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奇葩的朝代，它有着许多堪称反面教材的制度，而它们往往深刻的影响了国家的财政、军事和地方管理事物，最终成为可怕的无底洞。其中，又以针对皇室宗亲的管理政策，最为奇葩，它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还直接削弱了王朝实力。那么，究竟是怎样一种制度有这样大的破坏力呢？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史书寻找答案吧。
【明朝是一个奇葩的朝代】
再度复辟的分封制
在明代以前数个朝代，中原王朝已经摒弃了以往的分封制度，但随着元朝统治的来临，中原大地再次有了分封制的土壤，以元朝继承人自居的朱元璋，不仅要对外继承过去蒙古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对内也搞了一套蒙古人分封几大汗国的封建模式，以维护朱氏家族的统治和皇权专制的根基。
【朱元璋是一切的起源】
分封的藩王要能保卫皇帝就必须有军事力量，所以他们都配备有数目不少的护卫，尤其是位于边境的几个藩王，更是具有傲视内地的军事实力，当然，光有卫队还是不够，所以除了自己的直属部队外，周遭地区的卫所力量，也都可以供藩王调遣，这样一来明初的藩王能够节制的总兵力就在40万以上。
【军事力量是藩王的权益保障】
有了军事力量的支撑，藩王们在政治上有着不小的地位，他们的孙们不仅可以世袭，甚至还能干预地方上的所有行政事务，除了有权有兵外，明初的藩王还享受着优渥的待遇，国家拨给的年薪和田产为他们锦衣玉食的生活提供了基础，亲王光每年的禄米就有1万石之多，赐田的数量更是常常在一百顷以上，这些收入无疑养肥了朱家藩王，虽然朱元璋想要依靠这些手段仰仗他们保护中央，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些藩王威胁到了中央的集权统治，双方的矛盾升级成了你死我活。
【藩王和皇帝并非总是紧密一体】
削弱后的藩王
基于集权的矛盾，藩王们在朱元璋死后逐渐被朝廷剥夺各类权力，建文朝的削藩政策差一点就会最终完成，不过当他踢到了朱棣这个石头后，这个进程就被内战所短暂打断，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身为藩王的朱棣上台后，并没有恢复朱元璋的思路，而是继续采取削弱藩王的策略，不过碍于同族宗亲的身份，藩王并没有被彻底抹除，于是，有明一代，养猪式的养藩王成为了既定国策。
【影视剧中的建文帝】
到明宣宗时期，朝廷多次鼓励边军将官征调藩王护卫，继续削弱藩王的军事权力，最终几乎是完全收缴了藩王们的所辖护卫，在削弱他们的军事权力以后，明朝皇帝进一步减少藩王的权限，比如颁布禁止二王相见、禁止宗室与勋贵联姻、禁止宗室出仕、禁止宗室来京朝觐奏事、禁止藩王私自出城以及废止藩王其它一些特权等禁令。这样的过程从宣德年间起，一直持续，宗室们身上的禁锢越来越多，开始逐渐被包养起来。
这样一来，宗室们除了国家给予的经济扶持，几乎丧失了一切权益，可以说是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整天只能游手好闲。虽说中央扫除了心腹之患，但藩王还是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属于皇室宗亲，在社会等级上高人一等，同时又有优渥的经济待遇，这就使得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吸民膏髓，严重损耗了国家财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成祖与后继者就给明帝国培养了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吸食着帝国的精血。
【藩王逐渐沦为当地的恶霸】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书中比比皆是，比如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地区，在万历六年时有潞王（卫辉府）、福王（河南府）、周王（开封府）、赵王（彰德）府、唐王（南阳府）、伊王（河南府）、郑王（怀庆府）、崇王（汝宁府）和徽王（钧州府）等九位宗室藩王。这些吸血鬼们的庄田，约占河南田地的10%还多，即便在全国都有1%的比例。
除了这9位藩王，其他藩王也占据了相当多的土地资源，有学者根据《明实录》中田土赏赐记载的不完全统计，证明湖广地区藩王田土数目约占万历六年湖广田土总额的5%之多。而湖广二十个藩王之中，除了几个无子国除的藩王外，其余像楚、辽、岷这几个大藩王的庄田还没有记录，其比例之大难以想象。当然，藩王并不只在河南、湖广，在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也有着他们的身影，根据四川巡抚孔贞一的说法，成都府附近的土地七成属于王府庄田，二成属于军屯，民田仅占一成而已，天启年间《新修成都府志》中也感慨：“天潢派衍，腴田膏土，尽是王庄， 贫民或为彼佃户，以偿租佣。此亦天府中之最可悯者！”
