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感谢您读完了这本小说，分享我的情感。
这部小说一共分为三部，第一部《创业》记述的是曾广诚为创办“通成”而奋斗，经历满清末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间近三十年的时间的故事。第二部《救亡》则记述曾家正当事业成功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无耻地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这期间曾家人与所有爱国民众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入救亡斗争，亲历保卫大武汉的岁月，直至武汉沦陷，“通成”被迫关闭。第三部《再生》则描写了曾家与中国所有民众一样，如何经历了极其艰难的战争岁月，以不屈的战斗和自救迎来抗战胜利，曾广诚回汉重建“老通成”，终于创造出作为武汉历史文化遗产的小吃品牌，在艰难的内战岁月中迎来武汉解放后，曾家将全部资产捐献给了国家。
前两部中的那些年头我还没出生，但我绝不是在无端虚构。出版社要求我写这篇后记，那么我想在这里告诉读者我是怎样写成这部小说的。
我1943年出生在重庆，是书中曾广诚的原型曾厚诚的长孙。抗战胜利后回到汉口。1948年冬进圣保罗教会学校读书，1950年转入“圣罗以中学（现二十中）附小”，1953年又转到“汉口三十一小”（现鄱阳街小学），1955年考入“武汉六男中”。这期间我看熟了“老通成”餐馆的日常经营，也看熟了长辈们的精神面貌、个性和政治立场。对于他们在50年代坦然与轻松地“裸捐”全部资产很理解很认同，尽管这令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觉得难以置信。
小学和初中给了我最基本的人生态度和基础知识。这期间我的父亲曾昭正（书中曾昭舫原型）在武昌上班，母亲全身心投入武汉市“一男中”的语文教学，和我相处时间并不多。但他们给我的身教和知识启蒙使我终生受用。我随祖母蒲守道（书中蒲静娴的原型）生活，她在我心里埋下善良的种子，带我熟悉了汉口的街巷习俗。而与我同住的表兄曾秋明（书中秋平的原型）则在兴趣、知识、阅读方面对我影响甚大。家中书多、唱片多，加之学校恩师们的循循善诱，让我阅读、音乐都上了瘾，在小学六年级就和表弟胡编乱写章回小说了。
武汉六中
从我家到武汉六中要步行半个多小时。我常常天还没全亮就从家里动身，全程走完大智路、球场街、球场路。那时的武汉街景与四十年代还没有很大区别。学校的后门外即是一条条小水渠分割的宽广的菜田。每天清晨，我与进城农民们的长长粪担子队伍有时迎面相遇，有时擦肩而过或并肩而行。沿街的女人们纷纷从家里出来倒马桶“下河”。这一刻骨铭心的画面，被我写到了这本小说的开页文字中。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我更加熟悉了我的城市。 初中时我的文学梦更浓。57年母亲调到“武汉师专”（现湖北大学前身）教书，弟妹也随她搬到了赵家条校区。我也经常去那边住，也便一次次将自己胡编乱造的故事讲给弟妹和小朋友听，竟几乎迷住了他们，渐成了学校家属区颇有名气的“大哥哥”。这便是我最早的“口头文学”创作。 但当我初中毕业被保送到“武昌实验中学”选择文理分科志愿时，父亲给我泼了一盆对我人生选择至关重要的冷水。他说我不反对你爱好音乐和文学，但是你这些方面并没有天才，从你做飞机模型和动手能力看，你最好选择理工科。他并且引述了一些不同历史环境中的社会现象，说明对人生而言，理工科过得更平安自在。我听懂了，便接受了他的意见。暂时减低了对文学的热情。
母校 实验中学
