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星海共同战斗的日子
根据父亲曾昭正遗作[1] 整理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平、津、沪相继沧陷，武汉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此时，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歌咏活动尤为突出，达到史无前例的声势。
星海是37年10月随洪深、金山带领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以下简称二队）来到武汉的，在此渡过几乎整整一年，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去延安。这期间，武汉的救亡歌咏运动如火如荼，声势浩大，写下了新音乐歌咏运动历史的光辉篇章。至今经常可看到文章描绘当年群众运动的雄伟场面。但即使是身临其境的参与者，也难以概述其全貌。
我有幸和星海一道经历了这段岁月，聆听过他的教诲。星海是我尊敬的导师。我也曾经荣幸地被视为他的战友。今天，当我重新走在星海昔日驰骋的疆场：中山公园、光明电影院、青年会、武汉关、总商会、六渡桥铜像、中华电影院、武昌体育场、黄鹤楼、昙华林、珞珈山，阅马场、汉阳古琴台、扬子江江面……仿佛又看到他熟悉的身影。这当年战斗的地方，似又重现万马奔腾的歌咏游行场面，重闻那“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吼声，触景生情，感慨万端。
1. 汉口精武体育会
1937年10月3日，著名戏剧家洪深带领“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到达武汉，冼星海同志就在这个队负责音乐方面的工作。
救亡演剧队二队（选自《冼星海全集》）左三为星海，后排左三为洪深
4日下午，二队迁到离我家不到半里路的汉口精武体育会。次日，歌咏队的一位小青年匆匆忙忙跑来告诉我这消息，“------金山、王莹，还有冼星海都来了，很多人去看他们。”小青年很激动，自己倒了一杯水喝，怕我没听清楚，补充说：“就是做《拉犁歌》的冼星海。你去看他嘛！有什么关系！我带你去。”
我感到兴奋，但同时又有些犹豫。星海当时已是闻名全国的音乐家。我和行夫[2]收集了他几十首歌曲编入《大家唱》，他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运动会歌》、《保芦沟桥》、《流民三千万》、《热血》……等歌曲，我都曾在很多歌咏队多次教唱，他的《夜半歌声》更是风靡一时，令人倾倒。这样赫赫有名的大音乐家，派头多大，难以想象。想到自己只是能唱几首歌的普通大学生，和他如平地高山，无可比拟。虽然应该去拜访，却又生怕落得自讨没趣（这种滋味也曾尝过）。到底经不起小青年再三催促，我便想，硬着头皮试试再说，便和小青年同往。
我们到时，精武体育会竟已是门庭若市，人来客往，加上围观的，好不热闹。我们穿过人群进了门，在二楼看到了冼星海。
冼星海
星海穿着棕色旧呢西服上衣，系黑色领带，衣着大方，既气宇轩昂，又给人以诚挚朴素的印象。我上前作简要自我介绍时，立即从他有力的握手和微笑的眼神中体会到他用无声语言表达的友好的心愿。作为一个初涉社会的青年，受到我所敬仰长者的热诚欢迎，心情十分激动。
可能是星海见到我有点拘束，他先主动向我说：“我一到武汉就有人向我说起你们两个教歌的事。我也教唱歌啊，在上海很多地方，这次沿路也教！”一下子就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立刻感觉气氛轻松起来。
星海又问了我很多话。他非常关心武汉歌咏运动的情况。当我提到武汉歌咏活动发展很快，但苦于能教唱歌的骨干太少，而且很多人不会指挥，配合形势的新歌曲也为数不多时，星海似乎早已料到。他说上海、开封、郑州也都是这样。并若有所思地说：“以后可以办一个专门培养指挥教唱歌的训练班，选一批唱歌水平较高的青年参加。”至于指挥，他说，不要看得太神秘，一般歌曲的指挥很简单。他接着又谈到，他这次路过开封，见到那里的歌咏运动发展得很快，有一位青年马可，很活跃，会作曲，“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他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歌单说：“这是马可新作的歌曲。” 我一看，是马可用钢笔抄写的歌稿《游击战》，星海对着歌单哼唱了三四句，然后递给我说：“这支歌作得很不错，送给你。”
星海对青年人关怀备至、待人接物诚恳亲切，一见如故，让人肃然起敬。初次见面，他就和我促膝交谈一个多小时，还同意晚上陪我去参加教唱活动。其实，他当天时间早已安排得非常满：下午，他先去“凌霄游艺场”[3]参加了欢迎茶话会，会后又遇到空袭。警报过后，仍不忘立即和我一起去“青年会”与武汉民众见面，当场就指导大家唱他作曲的《拉犁歌》和《青年进行曲》，然后教大家唱《抗敌歌》。一直到天已全黑，又应邀赶去广播电台为武汉市民教唱。
江岸区瑞祥路（原惠通路）一号，原“精武体育会”旧址遗照
汉口精武体育会是一处群众习武练拳的场所。位于汉口吉庆街惠通路口，是一幢三层楼房。自从二队借住以后，这里更加热闹起来。来访的文艺界人士络绎不绝，门前窗外又经常挤满群众，加上正好金山在一楼大厅里为登门求教的文艺团体导演独幕剧。汉口很多人都看过《夜半歌声》，有些街上还正贴着它的海报，谁不欣赏由他扮演的“宋丹萍”呢？引来更多的人围观。金山令人眼花缭乱的示范表演让大家看得如醉如痴，舍不得离去。
精武会二楼是办公事的地方。三楼是宿舍。星海来汉后一直住在这里，直到38年4月搬到武昌三厅后，还常来这里下榻和写作。
2. 汉口业余歌咏团
星海到武汉只几天，便希望到我们“业余歌咏团”和群众见见面。我正想约他到歌咏团去教授指挥，当然求之不得。我便讲明意愿，又介绍了一些情况，还提了几个要求。他都欣然接受了。
业余歌咏团成立于37年8月，是武汉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4]。也是武汉几十个歌咏队中成立较早、人数较多、参加救亡宣传活动比较活跃的几个队之一。最早发起参加的人有周克明、连士祰、薛培豪、沈力、安天纵、朱文垚、洪承惠、周德玉、朱汝漪……，还有李行夫、范月甄等（他们还在其他队负责）。长期组织负责人是王杰臣（黄民伟），他是中国银行电梯工人，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个队从成立到武汉沦陷前夕转移、分散，自始至终由他总管队里一切大小事务工作，并领队参加各次宣传活动，任劳任怨，有求必应。是业余歌咏团名符其实的舵手兼“老黄牛”。
“业余歌咏团”借用大智路韩家巷保安公益会地方练唱救亡歌曲。先后有二百多人参加，但流动性大。通常都有几十人聚集活动。成员主要是工人、职员、中学生、小学教员等。这天听说星海要亲自来教指挥，人来得特别多，整整齐齐坐满了一堂。星海见到很高兴。他在开场白中，对大家业余时间参加救亡运动表示钦佩，勉励大家学会了唱救亡歌曲要教别人唱，用歌咏宣传抗战，发动周围群众。
他先领导全队练唱学过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芦沟桥》等几首歌。稍有不妥的地方，便停下来自己唱一两遍示范，详细讲解轻、重、强、弱和感情。大家兴趣被调动起来，效果非常好。接着，星海要每个人都站起来，排成做体操的队形，左右手横向摊开，拉开间距，学习指挥。他自己背向大家，要所有人都模彷他打拍子的手势，嘴里念着“一、二、一、二，重、轻、重、轻。”待绝大多数熟悉了动作要领后，就用《青年进行曲》来练习。他领着他们一边唱，一边做指挥动作。自己又走到每个人面前一一检查，纠正姿势，直到全体掌握了规律，再正式排练一次，像通过考试才算“及格”一样。以后一连几天，都是这般教。教会二拍子后，又教三拍子、四拍子。
