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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延龙的父母来美国看他

诗人王家新有一首诗叫《在山的那边》，诗里描述了一个想要翻过山去看海的孩子（希望大家找机会读一下这首诗）。

这首创作于 70 年代末的小诗仿佛成了 80、90 年代青年人生活的一个隐喻。他们迫切地想要「走出去」「翻过去」，看看外面那个陌生的世界，今天的讲述者李延龙就是其中一位。

孤独的父亲

我叫李延龙，「延」是「延安」的「延」，我的小名叫「小将」。从这两个名字你就能知道我的出生地和我的年龄。我是1968年，在陕西省延安地区安塞县真武洞公社出生的，我现在在美国做药物研发。

我爸爸在 1958 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延安底下的安塞县去了。因为丢了女朋友，又很重视传宗接代，所以回老家娶了我妈，然后他们一起去了陕西生活。

我们家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城市户口，算是「黑户」。家里包括我一共有四个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姐姐是老大。

我爸在当时算是知识分子，他的专业是兽医，被下放过去的时候，当地的人对他还算友善，并不像伤痕文学里描述的那样，有很多苦难。

但他应该很孤独。

■ 李延龙父亲的记事本

我印象中有一次，他带我去他工作的畜牧站，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边，他和我说，「小将，真神奇啊，现在都有试管婴儿了。」我当时就在想象试管婴儿是个什么样子，一个可以从玻璃管里种出来的小孩，的确很神奇。

后来我查了一下，第一例试管婴儿是 1978 年成功的，那个时候我才 10 岁。我爸爸当时身边没有人可以去说，他只能和我，一个 10 岁的小孩分享，可想而知他的确是很孤独。

到 1979 年，改革开放了，我们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爸被平反，我妈也做上了裁缝。很快，我家成为县里，可能也算当时全国的第一批「万元户」。

机会与命运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刮台风，一艘台湾的渔船不知怎么漂了过来，当地的渔民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好吃好喝待着。最后，他们又要回去。当时我特别不理解，他们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好不容易来到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回去？

■ 李延龙（左一）和温暖过他的初中同学

等我 1985 年上了大学，在班主任的熏陶下，我逐渐开始改变想法，隐隐约约觉得出国可能是一条好的出路。其实，我们这整一代人都非常向往国外的生活，在当时，要不要出国根本不是一件需要考虑的事情。

当时出国有「公派」和自己出国两种。「公派」的机会非常少，要求也很高，一个年级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得到这个机会。如果靠自己的话，那就要经历层层障碍了。

1989 年，我大学毕业，当时有一个新政策叫「侨属关系」，规定只有当你有亲属在国外生活，你才可以出国。这几乎把大部分人的出国路给堵死了，也包括我在内。所以我只能放弃这个想法，去石家庄的华北制药厂工作。

在制药厂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研发小组，当时研究的是一种叫「环孢菌素」的免疫制剂，它主要用来缓解器官移植中出现的排异反应。当时一瓶药售价高达 5000 元，很多需要终身服用的病人根本承受不起。

我们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成功把这个药的成本给降下来了，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没过几年，这种药的销售额就上亿了。

■ 华北制药厂「环孢菌素」小组的全体成员（头儿在照相）

但这个成果和我们研发人员没什么关系。我拿到手里的工资一年只有一千多块钱，连一个体面的生活都过不了。

在我生活的那个时期的中国，一个很愿意努力，很愿意做事的人，是不一定能看到前途的。至少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

那时候我就想，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我要出国。

千钧一发的考试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考 GRE 和托福。

当时在石家庄没有考点，我要去北京航空学院考试。费用也很高，报名费加上差旅费，差不多花了我大半年的工资。

我记得 GRE 的考试是在星期一，星期天下午我去考场踩点。我想把我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尽最大努力做好，我去看看这个桌子是怎么摆的，如果我坐在这张桌子上，我用什么样的姿势坐下来，能考出最好的成绩。

去踩点的那天下午，已经快傍晚了，整个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太阳快落山了，夕阳的余晖从窗户里照进来，照映着空空的走廊。我站在那里，我想，走到今天，我把该做的所有的事都做了，努力也尽到了极致，我现在只能祈祷了。

我就跪在走廊里：我的人生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我要考过去。

考完试后要申请学校。申学校也是要钱的，我只交得起一所学校的申请费。所以我只申请了一所，交了 40 美元的报名费。

成绩出来以后，我的学校要求托福最低的分数是 600 分，我正好是 600 分；GRE 最低的要求是 1800 分，我又是压线过，1810 分。如果多错一道题，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这些决定我命运的机会通通都是唯一的一次。

