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易中天：中华文明史仅有3700年吗？

前言

易中天先生大胆亮出自己的观点：

中华文明史不是上下5000年，而是仅有3700年。

易中天在他的《易中天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里，说中华文明不是五千年，而是三千七百年，他说：

    上下五千年，是文化；三千七百，是文明。据最新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所以是三千七百。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不科学、不严谨，要改。1

《易中天中华史》出版后，媒体是这样评价的：

《中华读书报》的评价：《易中天中华史》，投了一颗文化原子弹。

《中国青年报》评价：易中天，破解了中华文明的密码。

《南方周末》评价：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打铁还得自身硬，看清自己才能看清世界。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2

2013年，《易中天中华史》开始出版。随即，出版策划人果麦文化传媒董事长路金波、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为该书的首发举行了若干场数千人参加的易中天演讲会暨《易中天中华史》图书发行造势活动。

2013年5月15日，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举行“易中天·中华史”经销商大会和媒体发布会。到场的数百位各大图书经销商以及主流媒体代表听取了易中天的演讲。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对“易中天·中华史”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推介。他评价说易中天是以“康德纯粹理想批判的方式，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加上80、90风格的独特话语建构来书写中华文明史的”，他以近三十年来阅读潮流分析为切入点，生动地阐明了丛书的特点和卖点，并作了一个有理有据的判断：“易中天·中华史”会是一套在十年内持续热销的超级畅销书，其销售额将达到一个惊人的数量。3

2013年5月16日，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坛举办《易中天中华史》第一卷祖先、第二卷国家首发式，2500位北大师生参加。

2013年7月22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了《易中天中华史》第一卷祖先、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的繁体字版首发式。

2013年8月16日，在上海书展举行易中天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的首发式。4

2013年10月30日，在武汉大学120年校庆2万人露天剧场举行《易中天中华史》卷5《从春秋到战国》首发式。5

2013年12月22日，易中天应邀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题为《历史的底牌》演讲，本能容纳1800人的大礼堂挤进3000多人，很多社会人士和其他高校的学生也慕名而来。6

连续7个月六场大型造势活动，因为要在5-8年时间里完成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已经闭门谢客的易中天，不但场场出席，而且每场演讲都不下2个小时，当然每场都会重申他的3700年中华文明史观，并乐此不彼回答听众和媒体新闻界就此问题的提问。

三问易中天

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的文化史观，对于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华民族绝不是一个小事情，这里我们向易中天教授提出三问。

一问：易中天先生为什么如此肯定宣称中华文明史不是5000年而是3700年呢？

二问：易中天先生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宣称中华文明史仅有3700年呢？

三问：易中天先生难道不应该因自己的草率而道歉吗？

一、一问易中天先生：为什么如此旗帜鲜明的宣称中华文明史不是5000年而是3700年呢？

易中天先生为什么旗帜鲜明的宣称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呢？他的根据是二里头文化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

（一）易中天先生的理由

易中天的观点能否成立呢？至少，他认为他的观点有支持：

1．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的支持

河南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二里头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 ，根据测年结果，二里头遗址年代分布约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历史唯一没有间断过的国家，但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确切历史记载，可以依靠的绝对年代只到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时。为此，国家在“九五”期间，把夏商周断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项目，重点任务是要理清夏商分界与夏代的历史脉络。自二里头遗址发现后，学者们为此争论了四十年，经“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发现与史书的相互印证，专家们认定，夏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后来被商朝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几乎可以从二里头遗址摸索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了，明确写出了孔子和司马迁没有搜寻到的中华“家谱”。7

2．国内、外专家学者观点的支持

夏朝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年代约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如果夏朝成立，那么，中华文明史就有4000多年，超出了3700年。

然而，由于缺乏考古发掘支持，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史的叙述几乎是没有“夏代”。比如《剑桥中国古代史》中吉德炜将商代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而贝格立不但不认可郑州商城是早商文化的都邑，甚至对安阳能否代表商城也有质疑。对于夏，该书第一章的作者张光直虽然认为二里头代表夏，但这一部分的章节却是“有史时代前夜的中国”，实际上，在张光直那里，二里头只能代表“夏文化”，而不能代表“夏文明”。2017年出版中译本的《哈佛中国史》干脆从秦汉开始叙述。这可能代表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上古史最主流的看法。8

我们国内持此见解的学者也有不少。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考古专家许宏就认为“中国的信史应从晚商算起，之前是原史时期”。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从商朝算起，以前的都是“中华文化”而不能称其为“中华文明”。