高中正是“三面红旗”“大跃进”最火热的年代，我也常写些稿件到学校广播站。实验中学成功的教学让我写作水平一点点进步。高二时，我一篇颇长的课堂作文曾引起了语文教师徐绍白的注意，写的是小时候在家里（汉口公新里六号）的生活。徐老师在班上讲读，还请同学们讨论。记得他当时说：“两堂课写下这么长一篇作文，要有很好的阅读功底来铺垫，除了对生活的观察体验，还要有真实的感情……”恩师啊，您知道您的几句话对一个学生的价值吗？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从高中起，为了争取入团，为了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便认真地一一找各位长辈了解祖父“罪恶的”发家史，来剖析自己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也是这些倾听让我第一次听说了旧社会的江湖黑暗与商场诡谲，这些竟成了半世纪后我写这部书的宝贵素材。 高考时我遇到人生第一次打击：高分落榜！我当时还不明白如何将这与我的“家庭出生”联系起来。正在这人生的关键时刻，武汉党组织发现了这其中的不正常，主动帮助我和其他约二十名同样原因落榜的学生破格重新录取。我被补录到“武汉工学院”电机系。 但是从此，我将“老通成”视为我此生的魔咒，它是我每逢政治运动时绕不过的梦魇。在和旁人口角时，“老通成”三个字能迅速压下我的锐气。我力图忘掉这三个字，开始躲避那带给我屈辱的招牌，竟达三十年之久。 但是我并未从此背上包袱而消沉。现在回想，才懂得是我的前辈和学校的一个个老师给了我宝贵的乐观天性与好学的习惯，让我受益终生。 1965年我大学毕业，竟又像父辈们一样又“疯”又“苕[1]”，主动填志愿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于是我被分配去了大渡河上游的四川丹巴云母矿。
在相当艰苦的大雪山区，我却过得很充实，这期间我专业上有不少进步，还全面学习了第二专业“发配电”。参加了电厂的设计和建设，劳动让我学习了很多工种的技能。美丽的自然风光则又让我常常做起文学梦来，那期间我还写了数十万字习作。
向海拔500米双海子攀登途中（1966年夏）于雪山
文革到来，我和同时代的青年一样经历了狂热、迷茫和内疚，终以昂贵的代价来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我开始慢慢懂得，人的一生还需要懂得这两个字：反思。
大渡河畔，家后（1969）
又是曾在革命年代与曾家患难与共的武汉市党组织的老同志想起了我们（这些故事在本书二、三部都已出现），组织上公正地对父亲历史进行了客观评价，还在对他落实政策时，同意将我调回他身边。这样，我在大雪山区工作十一年后全家奇迹般调回了武汉，到“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工作。
不管他人怎么看，我对我两次的人生转折充满着真实的感恩情结。
我父亲在晚年几次生病住院期间，单位一直照顾我们，让我长时间陪护他。这时已经改革开放，思想上也逐渐轻松。父亲在病床上给我回忆了大量三、四十年代的往事，我当即又感觉到了这些宝贵历史素材的文学价值。
武汉光谷源发地关山，1958年动工，我在父亲负责施工8天建成的汽轮机车间留影
我在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工作到1996年退休。这期间全身心地投入了工厂的技术工作，业余还补读了第三专业“机械制造”，我不断遇到良好的学习和锻炼机遇，还有幸得到好几个权威级的良师的亲授，使我在专业上全面成熟。退休后又得到学习计算机编程和接触新技术的机会。几年后南下打工，如鱼得水，2007年被广州“广重集团”聘为技术顾问至今。 不断有朋友问：你专业工作那么热闹，怎么会年近古稀时想到写长篇呢？问对了，我本是写作界的门外汉，在文学方面也只配称作一“票友”。 在《前言》中我谈到过2006年和《长江日报》编辑罗时汉老师的认识，那次采访后，他写了一篇《老通城的昔日风光》，并谦虚地将电子稿发给我修改校正。老实说，这种尊重让我大受感动。我们遂成了“浅交”之友。他感叹道：“你真是个‘富矿’啊！您知道的内容太丰富了，看来以往好多关于老通城的传说都走样了！你能不能自己写一些留给后人呢？” 在有史以来最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我过着充裕的生活。于是，在他鼓励下，童年就存在于心中的欲望强劲地复活了。当时以上海、北京等地历史和商家为背景的作品正大量涌出。我于是想到，就我所熟知的老通成和武汉的近代史内容，以著名老字号加上这个城市光荣的历史背景，这是多么难得的素材！而凭我对曾家独一无二的了解，将老通城鲜为人知的真实过去写下来、留给这座城市，已是义不容辞。 于是我正式着手准备。到北京出差时，我看望了已病重的叔叔曾幼诚（小说中曾昭诚的原型），他得知我的打算后，力撑着花了一整天给我讲述了大量我所不知的爷爷奶奶艰难创业的经历，讲解当年的市井生态，还回答了我一些当时社会、经商的细节，帮我在脑中构成了宝贵的写作大纲。回武汉后，我的三姑母曾竹冰（书中曾昭琳的原型）也为我解答了一些细节，让我更生动地了解了过去。可惜，他们不久后都分别辞世。我的表兄曾秋明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极力帮我回忆了大量的家族往事。
