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焕友
《大明王朝1566》中有个虽着墨不多但塑造极为成功的角色——儒商沈一石。
他在波谲诡异的政治漩涡中进退有据，在变幻莫测的商场角逐中游刃有余，依托于江南织造局的官商身份，倏忽数年间由刀笔小吏成长为丝绸巨商.
然得胜于斯亦败于斯，最终仍不免湮灭在政治斗争的烈焰之中，只留下“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归邙山。狡兔死，良弓藏。我之后，君复伤，一曲《广陵散》，再奏待芸娘”的绝响。
集奸商、投机者、文青、音乐发烧友、情痴等众多标签于一身，可见其性格的复杂性，又可见编剧刘和平对这一角色的偏爱和用心。
以沈一石为代表的商人阶层以及商品经济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盘剥下苦苦挣扎，但却在王侯将相拥塞的历史舞台上为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风采。
商王朝重商，以“商”为国号，武王伐纣后，周代商立，周人反思商人重商，导致民心浮躁、不事农耕，因此将商人地位贬低至与奴隶等同。
自战国时期李悝、商鞅变法之后，“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更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越是有为之君，越是奉为圭皋。
这一政策在战国时期是为了把国家改造成战争机器以应对兼并战争的需要，在秦汉之后，则是出于打击地方豪强、揉碎社会细胞、将社会结构平铺化以维护专制统治的政治考量。
在这种政策背景之下，政府和民间商业阶层的关系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政府缺少基本的契约精神，商业资本和个人财产没有可靠保障。
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交易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尽管统治阶级代表个人进行交易时或许可能遵循市场法则，但是作为国家机器出现时却莫不是缺乏对商人财产权最基本的尊重和对契约精神的最基本的遵守。
在剧中，浙江巡抚衙门与徽商就抄没沈一石家产订立的买卖合同，在新任巡抚到来后可以立即翻脸不认，商人也只能哑巴吃黄连。
商人自古在公权力面前都是有些逢迎甚至是谄媚的:
一方面是因为古代社会是以政治权力作为资源分配的主要手段，商人要想获利，必须如沈一石一般依附于权力，这使得财富的积累过程游走于违法犯罪的边缘，资本的积累过程充满了原罪；
另一方面，古代巨额财富的攫取一般来自于政治授权所形成的垄断地位，在统治者看来，财富本来就是国家的，商人只是财富的保管者并非是最终实际的拥有者。
二是国家垄断涉及国计民生的暴利行业，民间商业阶层的生存空间狭窄。
商周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自春秋战国以后，礼崩乐坏，井田制遭到破坏，各国纷纷变法，土地私有制逐渐确立。
需要注意的是，土地私有仅限于耕地，对于菏泽山川，其所有权仍归王室，天下一统后便归皇室。
但自古以来，总有“刁民”要偷王（皇）上的粮，防不胜防，反正也禁不住，后来政府干脆开放山林池泽（保留所有权）设置关卡，收取赋税，作为王（皇）室的私人收入，这也是关税和商税的源头。
菏泽山川的所有权属性，为后世创立“专卖制度”提供了法理依据。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实行的“盐铁专卖”是专卖制度的流觞，一方面实现了“寓税于价”和“民不加税而国富”，另一方面彻底改变了政府的收入来源和属性特征，从此政府开始了做生意。
汉武帝时为了支持对匈作战，任用桑弘羊进行产业改革，重新在铸钱、煮盐和冶铁实行国营化。
从此，专卖制度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历朝历代虽然在专卖范围上有所差异，但这一制度却延续千年。政府参与做生意，以暴力和强制力作为后盾，垄断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型产业，民营资本只能徘徊于琐碎的消费生产领域，生存空间十分狭窄。
三是商业阶层是统治阶级的吸金机器和社会矛盾的宣泄通道。
古代的政府因专卖制度而具有政治性和经济性双重属性，国库的主要来源自古都包含税赋和专营收入，是拥有政治权力的经济组织，也是具备盈利性质的政治实体。双重属性要求其具有理财和赚钱能力的人才，但是在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中成长起来的士人，大多只会做锦绣文章，缺乏经济头脑。因此，政府需要商人为国盈利、替国卖命。
当社会矛盾激化时，普通民众对生活的不公平感往往集中于商人，一方面，仇富是穷人的共同心理，当官的小民敢怒不敢言，而作为软柿子的商人群体就另当别论了；另一方面，在普通民众看来，没几个商人的屁股是干净的，而主流意识形态又有意在宣传上将商人的形象妖魔化和污名化。
因此，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朝廷便派“青天大老爷”去处理一批奸商和一班贪官污吏，顺便将其多年的积累充作国用，既缓和了矛盾又增加了收入，何乐而不为？
那在这种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商人具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商人吃苦耐劳、思维灵敏，善于抓住机会，敢于开辟新天地。
商人游走于天下，背井离乡，对于安土重迁的国人而言，非到山穷水尽之时不愿离开三亩薄田和宗庙祖坟，因此大多行商者多具有开创精神。
查看关于初代平民商人的记载，经历都大同小异，早年出身于穷山恶水之间，身无长物，独自离乡闯荡天下，靠出卖劳力或智力为生，后机缘巧合赚的人生第一桶金并抓住机会安身立命，从此家族摆脱了赤贫状态，如后世子孙继往开来，则蒸蒸日上，如不肖，则富而返贫。虽寥寥数语，然此中酸甜苦辣，非经历不知其中滋味矣。
其次，商人安全感缺失，贾而好儒、以学保商。
商人多近距离与官员打交道，深刻认识到权力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因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观念更为浓厚。
专制社会中所有权保护制度的不完善，更是使商人认识到，只有权力才是财富的守护神，所有商人往往很重视家族后代的教育，期望子孙能进入仕途，达到财富与权力相结合的良性循环。
徽商相较于晋商的一个突出品格是儒商，即以儒家文化指导经商，重视族内教育活动。
很多徽商不但自己手不释卷，还在发达后，在家乡新办私塾学堂资助族内贫困学子，因此自明至清出生徽州的官员始终是官场不可忽视的力量，投桃报李，徽商自然也受益颇多。
明开国初年，山西商人凭借地利为边疆运送粮食获得食盐专卖的垄断权从而迅速崛起成为天下第一商帮，晋商独享盐利120年后，明弘治五年淮安籍户部尚书叶淇推行“折色制”的盐政改革，从此徽商得以进入暴利的食盐行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叶淇背后的真正推手就是渴望在食盐行业分一杯羹的徽商。
最后，商人钻营取巧，迷信权力，执着于获得垄断性暴利。
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一书的前言中借用美国学者费正清的捕鼠比喻来给商人画像：“中国商人具有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为了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在古代商人的价值观里，商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在于背景和关系，相较于提高工程质量和产品技术含量，他们更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去经营人际关系，财富充裕者也热衷于参与政治投机，期望背景和关系有朝一日转化为财富和金钱。
因此，官场的任何政治风波，其背后必将影响一大批大小商人，众多商人如沈一石这般，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令人唏嘘。
在古代专制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商品经济和商业阶层，在人格上具有附属性和不独立性，他们依附于政治权力，缺乏自我发声的途径和变更社会制度的机会与能力，即使在明中后期出现了部分学者所认为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只不过是在雇佣关系和生产形式上的表象相似，其出生土壤、外部环境和社会地位上无不与西欧社会相差万里。
期盼这柔弱的“萌芽”自发成长为大树乃至森林，不是过于苛求和奢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