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宫廷斗争激烈，历任皇帝对太子防范很严，太子名为储君，实如囚徒，如履薄冰，动辄得咎。在这种情况下，东宫系统的职位，都有权职分离的倾向，实际工作往往和太子府上没什么关系。可是唐朝的东宫官制又特别完善，大多数东宫官成为地位崇高的优秩。三省事务烦剧，御史台刀光剑影，地方官员升迁坎坷，国子监和秘书省对文才要求高，相比之下，东宫就轻松多了。

杜甫中年向玄宗皇帝献文章，好不容易有个出身，吏部安排他做同州河西县尉，他推脱不去，后来托关系做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写过一首诗：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

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单从职级上看，河西尉从九品上阶，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从八品下，确实有所区别，但这两个职位最大的差距不在品阶，而在社会地位，右卫率府属于东宫部门，清闲优越，很是“逍遥”，比起河西县尉地位低下、职事烦冗，实不可同日而语。

有的人看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官阶低，“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认为很没价值，实际上杜甫以“献赋”得到这个职位，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东宫职权分离，杜甫根本不用去太子府上看大门，几乎是白拿薪资，所以杜甫很满意，甚至于“故山归兴尽”，再也不说归田园之类的气话了，这首诗体现的是杜甫获官后的喜悦之情，而非鄙薄之意。

东宫三太（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和东宫三少（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分别为从一品、从二品的大官，没有大功绩是做不到的，所以东宫官里，正三品的太子宾客和太子詹事，就是顶级待遇了，刘禹锡、白居易晚年都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刘禹锡被后人称为“刘宾客”，就是这么来的，他们在官场中所获得的待遇和声望，大概仅次于做过宰相的那一类人。

高适晚年进封散骑常侍，和太子宾客一样，都是正三品的职位，散骑常侍从南北朝以来就是有名的清秩，史书称“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可见当时人将高适视为达官显宦，在诗人中可称翘楚。

唐代人没有“革命工作不分大小，只是分工不同”的觉悟，只看重京官，都不愿意去地方做官，朝廷不得不出台激励措施，可是这也没什么用，不愿意去的还是不去，就算当县尉，也一定要当京畿附近的县尉。

杜甫不肯做河西县尉，高适早年授予封丘县尉，也做了没多久就辞职了，这是因为河西和封丘都不在京畿范围之内，假如是京畿地区的县尉，他们早就兴高采烈去上任了。

当然，京畿县尉不同于其他地方，一般人也出任不了，白居易考上进士之后，又中了皇帝亲自考试的制科，分到盩庢（周至）当县尉，盩庢为京兆属县，所以他很开心。他应制考的时候做模拟卷，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臣伏见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才，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簿、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焉。”

这一段话，将唐代人心目中的好官一网打尽，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公卿、将相不用说，指的是三品以上的大官，这是第一梯队；

丞指四品的尚书左、右丞，三省的侍郎（门下、中书侍郎后来提升到了三品），给舍指的是五品的给事中、中书舍人，这是第二梯队；

御史和遗、补，指的是御史、拾遗、补阙，郎官即郎中、员外郎，前文已经作了详细介绍，这是第三梯队；

秘著，分别指秘书省的秘书郎、著作佐郎，校、正指秘书省、东宫等系统内的校书郎和正字，都是九品的职位。畿赤簿、尉，指的是京畿地区的主薄、县尉，这是最低等级的梯队。

白居易大概没想到，他后来的进阶，基本就是按照这个路子来的，他中进士后，从校书郎开始，京畿县尉、左拾遗、郎中、中书舍人、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最后还升任了刑部尚书，九品到三品，一步不落，把他早年幻想的美好官阶全都做了一遍。

最后说一下翰林学士和翰林供奉，唐玄宗设置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的时候，没把等级当回事，最开始两者甚至没有太大区别，他身边的供奉，包括李白、李泌在内，都没有官衔，仅仅是担任顾问性质的临时差事。

后来队伍规模越来越大，玄宗才考虑把翰林学士和供奉分开，前者成为皇帝专职秘书团队，后者以陪皇帝开心玩耍为主要任务。

按照“皇帝身边的人很重要”这一原则，翰林供奉虽然不入朝班，却拥有一些特殊的权力，最典型的就是唐顺宗时，王叔文、王伾以翰林供奉身份暴得大官，一度把持朝政，虽说情况特殊，但翰林供奉因为亲近皇帝而拥有权柄，则是不争的事实。

王叔文能够掌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掌控了翰林学士院，短短几十年间，翰林学士院就从一个临时人员群集的机构，变成足以取代外廷的中枢机关，体现的正是“离皇帝近的职位很重要”这一原则。

唐代著名诗人，绝大多数都具有官员的双重身份，在那个时代，原本就没有能脱离官场而独立生存的机会，他们终其一生，注定要在官场上奔波，喜怒哀乐与升迁贬黜捆绑为一体。明了诗人们的职位，并非要排个高低，只是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