许宏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本身已经非常有意义，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为夏都。在整个东亚大陆从没有中心、没有核心文化过渡到出现一个高度发达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正好处于这一节点上。二里头的价值不在于最早也不在于最大，而是在这个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转折点上。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即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作坊区、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从考古学本位看，这些已足够了，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遗址在中国文明史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认识。”9

1963年出生的许宏，1996年获得考古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自1999年至今，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队队长已达20余年之久，主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钻探与发掘，洛阳盆地区域考古调查等田野工作项目。如此资深的考古专家，又是代表国家长期担任二里头遗址现场发掘工作的考古专家和负责人，许宏的意见极有份量。

更重要的是，许宏研究员对易中天教授关于中华文明史3700年的说法表示认可。

2016年2月28日，三联周刊在北京紫禁书院举办的2016年的第1期“三联·阅读汇”上，许宏作了《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国”诞生史，探讨中国文明的源头》的演讲。他谈到：“易中天说中华文明自3700年前始，是有道理的。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只能上溯到二里头，再往前就没有“中国”可言。那么，我们怎么看5000年文明史呢？这不矛盾。我们看问题总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切入点来看的。我们说确认一个生命体，可以从婴儿呱呱坠地开始，但也可以从胚胎成形就开始，或者说应该是从精子和卵子碰撞的那一刻，这个生命体就诞生了。就看你怎么看，其实不矛盾。狭义的讲3700年，但是它还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10

一年后的2017年10月12日，许宏在另一次演讲会上在谈到关于易中天说中华史只能到3700年，是实说还是胡说时，他说：“易中天先生编的《易中天中华史》，开宗明义讲中华历史，一讲就是从3700年开始，3700年以前基本上无从谈起。”对此，许宏认为：“易中天说中华文明自3700年前始是有道理的。任何人，当然也包括各类学者，都有资格来编、来谈、来写自己眼中的中国史，这没有问题。易中天先生是吸纳了包括本人在内的考古学者关于中华文明史研究的成果，他应该是从最狭义的政治实体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11

（二）易中天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

易中天先生的观点是否能成立呢，或者他认为支持他观点的理由是否充分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1、作为非考古专家的易中天教授，对有争议的考古专家观点选择性甚至选择少数考古专家的看法或外国人的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在考古界，对于考古遗址发掘研究工作存在不同的看法或分歧，这在考古学术界原本是正常的事情。例如，与许宏研究员同龄、同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的何驽，两人所持观点就不一样。许宏是该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何驽是该研究室副主任、山西第二工作队队长、陶寺城址发掘领队，负责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专项”。2016年11月6日，许宏与何驽两位考古专家，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分别就二里头和陶寺两个遗址，进行了一场“最中国”之辩。两位专家围绕哪个遗址最能代表“最早”或“最初”的中国发表自己的看法，两人意见相左，按照许宏的说法，中华文明史约为3700年，按照何驽的说法，中华文明史至少超过4000年，约为5000年。参加讨论会的著名历史和考古专家学者邓小楠、渠敬东、李零、孙庆伟都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

关于二里头遗址，1959年就由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经过60余年发掘，多数专家不仅认同夏朝存在，而且认同二里头就是夏朝自太康到夏桀共12世15后的夏邑遗址，也可以从中找到夏商分界的合理年代。作为二里头遗址第二代考古学人的许宏，认为二里头应是“最早的中国”当无疑义，但他坚持认为如果认定二里头是夏都遗址则证据不足，并且认为“夏代”是否存在是一个待考的“存疑”。

即便许宏对中国史前史有存疑的看法，但他从没有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大型公众场合，以肯定的口气否定中华文明五千年，更没有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是错的，要修改”之类的话语。许宏的存疑，是从学术上来考量的，说是争议，更莫如说是中国考古学人的拳拳为学心，绵绵立志事，是对中国考古事业的一种追求和期许，是给考古学人的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而这种压力和动力，也是给他自己的，因为对存疑的解答，他们这一代考古学人，是注定要冲在最前端的。

那么，为什么许宏先生对易中天会如此宽容呢，也许是因为许宏先生出于尊重的考虑，实在不想因为一位有才华的学者的某一句话去伤害甚至是严重伤害到这学者他自己。

对于国外汉学家，则认为中国夏代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普遍认为中华文明史从商朝开始，约为3700年。