与叔叔曾幼诚合照
表兄曾秋明
2006年秋我开始动笔。但立刻发现我的所知仍留有太多空白或疑问。于是我大量翻阅历史资料，华中工学院的图书馆管理员都认识我了。不久我被聘南下，网络便成为我查证的的重要来源。为了写好大姑曾子平（书中曾昭萍的原型），我还曾到她战斗过的上海、南通看现场、查阅资料和档案。我登门拜访了冼星海同志的女儿和战友，得到很宝贵的帮助。
2013 杭州与星海女儿冼妮娜合影
我选择以小说为体裁，有三个原因：一是小说可不受约束取吾所需，补吾所愿；二是为尊者讳，我可以避开家族特别是长辈们、涉事人物们的隐私，大胆进行虚构描写和取舍。三是能更尽情地写出我的感情、我的寄托和我的价值观。 我的写作得到很多老师的辅导和帮助。罗时汉老师就曾对我某两章节进行了几乎逐句的批改。他又为我提供了宝贵信息，让我及时报名，从而被选进湖北省作协重点扶持的十大长篇小说。 这以后方方、李俊国、於可训、蔚蓝、李遇春、高晓晖等老师也对我进行过多次指导，指出了大量弊病与不足。蔚蓝老师甚至花大量时间对某部分逐章逐句批改。特别要感谢的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李国俊老师，他曾几次在华工校园的大树荫下为我长时间解析，对三部小说作出了全方位分析辅导。 他们让我看到了我的差距，对我后来改写帮助相当大。我又突击阅读了很多现代作品和评论，重新对故事线索、人物刻画做了大幅修改。我前后易稿13次，三部共删改近百万字，以力图达到省作协希望的“精品”要求。 不知大家是否认为这本书“自叙家史”味太浓了点？坦白说，主要是因我这“票友”的写作功底不够。不过，能让读者以为我这都是在写实，也是因为很多地方我“编得像真的”。我力图通过本书再现我们城市的真实过去，负责任地展现给读者，所以我坚持严肃写作，让所牵涉到的故事、地名都符合历史，准备经得起读者和专家们的查证！ 我还用了一些当时知名人物的真名，有意不作模糊化处理，以让读者们熟悉我们的城市的过去和它的发展。这样造成的“写实味太浓”的效果，倒是我自己刻意选择的。 在近代史上，武汉曾三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值得陈述和记忆的事情是太多、太多了。武汉的每一寸土地都能让我触景生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好多事已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谈资和记忆。我担心有一天，我们的后辈们，不再知道那些曾经的苦难、曾经的震撼和辉煌。我写这部小说，也胸怀着作为一个老人的历史责任，告诉后人们真实的过去，力图能为挽留和供奉城市的灵魂作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想到我的先辈们经历的磨难，想到我们国家和百姓的苦难历程，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边写边被自己真实情感感动得流下眼泪。 我感激“武汉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老师们，在我动笔十年后给了我这本书宝贵的出版机会。我感谢他们在漫长辛苦的编辑过程中的精益求精的态度。出版社刚好就位于当年我爷爷奶奶辛酸创业的“汉口万国跑马场”之角，每次我去时，都联想到我瘦弱的奶奶在这里遭人抢劫的情景，这本书从这里面世，似乎能更多将我的孝意传递到他们那个世界。 曾宪德 2016年6月11日
[1]苕：武汉方言，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