【广阔良田，多是藩王占据】
如此巨大的土地需求往往让就藩地无力承担，明神宗的第五子瑞王朱常浩就是一个典型，他在就藩陕西汉中后，朝廷赏赐他30000顷土地，但在汉中才搜刮到41顷52亩土地，即便算上西安的1500顷，距离30000顷的目标还差得太多，足见藩王对土地需求的巨大，可以说非常触目惊心了，也难怪卢象升会说：“贫者日益贫 ，富者日益富 ，大约贫民之髓富民实吸之。”
【过不下去的农民】
儿孙都是摇钱树
虽然明朝宗室坐拥如此多的庄田，但朝廷仍然要再出一份俸禄赡养他们，这样优越的条件，让明代宗室成为了高级户口，为了享受国家的待遇，薅国家羊毛，宗室们将繁殖后代作为自己唯一的人生目标，因此在中期的嘉靖、万历年间，宗室人口呈现出了爆发性增长的趋势。嘉靖八年，栽入统计的宗室人口仅有8200人左右，但只过了75年，宗室人口就已扩大了19倍，达到了157000人了，按照这种速度推算，到天启四年，宗室人口的禄米总数与全国田赋总收入的逆差将达到143.338%。
这给国家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在每省的岁支禄米上涨幅度中也可以看出，在嘉靖三十二年时，天下岁供京师禄米是400万石，需要承担的各处禄米总计数额却达到了853万石，万历初年的全国财政支出约是1854万两，其中用于宗藩禄粮的就有552万两左右，占比达29.76%。
【明代银两】
这如此巨大的之初，大致相当于宁夏之役和播州之役的总军费，或者相当于万历四十八年为辽东战事所加派的田赋，由此可知，如果没有庞大的宗室寄生虫，何至于辽东战事无钱可用？这种入不敷出的财政情况，不但引起了朝廷财政危机，同时也引发了宗室子弟本身的生活困难，在嘉靖年间，不少地方已经无力支出宗室禄米了，甚至出现了宗室困苦饥寒，无门控诉的情况。其中不少人选择了铤而走险的作法，开始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史书中宗室冲击地方衙门，殴辱地方官，伪造官印的事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人合谋伪造官印，冒支禄粮。
【官印】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既然这些宗室子弟吸着国家财政和地方的血，他们面对晚明如火如荼的农民军起义又是什么表现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了逃跑，跑不了的才束手就擒，至于敢出来抵抗的，也只有极少数人。比如湖广地区的藩王，如吉王、荣王、岷王、桂王、襄王、惠王等，面对农民军袭来，均是望风而逃，陕西西安失陷后，震动汉中，当时地方官军直接抢掠民舍，随后波及王府，瑞王府帑金八十余万，悉为其所掠，瑞王仅与一妃逃出，奔至保宁，保宁闭关不纳，只得暂住舟中，驻泊河上，口中念诵着阿弥陀佛希冀能够保全性命。
【福王就是典型】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宗室，毕竟身在紫禁城的皇帝也不是什么好人，比如崇祯帝一面严厉处置外逃宗藩，要求地方官护送外逃宗藩回原籍就藩，一面又将私自募兵勤王的唐王废为了庶人，关在凤阳监狱。于是这些左右为难的宗室们个个成为笼中困兽，坐以待毙。而他们直到如此危机的时刻，也仍然不和本地人一条心，他们甚至一毛不拔，完全不愿出资犒劳守城将士，比如秦王朱存枢，他在农民军大兵压境情况下，拒绝了官军恳请他出资给将士们购置棉衣的提议，官军们愤怒之下，选择了开门投降。还有洛阳的福王，他也是个爱财如命家伙，不肯出一金来守城，结果洛阳城破后，这位福王成为了著名的福禄宴。成都蜀王、武昌楚王也都是如此，宁可钱财堆积如山，也绝不捐金助饷，结果在张献忠攻占武昌后，全部便宜了起义军。不过凡事总有例外，比如开封周王朱恭枵，他就在农民军三次围攻开封期间，积极出钱资军抵抗，但这个做了正常事的藩王，却是凤毛菱角。综上所述，明朝养宗室可谓是国营养猪的典范，但这么说，可能也是侮辱了全国各地的养猪场，毕竟猪还可以为民众提供营养。
【崇祯皇帝的悲惨结局】
说到这里，有人会好奇了，既然这些藩王如此累赘，为什么这种奇葩制度就是更改不了呢？其实明廷也相应的对宗藩政策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说明后期开放宗室科举，允许宗室子弟入仕的举措，就是一种改善宗室现状的政策；还有针对宗室人口的增长，朝廷早在弘治年间就出台了规定，以限制宗室妻妾数量；此外，还有加强对宗室子弟的教育等措施。
【明代科举场面】
不过，这些不痛不痒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宗藩问题，而且它们不是出台的太晚，就是本身不够完善，比如说开放宗室出仕制度是，就有朝中的一些文官们所抵制，并成了党争的优良素材。所以到了真想改的时候，已经是积重难返，即使是下猛药，这些为数众多的宗室子弟，也会成为挑战明朝的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