但是，不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都承认近年来中国考古发掘工作发展迅速，新发现、新成果不断涌现，有关中华文明史的传统观点也须随之调整。如共16 卷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剑桥中国史》，从商朝一直叙述到中国当代史。随着中国考古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书中有的内容在付印前就变得陈旧过时了。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一卷《剑桥中国秦汉史》，在总编辑序中说：由于中国19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完全打乱了他们编写中国史前史的计划，“出于无奈”，他们只好从秦汉史写起，过去的历史如何写法，只有以后再说。1213年后的1999年，鉴于中国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在该套丛书出版序列之外，又补充出了一本《剑桥中国上古史(文明的起源-公元前221年)》，此本书仍然只是从商朝写起，没有写夏朝。考虑到我国考古学的迅猛发展以及本书编撰过程中的争议和问题，国内最终没有将其翻译成中文。13

尽管国外史学者对中国夏及以前文明史存疑，但是，他们比较尊重考古发掘成果，一旦有最新的考古发现，都会表示尊重。而在未被考古考证之前，对于传统的年代说法一般都不会在史学著作里轻易作出否定的论断。不论是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剑桥中国史》，还是本世纪刚刚出版的《哈佛中国史》，都是以作者所掌握的史料撰写，对于未掌握的史前文明史则给未来留下空间。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非考古专业的易中天教授，却以非常肯定的口吻宣称中华文明没有5000年，而是仅有3700年。不知道易中天教授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呢，莫非就像易中天先生在接受中新网访谈时所说的“如果没有颠覆性的观点，这部书的写作是没有意义的。”14

2、为了从考古学意义上证实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我国先后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取得重大成果。易中天无视与他撰写《易中天中华史》关系密切的国家重大考古事件及其进展情况，显然是令人质疑的。

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明五千年”长期被国外学者质疑，认为夏朝没有信史，只是传说和神话。信史，意思是翔实可信的史记。也指纪事真实可信、无所讳饰的史籍。有文字记载，有实物印证的历史。要想消除上述怀疑，仅靠古代文献资料是不够的，只有依靠最新的考古发掘研究成果作为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历史的根据。

1996年，我国正式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这一文化工程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

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大成果

2001年，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后，我国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再次以更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其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期间，不断有重大发掘发现，并不断有成果向社会披露。

2013年8月23日，包括中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在内的全世界共9项考古成果获评为年度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重大考古研究成果。世界著名考古专家学者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刻揭示了早期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及机制和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考古实证中华文明年代有重要意义。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正式宣布，中国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史。15

制图：蔡华伟（来源：人民日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执行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在成果发布会上表示，探源工程实施期间，在几个重要的距今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王巍研究员列举了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四大遗址，并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证据。他说，截至目前，我们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16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执行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认为，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出现中心城市及大型建筑，这些现象可视为进入文明的标准。值得说明的是，这些现象并不包括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为基础所总结的，即西方学界常用的、两条非常重要的文明判断标准——文字和冶金技术。“这种差别恰好表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这也是我们在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中发现与总结的一些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地方。”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载下来的历史。”赵辉说，“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对这段历史进行描述，从而填补了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段的空白。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也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工作还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上的空白。”17

易中天先生对于国家有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部署和进展，以及取得的重大成果，会是全然不知吗，对此深表质疑。

3、良渚遗址持续80余年的发掘研究并于2019年获得联合国申遗成功，更是在国际上确认了中华文明5000年。易中天先生难道对此也全然不知吗。

2019年7月6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国提交的“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自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55处，位居世界第一。

对于良渚申遗成功，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此举标志着，国际上终于不再将其对中国文明史的起点锁定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殷商时期，而开始承认中国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也实证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同处于同一个年代时间点上。

中国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同属最早的人类文明

考古发现成功申遗，在中国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譬如，远的有十多年、二十多年前的敦煌、秦兵马俑、殷墟等，近的有湖南、湖北、贵州的土司遗址等。但良渚遗址这中国第55个世界遗产项目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的反响却要大于以前。这是为什么呢？

良渚古城遗址（良渚申遗报告）

我国文明的起源研究的著名学者、已经87岁的严文明教授曾讲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良渚的考古从一开始就不是挖宝。”我们后人对良渚遗址的刨根问底，既是解读古老的文明密码，更是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真实性，找到有据可循的科学证据。18

考古专家认为，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来说，我国以前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都属于中国历史“信史时代”的考古遗存，也就是3500年来有文字记载时期的考古发现，而良渚遗址距今5000年前后，属于中国没有文字的“传说时代”的考古遗存。良渚遗址成功申遗，令中国考古界为之一振。申遗成功，说明良渚遗址发掘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遗产组织的认可。当一些学者还在为夏遗存在那里争论不休时，考古新发现的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直接跨过夏代，呈现给人们一个个5000-4000年前，东西南北都有分布和联系的灿烂辉煌的古文明遗址，这是何等令人高兴的事。以往，考古界关于国家文明的标准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史前晚期考古的一系列发现，足以让人重新思考文明的新形态和新标准，给国家文明以新的定义。19

