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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丕廉先生传

台北山西同乡会编印

（正文前附录的书法作品）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

-- 麓台赵丕廉

先生名丕廉，字芷青，号麓台，清光绪八年（西历一八八二年）壬午九月十一日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五级村。父还双公，长兄丕基先生，均为木工艺匠，精堂构建筑之学，经年出入邻县忻、定、崞、静等地为业，家道小康。先生天性和蔼，聪慧过人，入塾读书，过目能诵，业师深器重之，英年入泮，出为己酉科拔贡，时在清宣统元年也。嗣入山西大学堂中斋攻读，与同学崞县续西峰先生（桐溪）订交。时清政不纲，外辱日亟，先生懔于列强瓜分之渐，国家存亡，危在旦夕，与西峰密谋革命，图覆清社。乃与同村张毅庵（淑琳）、康子韩（佩珩）等联络二州五县志士，推西峰为首，以学校为基地，组训本村子弟自卫自保。逾年武昌起义，山西响应，阎公百川被推为都督，西峰在原平镇组织忻代宁公团。先生与弓富魁悉力策助，正式展开革命工作。忻代宁公团以保卫地方为号召，实则招兵买马，以建立革命武力为意。太原首义后，都督阎公发给步枪八百支，于是正式建军，旬日之间，编练完成，立即出发，率军北指，出雁门，克大同，俯瞰京师。清廷大震，调武卫左军左路统率陈希义部，围攻大同，西峰以友军未到，闭城固守。先生协助巡防，筹谋对策，利用夜间，水泼城墙，使至结冰，以阻清兵爬城。又以铁水壶装黑色火药，碎铁洋钉砾石等物，加以引捻，点燃掷下，以炸攻城之敌。坚守两月余，清兵无可如何，直至清帝逊位，城围始解。

民国肇兴，先生历任丰镇、屯留等县知事，后调长治县长兼辽沁潞泽营务处长，掌理上党十九县地方治安事宜。当时上党一带，常有豫匪白狼散股，窜扰抢掠，地方不靖。先生督同各县合力清剿，并施行感化教育，使匪徒改过自新。两月之间，匪患悉平，除将匪首一名正法外，余悉遣归原籍。先生宅心仁厚，视民如伤，长潞一带县民，通称先生为“赵菩萨”，且于离任之际，公献旗伞，勒碑刻铭；行经之处，县民夹道恭送，亦可以审其政绩矣。营务处撤销后，先生任督军府参议，兼掌太原平民工厂事，对该厂力加整顿，不仅使工厂奠定基础，且于抗战初期，即能供应军用被服、鞋袜、弹袋等物品，具有甚大之贡献。

民国十四年春，先生接掌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该校培育小学师资，学生四十班，近二千人，大都为清寒子弟，刻苦奋发，而富有革命性。以往校政，因校规多所抑制，曾发生学潮。先生视事后，开诚布公，去旧更新，因事制宜，力加整饬，敦请素孚众望之张泾川、郭仲实分掌教务及训育，郭紫阳任总学监，张武成任体育主任。所有各学科教员及学监，率皆知名良师，且多属国民党同志，故朝气蓬勃，耳目一新，各事咸有长足进步。并设立留日预备班，雅乐研究所，创办高等师范国文系，敦聘三晋国学泰斗郭象升（字可阶，号允叔）先生为主任。次年又将高师国文系改为独立之山西教育学院，后乃并为山西大学学院之一。

先生对学生社团活动极为重视，多方辅导，扩充图书馆，增购图书杂志，成立各种学社及研究会，使学生各就所好，研究发展。体育方面亦多所推进，太原每年校际篮球、足球赛，国师校队，常名列冠亚军。又设有附属小学，成绩特优，享誉全省。是时国民党在晋，尚未公开，各校严禁学生参加。先生则予开放，一时学生加入者甚多，而以学会作掩护。其后党务公开，历经清党、北伐、抗战、戡乱，国师同学遍布山西党政军各部门，实得力于先生之倡导也。民国三十七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在首都集会，代表之中出身先生门下者，多达三十余人。先生亦为代表之一，欢聚一堂，顾而乐之，曾摄影留念，以纪其成。