白先生与看车人

在期盼中，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它发生了。但很快心里又冷静下来，因为万里长征只走了两步，下一步就是要办妥侨属关系，才能出国。

其实当时 90% 出国的人都没有非常确切的侨属关系，我也是如此。我当时已经结婚了，我太太那边算是可以证明有侨属关系。审核材料的时间不仅长，而且还特别揪心，不知道在哪一关就被判「死刑」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位白先生。

当时所有的证明材料都会集中到街道办事处审核，我想着要给他送点儿礼。那天我走到他办公室门口，正好听到他在讲电话，在和上一级确认说我太太家的侨属关系属实，他可以出这个证明。

等他挂了电话，我才走进去。他看到我说，「我知道你想出国，这是一件好事。如果我有这个机会，我也会出去，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鼓励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 展现 90 年代「出国热」的电视剧《 北京人在纽约 》剧照

我听完以后都不好意思提送礼这件事了，待了没五六分钟就走了。后来我第一次回国，曾想去找这位白先生，但当时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已经找不到了。

侨属关系办完以后，我又顺利获得了美国签证。拿到签证后，又有一个惊心动魄的小插曲。

当时所有东西都准备就绪了，我把机票和材料都放在一个小袋里面，和我太太骑着自行车去吃饭庆祝一下。结果吃完饭，突然发现袋子不见了！

我赶快跑到存放自行车的地方，袋子也已经不在了。我问看自行车的老太太，有没有看见我挂着的一个包。她说，「小伙子，你怎么这么不仔细啊，我给你收起来了。」

我当时真的心都要停住了，因为如果再去补办已经来不及了。我非常感激她，当时兜里有两块钱，和一张五毛钱，我给了她五毛钱。

应该给两块的。

愚蠢的好处

1992 年 8 月我去的美国。

我实在太想走了，在飞机场连头都没有回。下一次再回来，已经是五年之后。

到了美国之后，生活对我来说实在太容易了。我当时拿着全额奖学金，每个月大概有 900 美元的补贴。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 李延龙在美国的 10 平米居所，一半的家具是捡来的

四个月后，我把太太接过来，让她也申请我的学校。当时负责招生的其实是我的导师，但我一直对他保密，没有告诉他我太太也在申请。尽管如果告诉他的话，我太太入学可能更容易一些。

我太太入学后，需要通过一个考试才能拿到奖学金。临考前需要写一篇论文，她以为我会帮她，但到了晚上我直接去睡觉了。她一开始还有一点儿生气，但半夜我依稀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第二天起来，她告诉我，论文写完了。

我想这些事情是我导师很欣赏我的地方，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我太太在申请，也没有帮她写那篇论文。他亲自和我说，「我知道这篇论文你没有帮她写。」我的诚实，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但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的诚实是经常被我们家嘲笑的一件事。有一次我爸从单位借了只碗买了些吃的回来。这只碗放在灶台上，不知怎的被墙上掉下来的笊篱给砸着了，裂了一条小缝。大人让我们把碗还回去的时候说这碗本来就是有缝的，我哥哥姐姐很自然地这样讲了，可我马上拉住那个师傅，告诉他，「不是的，是我家里的笊篱掉下去，砸出来的。」

一直到后来好多年，我都记得家人总用这件事来嘲笑我，认定我是如此愚蠢，连一个谎都撒不了。我觉得我天生应该在美国生活，我身上所有的这些看似愚笨的东西，都在这边帮助了我。

■ 李延龙在会议中讲解自己的研究

生命的八音盒

我用了三年多读完了博士，然后去了伯克利做博士后。

在博士后期间，美国开了另一扇门，可以给杰出人才办理绿卡，让你在美国留下来。1997 年，我拿到了绿卡，从出国到拿到绿卡也就五年多一点的时间。

工作几年后，我加入了一个当时还只有十几人的医药研发团队，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跻身世界 500 强，市值 100 多亿美元。

我后来经常回国，中国发生的变化令我难以想象。我的兄弟姐妹虽然都没有出国，但都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抓住了时代的红利，成了非常富有的人。只不过骨肉亲情，也抵不过文化差异，在价值观上我们总有分歧。

2001 年，我父亲去世了。

回国前我买了一个八音盒准备送给他，因为我觉得它发出的声音像人的生命一样，你觉得它要停止了，但它总会以某种奇妙的方式继续延续着。

■ 李延龙买给父亲的八音盒

就像我和父亲，我们俩从骨子里来讲是一摸一样，一样的诚实和善良。我听着八音盒的音乐，总觉得我父亲的生命还在我身上延续着。

可惜我父亲永远听不到了。

*本期配图由讲述者李延龙提供

文字 | 也卜 运营 |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