良渚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得到了世界考古专家的高度认可和肯定。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科林·伦福儒先生于2013年和2017年两次考察良渚遗址，他在世界考古论坛作的学术报告，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将良渚古城遗址与古埃及、苏美尔、印度摩亨·佐达罗、墨西哥玛雅、土耳其哥贝克力石阵、英国巨石阵等世界同类遗址作了深入的比较分析，详细论述了良渚古城遗址极为重大的历史与考古价值，认为良渚遗址发现的历史贡献是：从考古学证据上证明了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的良渚就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文明阶段了。

三百位世界考古专家考察良渚遗址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承担着世界遗产专业评估工作，理事会主席古斯塔夫·阿罗兹了解了良渚遗址情况后，认为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已经证明，五千年前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因此这个遗址的“价值巨大，非同一般”。20

世界文化遗产思辨研究协会将2018年度被誉为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奥林匹克”盛会的主办权交给了中国浙江，大会主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澳洲执委会委员提姆·威特先生充分肯定良渚价值，大会前专程来良渚考察，大会期间将良渚遗址作为重要案例全面宣传推介，三百位与会专家学者参观良渚古城，刷新世界对中国文明的认识，为良渚申遗造势。21

在国内考古发掘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开始实施了“走出去”的战略，站在世界文明史的坐标系里评判中国文明，在比较中更加增强了文化自信。

浙江考古队参与洪都拉斯的玛雅遗址考古对比良渚更加自信

目前，中国考古机构在境外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古迹维修涉及的国家已达十多个，既包括相邻国俄罗斯、蒙古国、孟加拉国、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国，还包括距中国万里之遥的中美洲洪都拉斯和非洲肯尼亚等国，在洪都拉斯对玛雅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浙江考古人员参与玛雅发掘与良渚比较，更加提高了良渚的认知和自信。2018年，又正式开始了赴埃及考古发掘，即将与印度开展考古发掘合作。中国社科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负责人李新伟先生说，“通过对外国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可以如此丰富多彩，人类可以沿不同的道路创造辉煌文明。在了解世界文明的前提下体悟自己文明的独特和灿烂，坚定文化自信”。22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考古遗址离夏门大学最近的是杭州良渚遗址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几个重要考古遗址里，杭州良渚离易中天先生所在学校厦门大学距离最近，而且占地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良渚博物馆，早于2008年9月就已竣工对外开放，易中天先生不会对关系到他如何界定中华文明史年代的重要考古遗址及其成果，也因忙于学术而不知吧。

但是，比杭州良渚遗址距离更远的河南洛阳偃师市二里头遗址，易中天先生似乎对其考古进展更为了解。是否就是因为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只能认定中华文明史约为三千七百年，而杭州良渚遗址和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都可证实中华文明史超过四千至五千年呢，这就要请易中天先生自己来回答了。

一个有趣的对比——良渚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与易中天重写中华文明史三千七百年比较

说明：

易中天在多个数千人的大型演讲场合讲到中华文明史不像以往教科书讲的5000年，而是仅有3700年，而且在他皇皇36卷《易中天中华史》巨著里，主题就是要讲清楚“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作为“学术超男”的易中天，怎么那么随意的去否定中华5000年文明史呢？为什么不像良渚考古学人持续80余年先后四代的艰辛努力，包括身患癌症、弥留人世不久的张忠培老先生，还念念不忘要为良渚遗址申遗助力，联合考古泰斗向习近平总书记联名陈述良渚之于中华文明的意义。2019年终于赢得了联合国申遗成功，实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

二、二问易中天先生：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宣称中华文明史仅有3700年呢？

1、不会是为了“钱”吧？

在得知易中天计划重写“3700年的中华史”后，有媒体发表文章称“《易中天中华史》是一颗文化原子弹”，知名出版人丁怀超则公开质疑：“直觉告诉我，易中天教授精神发生了问题，或者是我自己的精神发生了问题。这样的‘大历史’书，也许能够博得一时叫好，却无法自立于史书丛林之中。易老师著作已经等身，引读者收藏的有几种？与其如此疯狂的写那么多书，莫如5年写出一本书来。”

在种种争论声中，易中天倒很坦然，他强调，也不是为忽悠钱，《品三国》够他吃一辈子，“我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和女婿都是年薪两百万级的高管。我要钱干什么，我要做事情，我要写东西。”易中天说，大家看序就知道写了多少，“七种版本，每一种版本至少五稿，七种版本，至少写了35稿。”有记者干脆问他花如此大的精力何苦来呢？易中天回答说：“犯贱，拿去做标题好了。”23