这是星海到武汉后第一次系统教学。他诲人不倦、甘当人梯的精神，使在场的人欣喜和感动，情绪十分热烈，都打心眼里喜欢他、尊敬他。“洗先生真耐烦，一点架子都没有。”众口一声。
从此，这个歌咏队的人随时都三三两两在那里一边唱、一边两手比划，互相观摩校正。“我也会指挥了。”说话的人感到自豪。后来他们中有些人就渐渐走上指挥岗位、教起歌来，成为新的群众歌咏骨干。以后人数逐渐增多，38年3月，“业余歌咏团”理事会决定将女队员另成立为“三八女子歌咏队”，由汪云任队长兼指挥。她是扶轮小学[5]的教员。
这两个队在同一处练歌及活动，都属民办，没有经济来源，靠队友自由捐助苦撑过日。38年初，云南六十军文工团来汉，全国歌协派我到那里去应邀教唱救亡歌曲，完成任务后，我拿出“业余歌咏团”的捐册，他们即慷慨捐赠了大洋二百元。38年8月，“业务歌咏团”建团一周年纪念，我去武昌登门邀请冯玉祥将军，他为这个团题词并捐赠了二百元大洋。
我自始至终在这个队担任指挥教歌。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11月，我和二队的贺路，以及李行夫等业余、三八、青年歌咏队的一部份人吕岚、朱汝漪、钱鹏、刘艺、胡国雄、金力、卓荣、龚成、黄培育、陈超、罗克垚、徐汉臣、展仲、南青、南文锦等在宜昌继续组织了“业余宣传队”，进行前线、街头、码头的演剧、歌咏宣传活动。
直到39年3月，日寇对宜昌毁灭性大轰炸，我们躲藏的防空洞差点被命中，从被炸塌的洞口爬出后，我们熟悉的宜昌已变成一片瓦砾，一座死城，到处都是血肉和残肢。另因来自官方某些人的压力，歌咏队再无法继续活动，无奈解散。队员有的转到其它宣传队去了外地，大多数各觅前程。我则去了重庆。
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星海在武汉期间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业余歌咏团”往往最先唱开[6]。例如《新中国》，《在太行山上》，两个，《保卫大武汉》、《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祖国的孩子们》等著名歌曲，连以后由他亲自创办和指导任教的“海星歌咏队”也不能相比。
先后到“业余歌咏团”教唱、指导、讲说的还有张曙（次数较多）、盛家伦、刘雪庵、林路、常任侠、李行夫等。常任侠为这个队作了队歌歌词，由刘雪庵作曲。沙梅和这个队的小青年们也比较熟悉。因他平易近人，不拘小节，大家都喜欢和他来往，称他“沙先生”，显得格外亲热。沙梅每有新作，都常来我家示唱，并详细讲解。如《打回东北去》，《抗战的烈火》等。他几次在队里给大家唱《我们的家乡》，因为这首歌好听、难学。
这以后，星海与很多歌咏队有过接触。李行夫请他到“华北歌咏宣传队”指导讲课。星海为这个队作了队歌“我们的队伍往前走”。
华北歌咏队在街头，人圈内左下黑衣者为星海背影
令人难忘的还有请他到“武昌业余歌咏队”教课的一次。那个队只有十多个人，主要是店员、学徒，但学唱歌热情很高。原是我每星期一次晚上去那里教唱。他们都听说“汉口业余歌咏团”请星海教过指挥，用央求的口吻向我提出他们的“奢望”，希望星海能到武昌来一次。我担心过江路远，人太少，觉得很难开口。但是，当我用同样央求的语气向星海转达时，星海立即满口答应。那时正值严冬，碰巧约定的那天晚上又是暴风骤雨。我陪星海乘轮渡到达武昌，一路之上，言语很少。颇有“凄风苦雨，过得江来”之感。到达后，却见到歌咏队全体成员早已正襟危坐以待，唯恐有变化，见到星海按时到达，兴奋不已[7]。星海和在汉口业余歌咏团一样，认真热情地为大家上好了这一堂课。
（插入：长江科学院黄庚祖先生1985年9月给作者的信：
……记得那是在1938年春夏之交，我在武昌高中三年级上学时，常和同学张志超等参加当时学生抗日救亡组织青年救国团（地址在武昌三道街）的活动，多次参加冼星海、张曙等同志主持的青年学生歌咏演出大会，事前由他们领导合唱练习，演出则在某电影院之类的场所举行。洗、张亲自指挥。这是一般情况。有几次冼星海告知几位经常去青救的男、女青年学生，约好晚上到武昌女青年会去练习歌唱。约去的人并不太多，6-8人不等。有一次我记得他教唱《流民三千万》，小声地教唱，说是前一天刚刚谱曲，尝试为教唱，看效果如何。他事先和我们讲解了歌曲内容、含义，说是唱歌……“要用脑子唱”，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星海嗓子洪亮，指挥太妙了，那姿态多美！变化似乎无穷，而节奏规律却掌握得那样准确，叫你不得不随着他那行云流水般的手势而注精汇神，尽可能地使自己迸发出应有的乐音。那时女青年会的房子很旧，但更为安静。也许是故意选择一间较僻静的屋子来进行这样有意义的教唱活动的。有时连电灯都没有（也许因停了电），点着一个煤油灯，就干起来。现在记不起曾经参加此一活动的许多人的名字了，只刻有文芸（二女中学生）是和我一道去过的。我的妹妹（当时她和张茜[8]在女职同班）也去过。和张茜（原名张掌珠）一道去的。
1937年秋末，我也是在武汉认识冼星海同志，他平易近人，喜和青年学生在一起搞歌咏活动。冬天穿着一件旧棉大衣，到处跑。还见着他教孩子剧团演唱；发现那个团里的严良堃[9]，瘦小个儿，却善于挥动手臂学指挥，他就抓住不放，训练他起来了。
那年头，我第一次见着你就是在你去武昌高中教唱歌曲的时候，在偌大一个学生俯的大厅里。我当时还不知道你也常去邻近的育傑呢……）
星海到武汉很短的时间内，他深入群众的踏实作风，新的教学方法，以及包括他在内的大量新创作歌曲的推广流传，对武汉方兴未久的歌咏运动送来了“及时雨”、“行船风”，歌咏浪潮滚滚而来。
3. 中华全国歌咏协会
还在淞沪抗战前夕，在共产党地下组织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推动下，在上海的音乐家和歌咏界就成立过一个“国民救亡歌咏协会”，为团结爱国音乐工作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38年初，大批抗战文化组织和歌咏团体都云集武汉。但是在社会上，传统的左、右、国、共、大众的、国防的……等，还是经常用不同的声音和态度讲话，也就是星海多次痛心疾首批评的不团结现象。
当时，虽说对于抗日救亡大方向的争论并不多，但有些自诩为专业人士、学院派的人，每每以敷衍，乃至轻蔑、讥讽、甚至鄙视的态度对待群众歌咏活动，个别人公然放言：“他们不是在唱歌，是在吼歌！”还有“我真受不了和那些左嗓子。”对于星海、张曙等始终面向大众的救亡歌咏活动家，则故意贬低和揶揄。更令人遗憾的是，哪怕是在公认的同一阵营内，也有一定数量的人附和或默默认同。
有人傲慢地放言：“我只需花上一趟厕所的时间，就可以作出一首大众歌曲。”有的竟然对星海有明显敌意：“在外国洗盘子的时间，比花在练小提琴的时间还要多。”“在××，我们一见他拿起指挥棒，就放下了乐器。”很难想象，说这些话的人是什么目的，心胸狭隘到了何种地步。他们对别人的优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用心叵测地肆意贬低，冷嘲热讽。有明显的攻击性。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事实胜于雄辩。冼星海的作品和他的活动在中国的巨大影响，给了各种中伤之辞以无情的回击。
南京沦陷后，全国音乐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同仇敌忾，门户之见和派别现象大大减少了。当然谈不上杜绝。不过，团结全国一切的歌咏工作者和音乐界人士，组成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统一战线已是大势所趋，时代所望。
