后，这个体系就能取代神圣启示确定且必然的真理。
上帝沉默，自然沉默，而历史言说。历史取代了神学成为权威，并作为哲学的婢女获得了新的尊严，这种尊严取决于该信念：关于历史的新真理将给人提供他所需要的、可谓是前所未有的指引。在此，维柯忠诚地遵循了马基雅维里最先提倡的转变，即从说教和想象直接转变到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君主论》，第15章）。确实，在这部涵盖许多个世纪人类经验的巨著中，维柯用无数细节直接论述了具体事物和特殊事物，但这个转变实际因何产生，维柯并没有清晰地揭露出来——甚至对那些专心致志的读者。
维柯在历史中穿梭获得的最重要发现是，人的自然本性已改变，因为人原初处于“凶残的野兽般自由状态”（221段）。人最主要的变化是理性的增长。显而易见，理性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自古以来人们就这样认为。初民对“一切事物都是无知的”（375段），他们活像野兽，经过长期的努力获得充足的理性后才形成共同体（629段）。所以，从历史提供的证据来看，人类作为可塑的存在能够发生各种变化或改善。这样，维柯理论中隐含的乐观主义让他有时不再显得那么悲观晦暗。
要是重新审视人类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产生了许多新奇事物，但有些原则一以贯之，即宗教信仰、神圣的婚姻制以及对死者的埋葬（333段）。维柯指出，根据这些原则，“一切民族才得以建立，而且迄今还保存着”（332段）。正是这些保守要素将自然权利提升到了新的历史平台。在维柯看来，“关于权威的哲学”其实是新科学的自然产物（350段）；为把人类残暴、贪婪和粗野的本性，转变成有序社会中的幸福，必须实施严格的法律（132段）。我们简直可以说，维柯并不具有革命性。
扬·凡·爱克的《阿尔诺芬尼的婚礼》（1434）
使自己与时代和社会相协调的需要，可以说明维柯为何要公开赞同宗教信仰，但这个赞同也传达了他的真实信念：宗教信仰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纽带。维柯指出，“世界上不曾有哪个民族建立在无神论之上”（518段）。在引述培尔（Bayle）的相反观点时，维柯宣称，没有哪个民族不需要宗教还能安然无恙地保存着（334段）。我们记得，人类如果缺乏信仰就只能成为商贩。但维柯没有探讨这个对现代人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宗教代表真理的宣称被否认后，宗教还拥有多少社会力量。然而，维柯确实认为，现代人只听从“自己的快感或反复无常的幻想”，开始“像野兽那样，在意志和精神方面都极端孤寂”地生活着（1106段）。维柯或许是第一个哲人——甚至早于卢梭（1712-78）——对他身临的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后果忧心忡忡。这些后果中最严重的是，自由与放纵的区分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自由民毫无约束的自由，这是最坏的一种暴政”（1102段）。
四
倘若宗教仍是社会的纽带，诉诸审查制度也就依然是社会自我防护的手段。但不幸的是，由于审查者常常愚昧无知，深谋远虑的作者就必须实行自我审查，以避免他们的作品受到粗暴的对待。在黑暗的时代，《新科学》出了三个版本，这是维柯自我审查的体现。维柯对自己为何成功心知肚明：在《自传》的最后一句话里，维柯戏称自己“比苏格拉底幸运得多”，因为在作品完成后，他能享受“生命、自由和荣誉”。维柯对自由的灵活运用避免了丧命的耻辱。
尽管社会为了自我防护严厉对待危险思想的传播者合情合理，但自我防护并不是维柯的唯一关注点。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公民，维柯不以任何公开的方式，攻击同胞们的天真想法而伤害他们。维柯的自我节制显示了他的高贵心性。然而，我们不应把他想象成始终与那不勒斯同胞齐心协力：维柯了解自己，他称自己是“母邦的异乡人”（《自传》，页132）。哲人在“封闭的社会”中，还能是别的什么呢？
油画《The Bay of Naples》Painter：James Wilson Carmichael
捍卫真理以反对公众意见也是维柯的关注点。他不希望同胞们妨碍他与哲人同道的对话。维柯提到“作为哲人的我们”无疑也包含了他自身（《新科学》，附录，1406段）。
如同柏拉图，维柯在声称哲学可以提供帮助但只能帮助少数人时（18段），他也区分了智慧和意见（706段）。最终，在1725年的版本中，维柯指出，古希腊哲人经常对民众隐藏自己的智慧。维柯也为两个读者写作，因为为少数人写的作品，也会被多数人读到或看到。由此便产生了非常隐微的写作方式，总而言之，这种写作方式就是朋友和哲人彼此之间的相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