按照易中天先生自己的说法，他仅凭《品三国》就够他吃一辈子了，而且他的女儿、女婿“都是年薪两百万级的高管”，这么说来他是不缺钱的，况且易中天先生已经先后几次获得了年度作家富豪排行榜单了。2007年，《易中天品三国》创下了350万册的销售纪录，以680万元的版税收入，成为当年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前三甲。2013年，易中天以600万版税收入位列“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6名。而助推其上榜的就是易中天在同年5月开始对外推出的《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前五卷）。

根据《易中天中华史》出品人、果麦文化董事长路金波预测，在全书出齐后，《易中天中华史》累计实现销售100万套，3600万册。按平均定价35元计算，码洋13亿。路金波说：“我经常骂电影，目前中国电影最高票房是《泰囧》12.8亿，那么，我就用一大本书打破“票房纪录”吧。事实上，世界电影票房纪录是《阿凡达》27亿美元。但是一大本书《哈利波特》的全球总销售码洋至少是80亿美元。也就是说，最伟大的作家和学者，一个人一支笔的创作，完全能胜过几百名娱乐界人士耗费许多许多资金搞出的只流行一时的东西嘛。”讲到此，路金波似乎有些醉醺醺的沉静在自己的梦幻里了：“我在办公室傻滋滋地憧憬未来”。24

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介绍，营销活动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易中天·中华史”在各地供不应求，经销商纷纷大批量添货。首印20万套被迅速订购一空，出版社被迫火速加印。25

从以上出品人和出版社介绍的情况来看，以及每次图书营销活动易中天先生都倾力出席，激情演讲来看，如果易中天先生一点也不关心发行量或版税，似乎也不一定完全与真实相吻合。

2、难道真的是为了“爽一把”？

对于为什么要写这套书，易中天半开玩笑地说是为了“活着的时候爽快一把”。针对坊间想“流芳百世”的说词，易中天给予否认，“我的原话是爽快一把，我才不要流芳百世。我死了才不管那么多，我活的时候爽快一把。我不爽，读者就不会爽，读者不爽，我就不会爽。我希望8到88岁的读者，看这部作品都能觉得‘爽’。” 26

易中天先生以一己之力潜心7-8年难道真的就是为了“爽一把”吗？在每一卷每一册《易中天中华史》的封面上都特别注明“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难道易中天先生把中华文明5000年的传统认知缩水1300年也是因为“爽”？而这个“爽”，按照易中天先生“我不爽，读者就不会爽，读者不爽，我就不会爽”的逻辑，易中天先生已经认定读者是乐意接受3700年的说法的，因为我写书的目的是为了读者“爽”，读者不“爽”我也不“爽”。读者不“爽”的事，我也不会去写，我写的东西，就是为了读者“爽”。

易中天先生以66岁的年龄开始写作，就是为了“爽”吗，这是令人高度怀疑的，而且还是“我死了才不管那么多，我活的时候爽快一把”，这就更让人怀疑了。仅仅从他自己给这套书的定位“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以及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就清晰的表明，易中天先生写此书应该是为了“精神”，为了寻找“精神”，更为了重建“精神”。

易中天给文明的意志的定义是：“为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27易中天先生是要回答什么是“中华根”，什么是“中华梦”，什么是“中华魂”，是要回答中华从那里来，怎么来，为什么这么来；到哪里去，怎么去，为什么这么去。一句话：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既然要寻找和探寻如此重大的问题，准确的寻找到“中华的位置”，包括最初始的“位置”，就不是可以用“爽一下”的态度而为之了。

因为把中华文明史缩减为3700年，自然在易中天的书里就把中国放在人类六大古代文明的最后一名了：“六大古代文明的发生时间大约是：苏美尔和埃及，公元前3500年；哈拉巴（印度河），公元前2500年；克里特，公元前2000年；奥尔梅克，公元前1800年；中华，公元前1700年。”28

可以说，在《易中天中华史》叙述的人类六大古代文明次序里，最初始的“中华的位置”是处于末位的。不知道这样的定位，读者读了易中天先生的书后，会不会“爽”。

三、三问易中天先生：难道不应该因自己的草率而道歉吗？

1、“中华文明五千年”绝不是某个人可以随意改动的年份

关于“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一称呼，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学术概念，一个历史知识性的概念，而是具有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神圣崇高的精神意涵。

从梁启超的《五千年史势鸟瞰》，到孙中山的诗句“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

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在民族磨难、饱受摧残、救亡图存之际，是仁人志士大声的喊出五千年的民族之魂，雄浑支撑着，在灾难的时候，调动起历史的荣光，树立起坚强的意志；