冼星海随二队到大冶、石灰窑（即黄石）巡回宣传演出回汉后，即和张曙等人一同倡议。在广大音乐家、社会活动家和歌咏工作者的一致努力下，1937年12月25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筹委会在汉成立。我和李行夫都是委员。
1937年12月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筹委会在汉成立1排：右1夏之秋、2张曙，左前2赵啓海；
中排：右1田冲、2阮章兢、3曾昭正，4刘雪庵，5邬析零；
后排左1冼星海、李行夫、盛家伦、丁噹
翌年1月17日11时，这一全国性救亡歌咏组织正式在武汉“光明大戏院”成立。
这天星海担任大会主席，王云阶司仪，刘雪庵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将当日定为全国歌咏日。“业余歌咏团”还参加了下午的歌咏大会。“孩子剧团”也参加了演出。
歌咏协会的的委员中，我记得的音乐家有黄自、冼星海、刘雪庵、盛家伦、吕骥、沙梅、张曙、贺绿汀、何士德[10]、王云阶、周巍峙等，未与会的著名歌咏活动家刘良模也在其中，我们武汉的有熊务民、李行夫、夏之秋、江定仙、林路和我等，共计三十五人。[11]
4. 珞珈山上歌声嘹亮
星海来到武汉的消息传到珞珈山，“武汉大学歌咏队”立即邀请他前去指导。
约定的那天晚上，我伴送他渡江前往。那时交通不便，仅有一路私营的公共汽车通达武汉大学，下午五时收班。从武昌轮渡到珞珈山约十公里，我只好雇了一辆小汽车，到达武大时，已是黄昏时分。
曾昭正于1933年自己摄制的武大照片（右边是照片背后的题字）
歌咏会在理学院101教室进行。我们到时，这里早已灯火辉煌，座无虚席。后到同学只得挤在走道上蹲下。这也是我记忆中“武大歌咏队”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师生们殷切期待一睹星海的丰采、亲身领受他的教诲。尽管外面寒风嗖嗖，教室里却热气腾腾，歌声震耳。当星海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时，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星海频频点首微笑以示感激之情。
“武大歌咏队”成立于1935年。是武汉抗日救亡时期成立最早的歌咏队。
35年暑假，我去上海，大姐曾子平[12]带我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我带回《义勇军进行曲》和很多进步歌曲。同班同学李厚生（李锐）、魏泽同、同寝室的石秀夫（刘青）、和谢文耀、刘锡尧（刘西尧）、潘乃斌（潘琪）等知道后，纷纷动员我出来教大家唱进步歌曲，并自发组织成立了“歌咏队”。很多进步同学分别是这个队的组织者或参加者。每周一次练唱。在武大歌咏队，我教唱过近百首歌曲。1935年武汉地区“一二、九”学生运动，歌咏队高举队旗参加了示威游行。面对武汉当局封江断航的阻扰和军警威胁，我们武昌的同学不畏强暴，顶着寒风，彻夜坚守在武昌江滩，救亡歌曲响彻云霄。感动了武昌的市民和工人。武大歌咏队的表现，对武汉一些中学的救亡歌咏运动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我于37年上半年被迫离开学校[13]，中断了与歌咏队的联系。当年，我和李行夫出版发行了《大家唱》歌集。这次陪星海回到母校，又和同学们团聚在一起，倍感亲切。
经过简单介绍，星海在掌声中走上讲台。面对一百多位风华正茂的男女青年，他带有不无羡慕的心情向大家致意。他对歌咏队已有的成绩和坚持救亡歌咏活动表示赞赏与关怀，然后带领大家唱了十多首最流行的救亡歌曲，其中包括他作曲的《拉犁歌》，《流民三千万》，《青年进行曲》等。间或停下来作些讲解示唱。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同学们兴趣却有增无减。星海也相当兴奋。到底大学生的音乐水平比较整齐，指挥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见大家情绪热烈，欲罢不能，我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用大张纸抄写的歌谱《茫茫的西北利亚》张贴在黑板上，请星海教唱。
《茫茫的西北利亚》是话剧《复活》的插曲。这是星海作品中唯一的一首六拍子歌曲。全曲回避了突出的最强高音。但乐句自始至终在高音区徘徊，给人以远镜头视野的感受。旋律凄凉悲壮，催人泪下。中间穿插十个小节的二分音符二拍子（这种拍子在星海成百首歌曲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更是画龙点晴之笔。如昙花一现的明朗乐观的进行曲节奏，憧憬着力量和希望，瞬息即逝。
星海用假音、先作轻声示唱。优美清新的三拍子节奏，随着两臂舞蹈般的匀称指挥动作，同学们凝神注视，耳目全新。全场屏住呼吸，寂然无声。眼前仿佛展现出一幅一望无垠俄罗斯原野的画面：
远在天边的白桦林
近处东流的河水声
刺刀、皮鞭、铁链、枷锁
伤痕、泪痕
一群爱国者囚徒
痛苦呻吟、蜿蜒蠕动
冒着黑暗、向着黎明
前进
这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享受，也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星海在法国除学习作曲、小提琴外，还学过指挥法。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他未能充分发挥这方面的才能，这次示范教唱，只是小试锋芒，也够人大饱眼福。
遗憾的是，为了赶上末班轮渡回汉口，歌咏会只能适可而止。同学们依依不舍和星海握手告别。
别了！青春之火的珞珈山！
1986年11月22日，曾昭正领着星海女儿冼妮娜重游武大理学院，缅怀星海往事
潘琪在《<游击军>及其他》[14]一文中回忆道：
“ ……武大也一时成为武汉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青年聚集的地方。其中最活跃的是“歌咏班”等，星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进武大校门的。当时歌咏队的主办人是曾昭正、李行夫等，星海同志经常来教唱和指挥歌咏队，演唱抗日救亡歌曲。他那时才30来岁，虽然他的外表看来比较瘦弱、单薄，但是目光炯炯，精神总是很饱满。他的声音并不太好，但指挥起来浑身是力量。他经常用小提琴伴奏，在唱到高潮时，他还爱挥起小提琴的弓子指挥大家唱歌。每次教歌，他总是全神贯注，教唱一、二小时还不散，结束以后总还有那么多的队员，围着他提出各种问题，而他总是那么耐心地一一答复，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这次武大聚会，星海十分满意。回家的路上，我向他介绍了武汉“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情况，以及不久前在汉口“一二.九”二周年纪念游行时发生的枪伤事件[15]。
5. 发生在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会的事
1938年7月17日，是聂耳逝世三周年忌辰。为了纪念聂耳生前对新音乐创基立业的丰历伟绩，在武汉的歌咏团体决定隆重集会纪念。星海对会前筹备工作给予极大重视，做了很多指导。主要由我和唐纳先生共同筹办。“业余歌咏团”则承担了很多工作，并由它发出通知邀请各歌咏团体参加筹备会议。
7月14日，在汉口汇通路[16]铁路边的“业余歌咏团”举行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国歌咏协会、青年救国团、政治部抗敌演剧三队、蚁社、海星歌咏队、怒涛歌咏队、孩子剧团、华大宣传队、少年剧团、量才宣传队、洪波歌咏队、银行励进社、交通小学、中小学教员战时服务团、群声歌咏队、三八女子歌咏队、业余歌咏团等十七个团体代表及冼星海、张曙、曾昭正、李行夫、唐纳、徐迈进等。业余歌咏团代表刘恪晨任主席。经讨论后决定：
