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东西方学人的人生轨迹很有意思，哲学家冯友兰和罗素就有一比。

    冯友兰和罗素的年龄相差23岁，最大的共同点有两个：第一，都是顶尖的大哲学家。罗素晚年回到剑桥大学，有一天他和朋友去图书馆，路上见到很多镶在基座上的大理石半身塑像，罗素自信地说：“将来他们也会把我的像塑在这里。”冯友兰的哲学成就更不用多介绍。第二，他们两人都高寿，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一生，罗素活了98岁，冯友兰活了95岁。

    但两个人的人生经历差别很大，冯友兰出生于地主家庭，小时候接受了完整而系统的传统教育，也学习了一些西学内容，但他根本上仍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中国很多传统知识分子立足学术界，放眼政治圈。有这种抱负总难免与政治瓜葛太多，从民国到新中国，冯友兰总是被卷入各种政治漩涡，让人唏嘘。

    罗素就不一样了。罗素一生自我而洒脱，口无遮拦，只认真理，睥睨一切政权，晚年仍然斗志不减。罗素从来没想过要赢得英国首相的重视然后获得重用。现代知识界已经达成一种基本共识：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个学者的本分就是把本专业的事情做好，为社会贡献出新知识，不必汲汲于短期功效，这些知识也许一时看不出有什么用处，但终有一日会有益于人类；也不必身在学术机构却念念不忘治国平天下，这样可能学术也做不了，天下也治不好。

    罗素做学问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有拯救苍生黎民的胸襟；罗素写《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在美国穷困潦倒，就指望出版商许诺的可观稿费。《中国哲学史》措辞古雅庄重，《西方哲学史》用语幽默风趣，我读《西方哲学史》有几次肚子都笑疼了。

    1920年罗素来过中国，记录下很多见闻，现在读来很有意思，亦足见他的个性。他在北京大学做过演讲，北大学生给他的印象是“热情而又渴望获得知识，但是他们所知不多，缺乏训练，而且很懒，梦想着别人能够把知识灌进他们的大脑，而自己可以毫不费力”。他当时跟中国知识阶层有广泛的交往，中国方面给予他很高规格的接待。他一方面很感激，另一方面也直言不讳地写出他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些习气的看法，比如他说：“中国人绝对有礼貌，喜欢阿谀奉承，但你仍会觉得他们很神秘，说话很含蓄。他们相互之间的对话经常让我们不知所云。”

    冯友兰考察过苏联，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持保留态度。罗素也考察过苏联，对社会主义的理念很是认同，从这个方面来说，他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应该仍然有用。但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像马克思和列宁又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罗素的个性与人生跟他所处的环境有关。整个欧洲在历史上很少有那种权力一统的时期，权力的多元和分散给多元思想留下很多空间。即使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也罕有无远弗届的中央集权。像教会和政府的相持与张力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即使一国在短时期出现极权，但总体上欧洲邦国林立，语言相近，知识分子总是有回旋的余地和独立生存的空间。这种历史传统总体上给欧洲哲人更独立的生存环境。

    冯友兰的遭遇既有他个人的原因，当然也有外在环境的原因，很多事情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古人云，哲人多看似愚人。凡人之愚乃因先天缺陷，哲人之愚乃因装聋作哑以免祸。我们今天仍然能从《诗经》中关于哲人生存方式的警语中得到启示和共鸣，究竟是喜还是悲呢？真的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