从西方来华传教士卫匡国编撰的《中国上古史》，把中华史起始年定为公元前2952年的伏羲时代，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通电各省，并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从历史学家钱穆的“中国五千年来，传统相承所建立的和平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是人类所稀有的伟大贡献”，到小学课本的“华夏五千年，灿烂历史长”；

从悠悠五千年轩辕黄帝开历史之先河，创中华之文化，被奉为中华民族始祖，到海内外炎黄子孙每年共同隆重祭祀黄帝陵，缅怀始祖，传承精神；

从大、中、小学教科书，到影视文化、新闻媒体、图书出版、文学艺术，学习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知识，赞美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传承博大恢弘的中华精神，已经成为中国人从孩童就开始形成的一种民族意识，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不可忘却的集体记忆；

从弘扬传统文化，践行民族优秀传统，到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不凝聚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精髓。

“中华文明五千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民族自豪，一面国家旗帜，一种家国情怀，一种精神信仰，一种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根柢，已经具有神圣性和崇高性。过去有史书文字记载，有众多专家学者的考证，从仁人志士的高举，也有延绵五千多年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现在，通过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及良渚遗址联合国申遗成功，更从历史遗存考古学意义上得到了实证。

中华文明五千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易中天先生当然可以去写你的“三千七百年中华史”，但是你为什么要去否定五千年呢，而且还特别坚定的说“五千年是文化，不是文明，要改正”，为什么硬要把中华文明史缩水一千三百年，有何干呢。

2、为了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史实，面对几代中国历史学人和考古学人的艰辛付出和拳拳服膺，易中天先生是否有内疚感呢？

为了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海内外中华学人数十年来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历史学界就有人倡议发起重写“正史”《中华民族史》。1990年冬，历史学家史式教授在《社会科学报》上公开倡议编纂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同于历代“正史”的上溯五千年文明史以上的《中华民族史》，立即得到海内外学者热烈响应，与台湾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和一些历史学者达成了两岸学者合作编纂《中华民族史》的共识。后发起“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的签名活动，有些学者是经过反复探讨后，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百年来华人中首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著名美国哈佛大学史学教授、《剑桥中国史》作者之一张光直先生，在得知此事后，即写信给史式先生，表示愿意签名。《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及100位史学家的签名，发表在1999年第2期的《文史杂志》上。遗憾的是，两年后的2001年，张光直教授去世，享年70岁。至今，史式先生和黄大受先生都是近百岁的耄耋老人，他们仍然祈盼着重写的《中华民族史》能够早日面世。29

一百位海峡两岸史学家联名签署《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

既然易中天先生36卷的《易中天中华史》有崇高的精神诉求，易中天先生何不辛苦一把，把那段零散的、残缺的一千多年历史，更加着墨，奋笔疾书，填补这段人文历史的空白，岂不更“爽”呢。而填补这段人文史，不能仅仅依靠考古学家，恰恰应该是历史学家，哲学家，人文学家去完成。这不是可以更好的体现易中天教授的价值吗。

当然，对于中国考古界来说，用考古资料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1980年代，以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者夏鼐先生（1910-1985）《中国文明的起源》和苏秉琦先生（1909-1997）提出的各地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为代表，标志着研究中华文明新阶段的开始。只可惜他们未能见证迅猛发展的中国考古事业今天所取得的耀眼成绩。

以著名考古学家王巍、赵辉为代表的新一代考古学人，扛起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担，经过16年的不懈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大成果，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中非常重要的空白。并且一改以往文明起源标准都是由西方制定，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西方学术界对于文明非常重要的两条标准——文字和铜冶金技术，是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为基础所总结的；而我们得出的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发展、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中心的城市、大型建筑和工程判断标准，更符合中国历史的特点，这既是我们中国考古的话语权，也是对世界文明史多样性研究的重大贡献。30

良渚遗址申遗成功，是历经四代人中国考古学人，历时八十多年长期努力的结果。

施昕更（1911-1939）是第一个发现良渚遗迹的人，在1936年撰写了几万字的研究报告。施昕更的同龄人1909年出生的苏秉琦和1910年出生的夏鼐，他们是第一代开拓者，也是后来中国考古学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第二代开拓者有1932年出生的严文明、1933年出生的俞伟超（1933-2003）、1934年出生的张忠培（1934-2017）、1932年出生的牟永抗、1930年出生的黄宣佩（1930-2013）、1943年出生的王明达。美籍华裔学者1931年出生的张光直，也曾为解读良渚作出重要贡献。出生六十年代的刘斌、王宁远是良渚第三代考古人，出生八、九十年代新进入的为第四代。31