（一） 由到会代表及同人组成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会筹备会
（二）由筹备会推选全国歌咏协会代表、业余歌咏团代表、三八女子歌咏队代表：唐纳、张曙、冼星海、曾昭正为常务委员，执行一切筹备工作。
（三）17日上午举行纪念会，并演唱聂耳遗作。商请各报出特刊。
（四）根据上海去年二周年纪念会决议：确定每年7月17日为全国歌咏节，并联合举行歌咏节纪念会。
7月17日，新华日报出了特刊
17日上午大会如期在“光明电影院”举行。当日我受命司仪。主席刘雪庵以及杨翰笙、田汉、李公朴------等十几位文艺界知名人士在会上发了言，一致赞扬了聂耳对新音乐所作的贡献，他的创作精神和战斗风格。
然而，会议一开始，我就发现气氛异样，感受到紧张。原来，在大会前夕，筹备会议定的7月17日为歌咏节的决定，遭到少数人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聂耳不是科班出身及其它等等。进而引起了剧烈的争论。
聂耳生前没有进过音乐学院的大门，这是事实。但是：歌咏已成为新音乐的主流，《义勇军进行曲》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喜爱唱的一首救亡歌曲，它在抗战初期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法衡量、没有其它歌曲相比的，这都是事实。
由于世俗观念和“正统”优越感带来的不公正，不仅让聂耳生前的友好感到心酸和愤慨（唐纳说：“我感到凄怆------不仅因为深厚的私交，同时也因为他生前死后受到‘同行’们的待遇。”），就是和聂耳素昧平生的星海也义愤填膺，仗义执言。他无保留地对聂耳开创新音乐的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称聂耳是“新时代的音乐家，民族呼声的代表者。”“他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一种民族音乐。”并引证说：“甚至国际上都承认《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最雄伟的一首歌曲。”
轮到孙师毅发言，这位锋芒逼人的诗人，他前晚与某些人的争论还余怒未息，现在更豪不掩盖他难以抑制的激愤。他右手握着一卷文稿，手臂在空中不断地颤抖挥动，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有些话很尖锐，几至指名点姓了：“……今天，你也承认了……”当时台下与会群众大多并不知底细。此时，忽然后排有一小股人不知有意无意，擅自起身退出会场。不一会儿，又有一小批人蠢蠢欲动，准备离去。会场秩序开始有点乱，兼有嘲杂声，我意识到问题很严重，顾不得许多，便打断师毅的发言，上前向后排大呼：“请大家不要随便退场，要是大家都走了，这会还开不开？”尽管我立即感到用词不当，近于鲁莽。但我一喊，会场秩序居然就安静下来。大会又继续进行了。孙师毅最后说：“不仅要用歌唱来纪念他，而且要把他的歌声实践在行动里！”
接着，各歌咏团体分别上台演唱了聂耳的遗作。全体齐唱《聂耳纪念歌》，会场自此始终保持了庄严肃穆的气氛。
散会后回家路上，师毅还一直愤愤不平，口里唠叨着：“欺人太甚！欺人太甚！”
旁观者看得很清楚，星海也不时领教着所谓同行者们的待遇。他曾对我说：“他们不唱我的歌及许多救亡歌曲，并把我当作他们排斥的目标。”他又在书信中说：“我很希望能消除误会，但我的努力总得不到结果。”
正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战线的门户、宗派、偏见根深蒂固，为害非浅。不到两个月以前，在5月24日青年会召开的音乐家黄自先生追悼会上，田汉曾一针见血提到过：“------目前歌咏界还有许多缺点，主要的是团结不够，这是我对音乐界一个不客气的迫切要求。应该不分派别和感情，为着一个目标奋斗，才是今天追悼黄先生的意义。”
这是38年的事，以后事过境迁，有些人出尔反尔，对音乐节也不认账了。星海1940年寄给大后方的信上，仍念念不忘要坚持“音乐节”的决定。所指就是这件事。
这本是旧账一笔，至今已平安渡过四十六个纪念日[17]，该不该把它当作过眼云烟消失在记忆里呢？
6. 串门走访盛家伦、田汉
星海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经常到深夜。工作之余有时出外串门走走。间或约我同行。37年底前后，常在晚饭后散步来我家，稍待即去。遇上突袭警报，禁止交通，全城停电，他就闭目聊天，等待光明到来。
盛家伦和冼星海（来源：百度网）
盛家伦当时住汉润里，距精武体育会约半里路，是星海足迹常到之处。某晚，星海邀我同去串门，介绍认识。盛是名噪一时的歌唱家，星海为《夜半歌声》谱写的插曲与田汉所写的歌词珠联璧合，经他为影片一唱，不啻如鱼得水，可谓三绝。盛的气派亦不凡，性近孤僻、沉默寡言，言必有中，有时带点刺。几次会上，我们点过头。这次和星海一同去访，受到他适度的欢迎，我很兴奋。
他们俩是同乡、密友，用家乡话谈家常。多属生活经济方面的事，并不在乎我的在场。我听到仅能猜懂一半。星海对他住处相当熟悉，露出不可多见的放松和轻松，自如潇洒。盛也未以稀客相待。
几天以后，他们二位同来我家稍坐，带有回拜的味道。此后盛一人也几次光临公新里六号[18]小叙，渐成了熟客。
盛家伦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为了摄制国际反侵略宣传纪录片，托我邀请歌咏队参加拍摄示威游行的镜头。为此，业余歌咏团，三八女子歌咏队、青年歌咏队全体动员，新制了队旗，人手一小面旗，兴高采烈又严肃认真地沿关江边路举行了一段情绪激昂的示威游行，唱救亡歌曲、呼口号。沿途群众见在拍电影，拥挤围观，情景显得格外逼真。
第二天，盛又邀我去制片厂摄影棚参观。摄影棚设在六和路江边一仓库内。参观之际，盛一边解说，一边略带风趣讲了几则摄影棚内使用术语的笑话。我正回味他的幽默感，他忽然话题一转，谈起唱歌和发声学来，并要我对着麦克风随便唱了一首歌，随即将录音播放给我听。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从外界传来自己声带的震荡，感觉极为新奇，印象很是深刻。盛当即指点哪些唱法不妥，应如何发音训练嗓子等声乐知识，给我上了一堂简单扼要的声乐课。事后，星海带着关切的口吻问及参观的事，我才意识到是星海委托过盛家伦，要他有机会指点我一下。我想起星海曾经问过我怎样练嗓子，我回说在武大时每天早上到东湖边自练一练，苦于无人指导，无异盲人瞎马。想不到星海就记在了心中，又这么细心关怀我，让我很感动。
尽管我家里人与盛家伦混熟，我们从不冒险要求他高歌一曲。星海关照过，盛家伦最忌讳别人要他当场表演，否则他拔腿就走，毫不客气。因而我们特别注意。1938年，武汉多少次歌咏大会，这颗歌壇巨星从未亮过一次相来展现他的艺术才华，令人不无遗憾。
随星海一同到田汉家拜访，是给我留下的另一次难忘记忆。
38年春，星海特来告我：“田汉先生想见见你，我明天带你去拜访，你有空吗？”我立即高兴地作了肯定回答。
田汉和星海是亲密的战友，在上海期间他们多次卓有成效的合作，已创造了一批精彩绝伦的进步歌曲。田汉是著名剧作家、诗人。他作的歌词可能最多，当时，几乎天天都在唱他的歌。我曾在集会上几次听他发言，能有机会去拜访他，让我感到荣幸。
田汉住在太和里[19]，属旧日租界地段。不久前，抗战一经定局，日寇胆战心惊。一小时之内撤退了所有日侨，有些连桌上饭菜都来不及收拾，狼狈逃窜。田汉到武汉后，安排在这里住下，这里便成了星海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常来集会拜访的地方。
