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眼将军
1916年护国战争时期，刘伯承在川东组织部队大规模开展游击活动，猛烈地打击北洋军的援兵，全力配合川南护国军作战。
一次，刘伯承率部队攻打丰都，他亲临一线指挥并率兵攻打城门。
由于事先得到的情报不准，对丰都把手兵力预估不足，护国军遭遇了猛烈的打击。刘伯承更是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
他当即昏倒在血泊之中。却由于缺医少药，再加上还要躲避北洋军的追杀，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直到三个月后，刘伯承才辗转来到重庆临江门一家德国人开的私人诊所，治疗他早已恶化的伤情。
在那里，他先后做了两次手术。在进行第二次手术时，由于设施简陋，医生只能为他施行局部麻醉。
整台手术长达三个多小时，为刘伯承做手术的沃医生一刀一刀修割赘肉，每一刀都疼痛钻心，可他却一直安然端坐。后来麻醉药作用早已消失，他仍然面色不改，一声不吭。
那次手术后，刘伯承失去了右眼，当时只有20多岁的他曾被很多人断言——再也无法继续自己的军旅生涯了。然而他并没有认命，而是用那只仅存的左眼南征北战，还因此赢得了一个响亮的称呼——“独眼将军”。
优等生
1892年12月4日，四川省开县浦里区赵家场乡张家坝，一名男婴在举家服丧的哀痛中呱呱坠地。两个多月以前，他的祖母和祖父相继去世，因此全家人给他取了一个别有意味的乳名——孝生。
这名男婴，就是刘伯承，他虽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但父亲刘文炳是远近闻名的“泥脚文人”，一心要把儿子培养成才。
刘伯承的启蒙老师“尚武”，这对刘伯承的性格塑造方面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他后来进了新派学校更觉如鱼得水、样样第一。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革命风潮席卷神州大地，整个四川也沸腾起来。
这让刘伯承渐渐感到，武力是一种神圣的力量，它能对抗旧的势力，摧毁旧的势力，挽救国家的危亡，于是决心到万县参加反对清政府的起义。
刘伯承毅然剃掉了辫子，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投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
1912年元旦，孙中山“中华民国”成立。独立后的各地民国政府纷纷广招兵员，开办军事学堂，以扩充革命势力，刘伯承也以优异成绩被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录取。
元 帅
对于刘伯承，党内党外评价颇高，毛泽东曾经风趣地称赞他“一条龙下凡”；蒋介石也评价他：“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
然而他自己对于这些评价并不以为然，甚至屡次拒绝记者的采访。
1942年，刘伯承50周岁寿辰当天，有记者想让他谈谈自己的战斗经历，谁知他不客气地挥着手说：“算了！算了！莫谈这些好不好？你们都晓得，粉碎九路围攻过后，有个记者来采访我，我对他说，你只能写战士，不准写我。”
1955年9月27日，新中国元帅授衔仪式在北京的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伯承因身体不好，又忙于军事学院的种种事务，所以请了假。
晚年的刘伯承，鲜有谈及元帅一事，更不愿谈论战争。
当被人问道这其中的原因时，他解释说：“我们每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至今仍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着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
教 书 匠
建国后，许多开国将领在军届身居要职。然而刘伯承却反其道而行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将校学堂出身的他始终坚信——“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所以，他觉得在和平年代去当一名军校的教书先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1950年10月27日，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乘飞机离开他熟悉的山城重庆，前往北京，去担负筹建陆军大学的新工作。
早在6月，他就已经得知中央军委开会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从那时起，他心中就已经萌动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头。
他清楚地知道，全国解放之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主要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就给军队提出了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
据说，刘伯承想去办学校，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当时，有人向他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
他听了之后，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领导创建工作，并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在军校建立的头三个月里，他制定出一系列规章制度并反复强调纪律的重要性，还经常到学校去突击检查，以发现学生当中存在的问题。
一天，刘伯承主持训练工作会议，无意间看到会场的一边坐着两个苏联顾问。他们军装笔挺，姿态规正，神情专注地听着汇报。会场的另一边坐着学院的十几个干部。他们多数衣冠不整，风纪扣松着；有的人还敞胸露怀，双手在身上搓泥搔痒。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使他的心里很不舒服。
刘伯承意识到，建立正规制度，不仅在于制订一些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同战争年代的游击习气，同小生产者自由散漫的劣根性，同长期以来形成的旧的习惯势力进行斗争。
一系列的整顿过后，军事学院的校风校纪得到了提升。从1951年秋开始，学院每年都要选派一批学员参加首都的国庆阅兵。每当学员们以整齐划一的动作，雄健有力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时，都会受到全国人民的交口称赞。
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还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发来训词，肯定了他们取得的成绩：
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
——毛泽东
老 大 哥
说起刘伯承的一生，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这个人就是邓小平。两人并肩作战长达10多年，人们习惯把他们率领的部队称作“刘邓大军”。
1942年3月，邓小平去太岳、中条山检查工作。分别之际，刘伯承送了一程又一程。远远地望着邓小平离开的身影，他好像又想起什么呢，转身对参谋长李达说：“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
几天后，当得知邓小平即将于夜间通过日军重点防御的地区时，刘伯承甚至主动要求当晚值班，亲自等待邓小平的消息。
那一夜他一直守在值班室里，一边检查值班日记，一边等待消息。深夜，当陈赓发来电报：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刘伯承着才舒了一口气。
1940年，百团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刘邓所在的一二九师在这场战争中肩负着破击正太路、打击前出“扫荡”的日军的重要任务，刘伯承和邓小平二人更是通宵达旦，没日没夜地部署作战计划。
刘伯承在部队里年龄偏长，除邓小平外还有很多人尊他一声“大哥”，除了是在辈分上显示尊重，还是对他为人的认可和肯定。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94岁的刘伯承与世长辞。7天后，京西万寿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里，刘伯承静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他的身躯。
邓小平最先来到这里，他向刘伯承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这位昔日的老搭挡、老战友的遗容。慢慢地，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刘伯承去世14天后，他的骨灰落在了太行山，落在了淮海大地，落在了南京，落在了重庆，落在了开县赵家场的黄桷树林。这位从贫苦农民家庭走出来的一代名帅.最后又回到了养育他的故土，回到了祖国山河大地的怀抱之中，与长眠在那些地方的无数烈士，永远在一起了！
星期六晚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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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晓倩、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