2016年6月13日，罹患三种癌症、弥留人世不久82岁的张忠培老先生(1934-2017)，念念不忘要为良渚遗址申遗助力，联合了94岁的宿白（1922-2018）、94岁的谢辰生、86岁的黄景略等考古泰斗，向习近平总书记联名写信，提出《关于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标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建议》，陈述良渚之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只是可惜，张忠培和宿白两位令人尊敬的考古前辈，未能等到良渚申遗成功那一天就去世了。32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德高望重、铮铮铁骨的前辈，为了非亲非故的良渚遗址尽了最大的努力，而在他身后，还有一代又一代专业严谨的考古人，为了国家的历史文脉默默耕耘、无怨无悔。

正是这些执着而可敬的考古人，为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为了让世界认同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薪火相传，接力守护。

请问易中天先生，对于考古学人的艰辛付出和拳拳服膺，有什么想法呢。

就在易中天先生启动《易中天中华史》写作的2012-201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良渚遗址发掘已经很有成效了，而易中天先生却依然坚定的缩水中华文明史一千三百年，这样做是否有愧于那些莘莘考古守望者的辛劳努力呢。

3、作为一名为人答疑解惑的人民教师是否有愧对感呢？

易中天先生是一名人民教师，现在更是一名精英人士和公知。

精英是指社会的成功人士，是社会的少数，但他们在能力、见识、财产、素养等诸多方面超过大多数群众，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影响和作用，是社会的精华。易中天先生应该属于精英人群。

易中天先生是公知吗。易中天的好友、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先生说易中天不是公知，他说：我不觉得他算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并没有去做什么“为民请命”之类的事情，他只是在普及一些常识而已。33

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的缩略词，是指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从定义来看，易中天先生完全符合一名公知的身份了。

易中天先生现在已经很有影响力了，要不然易中天先生每次演讲动辄就可以吸引几千甚至上万人，他的书籍发行几百万册上个作家富豪榜也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就连邓晓芒先生也自叹不如“我没有他那样的口才，所以不可以像他那样做，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影响、吸引人。”

易中天先生以他的影响力在“普及一些常识”，如果这些“常识”不准确，甚至错误，更或者具有颠覆性，影响到本已经是常识的变得不是“常识”了，产生严重的误导，而且还可能涉及到影响文化自信和历史认同，那就有点可怕了。

这里引用一名网友听了易中天先生关于中华三千七百年文明史的演讲后发表的感想。

这位网名叫“幻想成功”的网友发表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的贴文写道：

易中天是个有水平有良知还有胆识的士子，他直接说出了“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话，他的评论很精辟、很深刻、很痛快，大家欣赏下，必有醍醐灌顶之感！

贴文继续写道：

挤压中华泡沫史

所谓“中华5000年文明”就是泡沫史，有史可考的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

有人说从地下挖出了几万年前的陶罐，证明中华文明还包括“史前史”。这是无知，还挖出过50万年前的头盖骨呢，与文明史扯不上半点儿关系。文明包含三要素：

哲学——人类思想的荟萃；

宗教——人类心灵的寄托；

艺术——人类对万物之美的诠释。 

哲学、宗教、艺术萌芽之前，是没有文明史的，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中华文明史没有5000年，只有3700年。34

演讲，尤其是传播知识性演讲，本是传道，授业，解惑，答疑。而易中天先生的演讲似乎已经超出传授知识更是超出学术的范畴了，有娱乐化的严重嫌疑。

想一想，在广场上，给上万人讲历史，讲学术，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在演讲舞台上甚至还有青春少女伴舞，讲到兴头上，易中天先生甚至干脆脱掉自己的西服高举头顶挥舞起来。35

2013年10月30日易中天在武大梅园广场演讲

2013年10月30日易中天武大演讲高潮脱去西服高歌一曲

哇塞，易中天先生真是“酷到爆”啊，“爽”到灵魂深处了，成为比“超男”还超男的“学术超男”了，这和被网络誉为“学术超女”的于丹的“心灵鸡汤”已经别无二致。这时的易中天，不仅在“娱乐”大众，也在“娱乐”自己，把自己坠落为追逐市场的马前卒了，难怪会有北大的老师说易中天是“庸俗的学者，是一个把历史庸俗化的人”。36

2013年5月16日，易中天先生在北大作了一场演讲，这场演讲是一场商业性的演出，是他的《易中天中华史》出品人和出版商精心策划的第一卷祖先、第二卷国家首发式。他们把首发式放在北京大学，对外宣称是在北大百年大讲坛易中天作“文明的意志和中华的位置”的演讲。