我们见到田汉后，星海为我作了介绍。田汉先生彬彬有礼接待我，态度和蔼可亲。俨然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形象。他关心问及我参加歌咏活动的一些情况，我每有所答，他都及时加以演绎，兼有勉励或教导涵义。他说“救亡歌咏运动非常重要，是宣传抗战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不限时间，不限地点，不用化装，也不需要道具，只要不是哑巴，人人都可以唱，一传十，十传百。唱得好不好无关紧要，要用歌咏加强宣传，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起来抗战，不抗战就会当亡国奴。”谈到当前抗战形势，他言简意赅，多有震聋发聩之辞，激人奋发。星海对田汉每一句话，都聚精会神聆听，举止严谨，流露出崇敬的神情，与在盛家伦家的活跃大相径庭。
冼星海和田汉
在武汉期间，星海除参加多次集会活动外，串门走访的地方当然还有许多。但可能更多的是同行们到他那里去拜访。仅我去精武体育会有限的次数，就多次遇见王云阶，还有李广才、张曙、沙梅、林路等。而更多的是我对不上号的知名人士。
38年春以后，我和星海见面的机会渐少。初夏，我因事去找他，他正好在家。好久不见，他显得精神焕发，谈过一阵之后，他忽然拿出一张他的半身照片[20]来，签上名，送给我留作纪念。我喜出望外。
几天后，星海到我家交待另一件事。我在准备倒茶，他却说有人在外等他，匆匆走了。当时“三八歌咏队”的几个小女生也正在我家。星海走后，一位顽皮学生问我：“你知道谁在等他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
她带着保密的警惕性悄悄对我耳语几句。啊！原来如此！丘比特对他射来一箭，虽说姗姗来迟，却正中心上。多么令人喜悦的消息。大家不觉咯咯笑起来，感到乐滋滋的。难怪最近以来，星海神采奕奕，满面春风。那张照片也显得年轻许多。
金山导演的影片《最后一滴血》中的镜头：冼星海和钱韵玲（右）扮成农民在田间车水。自此，二人进入热恋。
1985年，冼妮娜（后排中）接星海骨灰回国，途经武汉。前排右起第一人为钱韵琳女士，正中为钱远铎先生，左边为曾昭正，都是七旬以上老人了。
7. 《大家唱》歌集的诞生
“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亡运动如野火春风，燃遍四方。其中，如星海所言：“救亡歌咏运动已成为了全民抗战力量的一道铁的支流。”进步歌曲大批涌现、广为流传。而靡靡之音如《桃花江》、《特别快车》、《毛毛雨》等渐为人们唾弃。在抗日浪潮中，武大于1935年由学生们自发开始成立了歌咏队，组织学唱救亡歌曲。
1935年，中华民族危亡局面更加深重，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向日本侵略者步步妥协，公然容忍老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用“华北自治”的名义分割我中国。在华北形势已万分危急之时，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抗日救国的热潮很快涌向了全国，拉开了抗日战争全民总动员的序幕。
12月20日，“武大歌咏队”第一次跨出校园，走向社会。武昌大中学生第一次统一行动，举行示威游行，但遭到政府封江的阻扰。学生们便集合到省政府门前静坐请愿。一部分同学冲破阻力，乘小木船过江，与汉口的中学生汇合。其余学生顶着寒风、彻夜坚守街头。武昌城内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救国进行曲》（即《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毕业歌》等在武昌江滩响彻夜空。学生们的坚强意志终于迫使当局让步，同意了“开江”。第三天，“武大歌咏队”随队伍胜利渡江到达汉口，与汉口的中学生汇合，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我们一面反复高呼“打倒汉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一面高唱救亡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雄壮歌声第一次在汉口上空激荡。日租界的日本人闻风丧胆，国民党政府如临大敌，派谴大批特务沿途“保卫护送”。警察局长和教育厅长竟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企图控制局面。
这次斗争也让救亡歌咏活动的威力开始深入人心。
36年冬，汉口的一些中学生组织了“健友歌咏队”，在周苍伯先生家里练唱新歌。由“懿训女中”学生范元甄教唱，用的是吴涵真编的《叱咤风云集歌集》，有周天佑等十几个青年参加。我和武大同学万国瑞（即杨纯）也被介绍去，参加学唱了一些歌曲。这可能是武汉社会上最早成立的群众组织歌咏队。对兴起武汉救亡歌咏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37年上半年，武昌“省高”、“育傑”等中学的学生孙世祥、何功伟（何彬）、张XX、林贤复等组织了“群声歌咏队”，在武昌女青年会练唱救亡歌曲。我当时已离开武大。“七.七”事变后，我已由北平返回武汉，立即与林路二人同时受邀、每周每人一次在这个队教唱。这时，学校的音乐课实际上就是救亡歌曲课。我先后去过育傑中学、青年会中学、三八女子职业学校，进行了一些救亡歌曲的教唱。
抗战的炮声一经打响，救亡歌咏运动便爆炸性地开展起来。工厂、学校、商店、机关、部队------到处一片“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声。救亡歌咏已为全民族、全社会所需要。但教歌的干部很少。顿时，中小学的音乐老师成了忙人。会唱、能教唱的人应接不暇。我也应邀参加了很多教歌活动。其中有几处接触面较广，影响也较深。如汉口青年会的宋如海先生非常热心歌咏活动，邀请我在青年会举办歌咏教唱会，每晚在青年会礼堂公开教唱。大门向大街敞开，任人参加。并制作了十几幅大幕布，每幅抄写一首歌曲，，张挂在舞台上，每日一歌，轮流教唱。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锄头歌》，《打长江》，《码头工人歌》，《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流亡曲》等。每晚来学唱的人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参加的人多半是学生、职员、学徒、店员，小学教员等。老年人来乘凉休息听听歌的也不少了。与此同时，宋如海又介绍我每星期一次在汉口广场电台广播教唱[21]这些歌曲。
在夷玛路（注：现黎黄陂路）和中山路的交叉道口的基督教青年会。
当时，汉口“壮丁干部人员训练班”正抽调了几十名文工干部，迫不及待地在学唱救亡歌曲，以便现买现卖到基层去传播教唱，“汉口警察大队军乐队”也急于要学些救亡歌曲，我分别应邀前往他们教唱了十首最流行的歌曲。
此时，歌咏队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武汉建立。短短的几个月内，我先后在十五个歌咏单位担任教唱任务，已远远超出我的能力所及。然而，最主要的困难还是歌单的来源问题。没有歌单，几乎无法活动。除了采取一些办法如传抄，或用大纸书写张贴以外，还经常要连夜刻写油印一些新歌曲。“业余歌咏团”的王杰臣（黄民伟）骑着自行车、三天两头地后面捆绑着油印机来回奔跑。一首新歌，一印至少几十上百份。而配合抗战形势新歌源源不断产生，需要教唱。时间一长，人力、物力都吃不消。为此，我和李行夫商量后决定，把“武大歌咏队”唱过的、当前流行的、以及现有的歌集材料整编成一本歌集，以“武大”、“业余”、“群声”三个歌咏队的名义出版发行，按成本定价，公开发售。以便彻底解决歌单的问题。这时，潘乃斌（潘琪）从北平返回武汉，他极力赞成，并自始至终协助了编辑的工作。二姐曾素英（武大学生）建议歌集命名《大家唱》。潘琪亲自设计封面，并用牙签浇墨汁彷效木刻、绘制了《大家唱》三字。
