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部近百万字的大著作，它以全景式的宏阔场面，艺术地再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写出这场起义如何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又怎样归于失败的。

对于这样一部内容丰厚的大书，我们很难用寥寥几百字概括它的主旨。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曾把《红楼梦》比作“时代精神之大宫阙”，《水浒传》又何尝不是如此！走进《水浒传》，就如同进入一座时代精神的阿房宫，侧峰横岭、移步换形。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评判者，会得出不同的印象，不同的结论。

总的说来，历来对《水浒传》的评价，大致可分为正反两个方面。

从小说问世时起，批评诋毁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封建士大夫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认为小说是诲盗之书，“奸盗脱骗、机械甚详”，“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这位评论者还造谣诅咒，说《水浒》作者“子孙三代皆哑”。（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

这种否定《水浒传》的论调，直到近代还有市场。有海外学者写专著评论《水浒》，说这部书是“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认为梁山诸人造反的目的，不过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劫富而不济贫。所谓“仗义疏财”，不过是一个好汉对另一好汉的个人资助，并不是救助广大穷苦百姓。

至于好汉的心态，这位评论者认为，是“相当典型的法外强徒心态”。说好汉们嗜杀成性，对妇女疑虑重重，只讲小圈子的道德，并不值得歌颂（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

这类评价有没有道理呢？也不是毫道理，但又是很不全面的，没能抓住小说的精髓。

“水浒”这个字眼儿，看起来挺深奥。查一查字典，“浒”字是“水涯”的意思，“水边”的意思。那么从字面上理解，“水浒传”就是“发生在水边的故事”。这样的含义，似乎又过于平淡无奇。试想，如果换了《金瓶梅》，那是讲述一个发生在运河岸边的故事，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水浒传”呢？

其实，小说以“水浒”命名，背后有着儒家文化的深刻内涵。“水浒”一词源于《诗经·大雅》中的一首史诗《绵》，那是一首周族的史诗，讲述本来生活在豳地（陕西的栒邑）的周人，为了躲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由古公亶父率领，集体迁徙到今天的陕西岐山一带。诗的第二节写道：“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讲的就是这段经历。

诗中的“水浒”，指的是一条河的河岸，这条河叫漆沮水。“率西水浒”是说古公亶父骑马向西，沿着漆沮水的岸边一直来到岐山脚下。这个地方又叫周原。以后周族在这块土地上繁殖生息，羽翼丰满，向殷商政权发起挑战，最终取而代之、建立了周朝。“水浒”一词，也因此被赋予“反抗者根据地”的特殊含义。

儒家的另一部经典《孟子》中，也讲述了这段历史，还提到周族迁徙的路上，也有一座梁山。《孟子》在古代被列为“四书”，是旧时读书人的启蒙读物。而“梁山”、“水浒”等字样又同时出现在这部书中，当时的文人读者，会很自然地从《水浒》书名联想到这样一段历史。

我们知道，儒家先师孔夫子是极力推崇周礼、力挺周朝的。孟子也如是。有人问孟子：周武王伐纣，这是以臣弑君呀，这样做难道可以吗（在古代，如果大臣杀掉国君，或子女杀死父亲，叫作弑）？孟子怎么回答呢？他说：商纣王是个独夫民贼，我只听说周人杀掉了独夫民贼，没听说以臣弑君那回事。由此可见，孔子、孟子都把周人视为正义的一方，把周人反对殷商的举动，视为正义之举。

那么小说家把宋江等人的反抗故事命名为“水浒”，正是把梁山水浒比作周人的根据地周原水浒，把宋江起义军比作周人的正义之师，而宋江反抗官府的举动，也就成为“革命”举动—汉语中“革命”这个词，最早就是指历史上周人伐商的行动。

今天的读者远离了《诗经》《孟子》，对“水浒”这样一个书名的背后深义，就不那么清楚了。当年的读书人熟悉儒家经典，见到这个书名，自然心领神会，明白小说家对梁山好汉的举动是高度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