其实，北大根本就没有一座“百年大讲坛”，只是为纪念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在2000年5月建成运行的“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可以简称为北大“百年纪念讲堂”，但不宜称为“百年讲堂”或“百年大讲坛”，否则会有误导。实际上，“讲堂”经常性的开展对外商业活动。商演，北大学子没有票或者买不起票是进不去的。

虽然这座讲堂建成时间不长，但是已经名声在外。英国首相、希腊总理、阿富汗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以及比尔·盖茨等政要名人都在这里做过演讲，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也到此参观。当然更具有新闻性的是2012年底，通过央视《百家讲坛》出名的文化明星于丹在这里被北大学子“轰下台”，立即在网络上掀起一场风波，从此于丹似乎就逐渐消失在了公众的视线里，而这次事件甚至被誉为是一个里程碑，象征着学术泡沫的破裂。

看来，北大学子不是吃素的。但是，网上也有不同声音。说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学子，“你可以不同意于丹老师的观点，但你应该有誓死捍卫她说话的权利”的态度，至少也应该给予尊重吧。

但是，仅仅过去了半年，同样在央视《百家讲坛》走红的易中天先生，在北大“纪念讲堂”里的待遇就比于丹老师好的多了。

易中天先生这次的演讲讲了两个核心观点：一个就是中华文明史只有三千七百年，比通常认知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缩水了一千三百年；另一个也很厉害，易中天老师说“中华文明没有信仰”。

面对如此具有挑战性的观点，北大学子却集体“失声”，是接受了？是认同了？还是像易中天老师说的那样“爽了一把”？不管怎么说，显而易见，易中天老师比于丹老师要“高明”的多。

2013年5月16日易中天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演讲

在对待易中天老师和于丹老师不同的态度上，不禁又使人对北大学子的“胆识”有了更多的思考。

很多学生对易中天式的历史调侃或戏说是知晓的，是清楚的，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又趋之若鹜呢。只能说学生们精神上太饥渴了，太渴望新思想、真性情浇灌了。大学之魂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既是今日之大学所缺，也是今日之大学所望。

还有，不禁要问一句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的管理者，难道“商演”就可以不问东西？把自己定位为“力争成为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对外展示的形象窗口之一”37的“讲堂”，在中国最被看重的人文高等学府殿堂，什么言论都可以传播吗？甚至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的、且是面对普通学生而非专家学者的学术人群，对通常认知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发出挑战的言论或观点，都是可以“兼容并包”的吗？不知道如果有教授在哈佛大学作关于“美国历史没有二百年，只有一百年”的演讲，是否可以得到允许。

如何从学理上，从根柢上，让国人扎扎实实地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一直是中国历史学界、哲学社会科学界、中国考古界一个急迫诉求。

针对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是否真有五千年历史的怀疑，国人对于什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中华文明是否真的有五千年的历史等这样关键的问题，也所知甚少。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提出的关于文博的四个建议中，其实我最希望提的就是‘中华文明宣传工程’”，“我们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十年有余，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找到了实际证据，为人类文明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2013年召开的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入选九大重大考古研究成果，但在国内却鲜为人知，究其原因，是在公众方面所做的宣传不够”。38

易中天先生能否为“中华文明宣传工程”做点贡献呢。

我国《宪法》序言第一段表述是：“中国是世界上历久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在古今中外所有《宪法》中最为独特的一段文字表述，任何国家的宪法中都读不到类似段落。39

文化之于中国有何意义？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四十年，或者说，中国已经拉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复兴运动的大幕，近百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中华传统文化如此高擎。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收获了人口红利，改革红利。下一个四十年，要支撑高速持续发展的动力，激发社会的活力和提高创新的能力，靠什么，就要靠来自文化自信的“文化红利”，信仰自信的“信仰红利”。当然，“文化自信”和“信仰自信”，是需要观念建构、道德建构、国家治理结构建构、社会生态系统建构的保障和催生。

也许，在下次修宪，《宪法》序言第一段的表述会明确的写上：“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世界上历久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一个人的宪法责任，要让悠久的中国的历史延续下去，要让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一个不可推卸的、最为崇高的宪法责任。

精英也好，公知也罢，至少易中天先生是一名人民教师吧，至少应该承担答疑解惑的“注意义务”吧。对于中华文明年代的表述过于轻率的表态，易中天先生是否应该表示歉意呢，请回答。

至于易中天先生关于“中华文明没有信仰”的言论，以及被他誉为“中国唯一的哲学家”40他的老友邓晓芒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将另有“三问”专文阐述，请听下回分解。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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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易中天：我就是个无法贴标签的怪人》，中国网www.china.com.cn，2014年1月9日。（引用时间：2019年8月7日）

(撰文：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