抗战爆发后，武汉和全国的救亡歌咏运动迅速开展，《大家唱》歌集的诞生和发行量之大，从一个侧面可作见证。
抗战初期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救亡歌曲集《大家唱》（由曾昭正、李行夫编选发行）
冼星海作《大家唱》第二集序
37年11月，星海到武汉没多久，一次来我家作客。我送给他一本《大家唱》第一集。他表示感谢，翻看着目录说：“选了我这么多歌？”我回答：“都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歌曲，可能你的曲子多一些。”接着我向他介绍了出版歌集的经过，并请求他说：“张光年先生为《大家唱》第一集写了序，他作的歌词比较多。现在第二集已经在排，即将付印。希望你在百忙中为第二集写篇序，你作的曲比较多。”星海微笑着点头同意了。两天以后，他特地来到我家，把写好的序文交给我。为《大家唱》第二集增色不少。
光未然先生作《大家唱》第一集序
光未然（张光年）先生1938年照
抗战初期，唱救亡歌曲的人越来越多，而书店出售的歌本为数很少，供不应求。《大家唱》歌集出版后，在武汉、广州和很多城市中风行一时，曾多次再版，发行量很大。对推动抗日歌咏运动起到一定作用。实际上，确切地说，《大家唱》歌集正是武汉歌咏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
令人费解的是，到了38年下半年，突然一股黑云布满了武汉上空。拥有大批歌咏队、宣传队为基本队员的武汉“青年救国团”被强迫解散。紧接着，《大家唱》歌本的发行人、“教育书店”的贺礼逊告诉我，他已接到通知，《大家唱》要停止发行（39年在重庆可能曾恢复出版过）。我问他为什么，他低着头说不出所以然，我当时不懂统一战线中的复杂内情，百思不得其解，仅猜想可能是不合出版法。我以为《大家唱》所载歌曲，也是坊间各种歌集都兼而有之的歌曲，为何别的歌集都不禁？我暗猜，如果硬要指出与其它歌集有所不同之处的话，那可能是《大家唱》第二集里登载了光未然配词的《民族革命战争进行曲》。这首歌的原曲是当时的《苏联国歌》、也就是《国际歌》的曲谱。光未然配好词后，我是到他家拿到的底稿（他住民生路四房楼上），因此《大家唱》最早发表。其实，《国际歌》已早有传抄。但对某些人来说，却仍不啻洪水猛兽。
8．《在太行山上》脱稿经过
在武汉期间，星海不时有新作问世。其中多数在“精武会”脱稿。二楼转角的一间小房内，靠墙摆着一架旧钢琴，星海在这里不知渡过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一般用简谱谱曲，有时用五线谱。他珍惜仅有的王线谱稿纸，用铅笔书写，以便修改。《在太行山上》是用五线谱写的二部合唱曲。
1938年春，星海在汉口我家创作
大概是38年6月的一天，我去到精武体育会，王云阶正好也来到。我们上楼后，见星海正坐在钢琴旁，全神贯注，手里拿着歌谱稿。他见我们到来相当兴奋，一面拿歌稿给我们看，一面很激动地告诉我们，这是应一位叫桂涛声的友人要求、为游击队谱写的一支曲。我站在他身旁。他唱了开头两句，是短调，问：“怎么样？”我回说：“非常好听。”他便从头到尾唱了一遍，然后邀我说：“来，我们试一试，你唱二部，我唱一部，好吗？”我有些为难地说：“正谱直接唱词，我跟不上。”星海对我微笑，又邀王云阶道：“来，我们一齐唱，你们俩唱二部。”
这首新作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便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有时重复地试唱。一边唱着，星海一边不时地问：“这句怎么样？”右手握着的铅笔不停微微震动，即刻作修改。
我曾有过多次机会听星海试唱他的新作。对得意的作品如《新中国》，《到敌人后方去》，《祖国的孩子们》，《保卫大武汉》，《江南三月》等，他经常激动地引吭高歌，心驰神往。老实讲，他的歌喉并不是太美妙，间或个别音律欠准。但他豪放不羁，全神贯注的神情令人由衷地钦佩，被他感染。
《在太行山上》经他多次修改，又回武昌三厅定稿后，我曾多次在场听他自唱或教唱，有机会观察到他本人表情和对此曲唱法上的微小处理，如：
1、全曲速度中庸，但副歌第二遍重复时稍快。
2、每次唱到“气焰千万丈”句时，他习惯性地姿势微微变动，如昂首、挺胸、这里是出现最强音。
3、最后二句“敌人从那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那里灭亡”两次︱551︱均有停顿，唱成
4、 最后一句“我们就要它在那里灭亡”，原稿上有vit符号，应唱慢。
9. 五分钟完成《游击军》
我家住在汉口大智路公新里，交通方便，楼上有一间空房。武大同学李行夫、潘乃斌（潘琪）、赵隆骧星期天或假期从学校到汉口来办点事，常到我家歇息。有时太晚不能回校，就暂在楼上睡地铺。李行夫是武大中文系学生，爱好音乐，颇懂音乐知识。我和他同在武大歌咏队教歌。赵隆骧是武大外语系学生，会写文章。潘琪读武大经济系，他是武大进步同学中领导成员之一，对人热情诚恳，分析能力、组织能力都强，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他喜爱音乐、文艺，经常写些时评文章，有时也写诗。他崇拜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写文章常用笔名“罗先珂”，写诗时则用笔名“先珂”。
很自然，他们在我家都认识了星海。在革命生活实践中，潘琪满腔热情地写了“游击军”歌词，并交给星海请谱曲，星海接受了。那天，李行夫、潘琪正在我家时，星海来了。潘琪问星海谱好了没有，星海因一直很忙，还未曾提笔，但歌词却一直带在他身边。他当即从衣袋里取出词稿，在客房里坐下，拿了一支铅笔，一面看着词稿，足尖触地，两腿弯曲，耸起膝头，将词稿平放在膝头上，口中念念有词，一面用笔在歌词间迅速划分小节，定出强弱拍。然后，几乎是毫不停留地用简谱连续书写，一气呵成。
好快呀！难以相信这是在“作曲”。“五分钟！”我们三人从头到尾欣赏了他即兴曲的创作表演。使我不禁想到传说的贝多芬创作“月光曲”、舒伯特创作“小夜曲”那些美丽动人的故事。
潘琪在《<游击军>及其他》一文中这样回顾这首歌的产生过程：
“……这一年[22]10月下旬，武大成立了“游击战争训练班”，请了两位刚被国民党释放出狱的红军干部担任教学和训练。
11月又在“游击战争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武汉大学抗日游击大队”。有一次，游击大队演习夜行军，分两路同时由珞珈山东西两侧攻上山顶，以山顶的水塔为目标占领阵地。很快，我们完成任务，攻上了山顶。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很想引吭高歌，但却未能找到合适的歌。回到寝室，我连夜起草了二首游击队的军歌，随后一并交给了星海同志。请他考虑能否谱曲。
过了十几天，我来到了主办歌咏队的曾昭正家。曾昭正是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的学生，但他爱好音乐，歌喉也好。通过领导组织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他被吸收为武大青年团[23]的团员。李行夫原来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也积极参加歌咏活动，抗战后他和曾昭正俩人合作编了救亡歌曲集《大家唱》，我画了封面。这本歌集，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特别是青年工人和学生更是纷纷购买。
