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春秋以前，图书都掌握在所谓“史”的手里，“史”是掌管著作、档案和图书的官员。书籍被极少数的统治阶级贵族所私有，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春秋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士”的阶层，他们要求打破知识垄断，于是书籍就扩大到士大夫中间。这些“士”，后来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后备队，这时书籍生产开始由官方书写。
一、秦始皇禁书与汉武帝征集书籍
到了秦代，由于秦始皇的禁书法令，私人不能藏书，更不准生产。因此，秦时我国的出版机构仍然主要是官修。生产书籍是用手工书写在简策和缣帛上。
秦始皇的禁书法令，一直影响到汉初。汉高祖对诗书不重视，藏书的禁律依然存在。直到汉惠帝时才取消禁止藏书的法令，这时民间方可公开藏书。
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时，下令征集书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来收集书籍。当时在官内建立收藏图书的馆舍，专门设立国家藏书机构和专门抄写书籍的官员。这个国家藏书机构，可以说，就是我国国家图书馆的起源。
汉武帝时经过广泛的征集图书，使政府藏书增加很多。到了汉成帝(公元前32年一一公元前7年)时，再次下令征书，并令学者刘向主持整理收集来的大批书籍。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学《七略》。
《七略》内容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七略》已亡佚，后班固著《汉书》，根据《七略》改编为《艺文志》，共著录书籍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七略》是我国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汉初大规模征收书籍和指定专人整理书籍的工作，为我国古代出版事业的初兴，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西汉书店的出现是我国发行史的开端
西汉惠帝刘盈时，取消禁书令，这时私人允许藏书，后来才可以写书，当时的出版机构除官修书籍外，还有私修。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私家修史之风较盛，如后汉书、三国史、晋史、十六国史、南北朝史等五类，每一类都有若干种。
隋唐以前，官修和私修书籍，统称“写本”，这是广义上的“出版”概念。唐代以后，由于版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书籍出版才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统称为“版本”。
我国书籍的出版有悠久的历史，是举世公认的。然而，我国书籍发行的悠久历史，尚不被人们所了解。其实，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汉，就已经有了书籍的交换和贸易，出现了我国早期的书店，揭开了我国出版发行史的序幕。
我国西汉时出现了书店，这是我国发行机构之始。自此，我国出版发行机构，从建立到发展，后来逐步壮大，使我国古代书籍印行初具规模。而当时的世界各国，书籍生产尚处在原始萌芽状态，他们还在用泥版、羊皮之类当作书本，不可能有书店的出现。就连后来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欧洲，在书店的兴办史上，比我国至少要晚四、五个世纪。
三、汉代书店出现的原因
古代称书店为书肆，亦称书坊、书林、书堂、书铺、书棚、书籍铺、经籍铺等十来种名称。
书店的出现，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读书的人增多，需要的书籍量增大。它是由社会的需求所决定的；二是，书籍的生产量增加，书籍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贸易和交换。它又是出版事业迅速发展的产物。鉴于上述条件我国西汉时已经具备，因此我国早期书店的建立，是有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历史原因的。
西汉高祖刘邦在位时，制定了“与民休息”的政治方针，给汉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他加强了上层建筑的工作，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官学和私学都得到空前的发展。那时京师的官学主要是太学，由五经博士当教官，有正式学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地方官学，叫做郡国学校。
随着汉朝政治经济的发展，太学得到迅速的扩展。据统计：西汉初、中期仅京师太学博士弟子人数；汉昭帝时太学生达一百人，汉宣帝时增为二百人，汉元帝时发展到一千人，到汉成帝时猛增至三千人。其它如地方官学、私学的读书人更多。
汉武帝采用策问，即考试的办法，鼓励儒生读书做官。各地学者、儒生和读书人为求功名利禄，必读儒家经典，这就促使了书籍的大量生产，广为交换和贸易。
另外，汉初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全国出现了以长安为中心，包括洛阳、邯郸、临、宛、成都等中心商市。随着大宗物资在市场出售，书籍也逐步成为商品。据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及《三辅黄图》所说，长安当时有九个市，有六个市在大路西边称为西市；有三个市在大路东边称为东市。东、西市以外还有一个槐市，在太学附近。太学生们每月初一和十五都在槐树林下聚会两次，交换各人带来的家乡特产、笙磬乐器和经书等。
“汉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为博士含三十区，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出物及经书相予买卖，雍雍揖让，侃侃訚訚”。
这是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的事。太学生买卖经书，开始还属于互通有无的性质，以后有人抄书出售，书籍已开始成为商品。书籍的供求需要日渐增多，就出现了以售书为业的书店。
我国西汉出现书店的最早记载，见于扬雄著的《法言・吾子篇》。扬雄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他博览群书，才学出众。《法言·吾子篇》中有: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
意思是说爱好书而不按照孔子的教导去学，那就不是读书而是开书铺子。这说明西汉的书店已开始建立。
西汉书店的出现，先在长安，随后在洛阳、邯郸、临、宛、成都和番偶等城市，也陆续兴办。到了东汉，各地书店的建立更逐渐增多，不仅大城市有，中、小城市也有。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年轻时
“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
在洛阳这样的大城市，书店已很普遍，书籍品种也多，且能“开架售书”，读者可以随便阅看。这样，家贫无书的王充，也能在书店里自学成才，后来成为汉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著有《论衡》八十五篇，永载史册。
那当时的中小城市呢？另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说:
“东汉市上专有书肆，如刘梁在宁阳县(山东宁阳县)市上卖书为业。”
这就是说，在小县城宁阳，也有人摆书推、开书铺，专门出售书籍。
综上所述，我国汉代各地书店的普遍建立，不仅是我国发行事业的兴起，也是我国书籍出版业繁荣兴盛，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艺文类聚》引自《三辅黄图》
方厚枢：《中国出版简史》。见《出版工作》1981年第8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