民国十五年秋，全国教育会议，开会于南京，先生代表山西教育界出席会议，会后赴沪考查。是时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节节胜利，十月克复武汉，党政重心，遂由广州移至武汉。先生奉阎公命入鄂，代表商洽一切，至则见武汉政局由共党把持，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公对抗，阻挠北伐大业，势将祸及党国，密报阎公。奉命离鄂迳往南昌，晋谒蒋公，将在武汉所见以及阎公多年经营、待机报国之诚，详为报告。蒋公嘉慰之余，面授机宜，命即返晋。蒋阎二公合作自此始。十六年初，蒋公提请任命阎公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派何成濬（雪竹）持任命状偕先生来晋。武汉方面，亦派孔庚（文轩）前来，促就所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当为阎公所拒。斯时太原各界对鲍罗廷操纵下之武汉政府，深感不满，阎公乃派人送孔出境。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实行清党，继续北伐。六月六日晋绥易帜，阎公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统率晋绥各军正式加入北伐序列。为造就部队政工干部，特设立军事政治速成科，委先生主持。先生聘梁永泰为教育长，请大专教授及省党部高级同学孔昭林、朱耀武、白龙亭、王裕民等任总队长及大队长，负责军事训练。结业后分发各军师服务，晋绥军之政工基础因以奠定。

同年七月，山西省公署依据国民政府法制改组山西省政府，以先生任省府委员兼农工厅长，对农工厅改革，推行甚力。旋奉调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驻京代表，常驻南京，对中央与地方财经军政诸事，负责策进协调沟通，俾意志集中，行动一致。北伐军事配合得宜，进展神速，先生与有力焉。

蒋总司令为团结武汉迷途同志起见，于是辞职赴日，年底归国。民国十七年初，蒋总司令复职，继续领导北伐，并将国民革命事重新部署，分为四个集团军。除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任冯玉祥为第二、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外，任阎公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任先生为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同年三月内政部成立，任薛笃弼为部长，先生为次长。嗣北伐告成功，全国统一，开始训政，内政部改组，阎公任部长，赵戴文（字次陇）与先生为次长，由先生代理部务。后先生调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正值战后省市地方，元气未复，先生协力筹划，运用有限赈款缓急调配，因应得宜，为国人所钦服。

民国十八年春，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先生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二十一年春，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以迄民国三十六年改任行政院顾问。十五年间，蒙藏会历任委员长及各委员，对先生备极推重，而先生冲怀雅抱，从不居功，待人处事一秉至诚。是以内外相处融洽，广得同人信赖，与蒙藏领袖班禅、章嘉、白云梯等，交谊甚笃，其有裨于团结建国者，又至巨也。

民国三十五年，先生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三十六年复当选五台县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三十七年春，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开会期间，虽年高体弱，而对各方仍竭尽心力，折冲协调，以期达成宪政体制。目睹蒋公当选总统，国家迈向三民主义之康庄大道，乃不禁额手称庆。

先生对教育文化事业，极具热忱。民国十八年与葛天民创办文化大学，并在太原与杨泰嵘等将私立山右与兴贤两大学合组为并州大学，后改为并州学院。迄卢沟桥事变，该院毕业数千人，对抗战建国颇多贡献。

先生貌清颀，音清亮，赋性谦诚，气度恢弘，纯是长者风范。凡所交游，不分贵贱贫富长幼，皆乐予接纳，宅心处事，向不以个人利益为先，而以政和民乐为念。民国二十年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先生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为协调人事，先生自请让贤，退居候补。一生清廉自持，生活淡泊，寄情于诗书之间。书法早嗜黄庭坚，晚喜章草，欣然有成，为各方人士所珍视，有求必应，从不推脱，甚至坐候立索者，亦笑而应之，欣然挥毫。先生有子女侄十余人，分居各地，其长兄丕基夫妇先后早逝，遗有三子皆在稚龄，先生爱抚教养，胜如己出。抗战期间，全家避地四川，生活清苦，不以为意，惟勉励子孙，各守岗位，共赴国难。平生家教，以“心要端正，和睦处事，处处随意而安”为勉，否定高官厚禄、以显门楣之论，而以守分克己为本。为使家人相亲相爱，平息争执，于民国二十年秋，自撰家训勉励家人，并书为条幅，悬挂庭堂，词曰：“和气致祥，平安是福，人各有短，相恕则睦，要见其大，莫见其小，争斗不好，忍让为宝，只管自己口快，哪知别人难耐，我家大小全体，都要相互亲爱”。故虽家口众多，从无争论。

先生学宗阳明，推崇乡贤徐广轩（润第）先生，而于其《敦艮斋遗书》尤三致意焉。诗词属对，存稿亦多，亲友劝出版，以应索阅，因费无着，未能印行，□□□□，先生居平，未及撤出。近闻已于民国五十年一月五日逝于北平，享年八十岁。国丧元良，人失导师，痛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