我正在曾昭正家，星海同志突然推门而入，我立即问他：“那两首歌词行吗？”他做了一个手势说：“你等等。”他从他那件陈旧的西服上衣口袋里拿出我的一个歌词，胸有成竹地一边看着，一边在屋内来回踱步，轻声哼着，另一只手拿着香烟挥动着，在指挥似的。他走了几个来回之后，突然回到桌上，迅疾地拆开一个烟盒，用手抹平之后，就在背面谱起曲来。没有几分钟，他就谱好了。他说：“等我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接着，他又点燃一支烟，对着那份歌谱，又来回走了几趟哼了几遍，告别走了。
又过了几天，他拿着这歌谱到了武大，这时，曲谱又加以二部已变成二部合唱了。我们把这个歌谱抄在黑板上，他就开始教唱了。他是把这支歌当作进行曲来教唱的，歌的开头用“嘁嚓”这些象声词来象征游击队在日夜行军，并且由远而近，当歌曲到“拿他的粮草大家用，抢他的军火要他命”时，全曲进入高潮，到“我们老百姓，三个五个千万群”时，又由近及远，象是抗日游击队走向远方，深入敌后去了。
这首歌曲不久就刊登在《大家唱》上，很快地流传到全国各地。第二年（1938年）6月，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公开发表，不但批判了国民党对抗战悲观的失败主义论调，也批判了王明的速胜论，我立刻发觉歌词中有一句不妥，那就是“干上一两年把强盗们都肃清”，可惜那时我已经去农村，准备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也就来不及在其他地方纠正这首歌的歌词了……”
晚年重聚。从左至右：李行夫、潘琪、朱九思、曾昭正
《游击军》节奏鲜明，旋律优美，特别是后段“夺他的粮草大家用，抢他的军火药他的命”具有民歌风，是一首充满乐观精神的进行曲。我们试唱了几遍，提不出修改意见，全曲按原稿“通过”。最后星海用笔注上C调。
这首歌很快在歌咏队传开，是经常表演节目之一。《游击军》在当时流传极广，鼓舞了成千上万在敌后浴血战斗的军民。
3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江定仙和刘雪庵二位来到我家串门。谈到当时歌咏队的情况时，江定仙建议我“业余歌咏队”可以多唱些合唱的曲子。我当即表示，业余歌咏队、三八女子歌咏队虽然人数较多，但水平一般，人员流动性也很大，加上自己亦非音乐行家，困难很多。江、刘两位表示鼓励并给予帮助。我感谢。接着我又提到业余歌咏队也唱过几首合唱歌曲，如《救国军歌》等。刚说到这里，江定仙接过去说：“《救国军歌》很不错”，他随即用手在沙发椅扶背上打拍，从头到尾哼了一遍说，“这个歌结构完整，作得很好。”带有欣赏的表情。他挑出其中几句，举例向我解释说明。最后他又哼了一遍。
我这段回忆记事，并不是说星海当时的作品，要借助江定仙当时的赞赏而得到肯定。那当然是不必要的。我指的是：和某些人所区别，江定仙不存门户之见，他尊重现实，和某些“阳捧阴杀”的评价有本质上的区别。表现了他正直的风度。
星海在武汉作过成百首曲子。像《游击军》这类即兴曲为数总不会少。可能很多并未留下手稿。有些恐免不了都已失传。
10. 星海生活逸事几则
《顶埂上》是“海星歌咏队”[24]在歌咏大会上表演的传统节目，由星海亲自用粤语教唱，别的歌咏队莫敢问津。后来“业余歌咏团“也在他的亲自耐心教授下学会，成为每次演出必然被欢迎再唱一次压轴节目。
不过，星海固有的乡土音素也给他带来一些困难。有一天，他在我家里和大家一同试唱《新中国》，当他唱到“要国民自己挑，自己挑，自己挑”时，大家不约而互相顾盼并微微窃笑。星海察觉到了，开始他未尝介意。待至第二次、第三次，每次唱到这里，大家仍然抿住嘴偷笑。他感到奇怪。一问才知道，他的广东方言把“自己”唱成“自子”。 三次连续出现，大家自然忍不住要笑了。他定了定神，思索了一下，终于猜到了原因。便摊开两手，挤了挤眼，耸了耸肩说：“没办法！”他的这个难得的幽默动作，使大家忍不住起劲地笑起来，也同时赞赏他平易近人的风趣。
因星海常来我家，和我家的人也渐渐熟悉起来。大家都称呼他洗先生。我家的姐妹、小弟都参加了歌咏队。歌咏队里有些小青年也是我家的常客，因此我家客房里经常有歌声，还有人在学指挥。每逢这种场合，我的三岁小外甥曾秋明总是聚精会神地在一旁欣赏。有一次，星海也在场，大家正在唱一首歌的时候，小外甥突然拿起了一根指挥棒，模彷起了打拍子的动作，并对着大家一本正经地指挥起来。大家正感到忍不住要笑时，只见星海面不改色地一面继续唱，一面弯下腰去，慢慢向前移动到小秋明面前，按照小秋明打拍子的速度，十分认真地唱下去。小秋明的拍子打得快，星海就唱得快，打得慢，他就唱得慢。直到唱完了一首歌。大家不禁哈哈大笑，小秋明也跟着大笑起来。星海拥抱了他。一时间，“三岁小孩指挥冼星海唱歌”在周围传开了。这件事距今日已将近半个世纪，但星海慈祥的神态，幽默的动作，配上小外甥指挥的姿势，以及周围人凝神注视的情景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就好像是昨天的事。
他很喜欢小孩。我家有一部黄包车，有两次他来我家玩时，将小秋明放在人力车上，自己则充当车夫，拉着他在公新里疯跑，逗得小秋明乐不可支，一旁围观的餐馆厨师和茶房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有一件事须要澄清一下，80年，我看到武汉报纸上的一篇报导说：星海过去曾经住在“老通成”，在那里作了几十首歌曲。这是带点浪漫色彩的误会。原来，当时我父亲经营着的一个小吃店“通成[25]饮食店”和一家旅馆“大智旅社”[26]，均与我家住的公新里六号仅一巷之隔。而星海到我家去过多次，在我家也作过曲，因而造成误传。而据我能回忆起的，在我家，只记得星海作过《游击军》一曲，已见前文。
不过，作为“通成”的顾客，星海可能有过多次，当时住在隔壁大智旅社的孙师毅、金山、王莹、贺路等，也曾是“通成”的常客。错过吃饭时间，上“通成”去吃盘豆皮，吃碗肉丝面，饱饱肚皮，那肯定是常有的事。星海尤其欣赏“老通成”的炖莲子，我不止一次碰见他从那里出来，“我最喜欢吃这里的墩莲子。”他说。对生活朴素的星海来说，这可算是他奢侈的享受吧。有一两次，我们心绪很好，我就邀他说：“怎么样？去通成去，来一碗炖莲子？”
11. 有关义勇军进行曲”的一次谈话
38年上半年，一音乐刊物登载一篇谈歌曲词曲配合的文章。其中提出义勇军进行曲”第一句“起来，不愿做------”的“不”字位置不当。主张把“不”字从弱拍上移至下一小节的强拍上来。因为“不”字是实词，不宜配在弱拍上，以免产生相反的效果。我和李行夫商量了一下，自认为这样改是对的。于是我们就在几个歌咏队推广这种改变的唱法，但群众虽然懂得，唱来唱去还是唱回了原来的唱法。偶然有一次，我们向星海谈到有些翻译歌曲配词位置存在明显错误等问题时，也提及了这件事。
当他听明了意思后，一时竟沉默不言。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他很不高兴。这是星海个性的一面，对于不以为然的事物，特别是原则性问题，他从不含糊，总是反应强烈，直言不讳。当时，有些人热衷于拿别人的作品“开刀、动手术”，星海一向颇是反感。他沉默了一会，比较严肃地和我们说了一些话，其实是一些教导。大意是：要尊重作者原稿，对翻译歌曲存在明显错误的应于以改正，但不要摆教师爷架子，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国广为流行，不应该随便更动！否则会造成混乱！同时，他认为，“不”字的位置并非不当，而且深信聂耳也考虑过这个“常识问题”。
这以后，我们体会了冼星海的指导，我们认为：除非有意将“不”字唱得很弱，否则，一般的唱法并无不妥之处。把“不愿做”三个字唱成偈三联音同等强度音，只要稍微注意就更好了。而且，尊重别人的劳动和作品，正体现了一个文化人真正的涵养和水平。
12．从“很苦啊！”所想到的
星海留学法国时，曾从师学习过小提琴。指导他的教师也就是指导过马思聪的教师。他当时一贫如洗，这位世界著名提琴家发现他是位学工，免收他的学费。可以肯定他拉小提琴一定很出色。但是，在武汉期间，或许是星海创作任务过忙，出许是未曾适逢其会，我去拜访他的次数并不很少，但从未碰到他正在操琴，也从未见到他携带提琴外出。歌咏界里流传着他在法国学小提琴的多种流言版本，也有人把他住在屋顶三角形阁楼，探身在气窗外拉练习曲作诗情景尽意地描绘，似乎那里离天堂更近。妙不可言。
星海从不主动向人提及他留学法国的经过，有时言谈涉及到这方面的话题，他往往有意回避，或表示厌烦。因此我们未敢探询所以。只是从第三者那里，甚至是从发至阴暗角落的谗言里，知道一点情况。
偶然，有一次在歌协开会，当有人提到星海在法国勤工俭学取得成就时。坐在身旁的星海用肩膀挤了挤我，语重心长地说：“很苦啊！”
仅有的一句话。我平常理想象，所谓勤工俭学的苦，免不了是每天洗很多盘碟，挣钱交学费而已。直到解放后读到出版1940年从延安他的寄后方的自传体书信后，才体会到这“苦”字的实际上是“饥饿、寒冷、屈辱“的同义词。这封信里他赤裸裸地描述在巴黎的生活，无异血泪的控诉，令人不忍卒读。死神多次在饥饿线上向他招手，他几至沦为街头饿孚。一次他在咖啡馆拉揍小提琴讨钱，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竟把他的碟子摔碎，掌他的颊，他忍着泪悲愤得说不出话来。而这，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是无从知道的。
以上提到的两件事也许彼此并无联系，但每当我努力在回忆里搜索是否有过他拉小提琴的印象时（潘琪坚持说他在武大好几次见过），总不禁立即联想到他在巴黎的遭遇。
13.“一二.九”二周年纪念会
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武汉曾写下光荣的一页。1937年，“‘一二.九’二周年纪念会”在武昌昙华林举行。这时，全面抗战已坚持了五个月，纪念意义更为重大。大会由平津流亡同学会主持，其中有很多人曾经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外地及武汉各救亡团体、歌咏队、武大、华大及一些学校都参加了大会。
大会会场设在一片崎岖不平的空场上。是日，天空晴朗，阳光充足。下午二时，大会开始，罗隆基、刘清扬先后在会上发表激昂的演讲。接着，教唱了“一二。九”纪念歌。国民党中的一些顽固分子，一如既往，对这次大会怕得要死，竟在会场外布置了大批特务，密切窥探，如临大敌。
大会结束后，汉口方面来的人沿途呼着口号，乘轮渡过江。到汉口上岸时，已是万家灯火。起坡后，一部分人向北方向分散回家了。大部分人则自然形成一支大队，沿中山大道向南继续举旗游行，高呼口号，唱救亡歌曲。当大队在前进中、还尚未到达六渡桥十字路口时，突然响起了枪声。邪恶的子弹从“中南旅社”射出，射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制造了震惊一时的流血事件。秩序顿时一片混乱，大队立即被冲散了。竟然有一批为虎作伥的奴才们，头顶钢盔，灰衣灰袄，身背冲锋枪，全付武装，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作案。他们下完毒手以后，就在旅社房间里大摆酒宴，论功赞赏。一连几天，在旅社跃武扬威，毫不避讳，路人纷纷嗤之以鼻。
第二天，一个学生跑来告我：“青年歌咏队的刘××昨晚中枪伤，他家里已把他送到香港去医治了。”这位小青年是汉口青年会中学[27]的学生。手腕受伤，造成部分残废。38年他伤愈回到汉口，曾到我家来看我。
关于这一事件，到底造成多大伤亡，众说不一，无从查询。那天领头进行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平津流亡组织。据“业余歌咏团”的一位小青年说，听到枪声以后，秩序大乱，在民生路一棵树旁边躺着一个人，很多人围观，因为是晚上，不容易看清。
两年前，北平反动当局曾经用水龙冲击示威游行的学生。想不到，到统一战线形成、全面抗战的今天，竞有人敢逆潮蠢动、对群众开起枪来。真是反动透顶，无耻之极。
革命的航程远非风平浪静。在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一股暗流无时不在伺机兴风作浪，搞小动作。每次救亡文化活动或集会，总有那么一两个挂着冠冕堂皇牌子的这个队、那个队也混迹进来，一套灰色制服，仪表堂堂，张口就是“效忠”“一个领袖”，他们从不唱“救亡进行曲”，提到“救亡”二字，有如挖他们的逻辑。有个别这类人，还削尖脑袋钻进了全国歌协，照相时，他死乞白赖挤到头排中间。“我最讨厌这种人”“他不是为了歌咏运动来的”（原话）星海说，并避开了他。
[1]曾昭正于1988年去世，本文系根据他留下的1985～1987年的手稿整理。曾被《武汉春秋》、《纵横》、《武汉文史资料》多本杂志选中刊登。
[2]即李行夫，曾昭正在武汉大学的同学和知己，并肩参加了“12.9”运动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后成为他的姐夫。
[3]在今江汉路“旋宫饭店”。
[4]据黄民伟在《武汉春秋》1984年6期《抗战初期的武汉业余合唱团》一文介绍，这一团体实际上是由中共地下组织暗中决定筹建的。
[5]位于现在京汉大道崇善路口东侧。
[6]2011 年初，当时尚健在的“海星歌咏队”队长万迪秀老先生在电话中对曾宪德说：“不是啊，那时星海好多新歌都是我给你爸爸送去的啊！他总是找我要，说‘要有新歌，你一定记得给我。’”
[7]见附件3.
[8]及陈毅同志夫人.
[9]中央乐团指挥家.
[10]《新四军军歌》曲作者
[11]据《武汉日报》：同月，冼星海与张曙、王人艺、曾昭正、李行夫、盛家伦、安娥等二十一人被聘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音乐工作委员会”委员。
[12]当时已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在《申报》的“流通图书馆”工作。
[13]曾昭正由于积极参加救亡活动，被学校当局中的顽固势力怀疑为“共党”，无理开除。文学院状元学生李行夫、在历史系的二姐曾素英等人愤然退学、表示抗议。
[14]该文登载于1983年第4期《人民音乐》，笔名是先珂。
[15]见后文
[16]疑为崇善路之误，即“汉口扶轮小学”，是“业余歌咏团”和“三八合唱队”的一个活动地点，在今崇善路与江汉大道交界处东侧。
[17]为作者1984年写此文时发出的感慨。
[18]即曾家住处，为拆迁前的东山里24号。
[19]疑为太和街之误。太和街在今胜利街靠近卢沟桥路一段。
[20]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传到武汉，曾昭正无比兴奋地带着这张他小心珍藏下来的照片，去三十年代战友林路家中时，将此签名照放在了林路先生处。
[21]“ 汉口广场电台”位于中山大道南洋大楼对面一幢楼房内。
[22]指1937年
[23]武大进步学生的秘密组织，初成立时全名为“武大青年救国团”，后来成为共产党地下的外围组织。
[24]“海星”是星海同志在汉亲自辅导成立的歌咏队，队长是万迪秀先生。
[25]“通成饮食店”1938年武汉沦陷前被迫停业，抗战胜利后，更名为“老通成饮食店”，即后来颇为著名的“老通城”。（注意“成”和“城”的变化。）
[26]位于通成的楼上和后来的老通城宿舍处，1938年曾免费接待了演剧二队的男女演员们。星海日记中多次提到在该旅店中活动和写作的情形。“大智旅社”后来被毁于轰炸。
[27]可能是指的“蜀光中学”——曾宪德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