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国家，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
司马迁的《史记》在历史上首次为少数民族立传，重视华夏文明与少数民族交往发展的关系。
在《史记》中，司马迁精心塑造了无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各个少数民族的首领也在司马迁笔下生动地表现出来。
虽然在《史记》庞杂的篇幅上，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比重并不大，但依然可以看到司马迁不吝笔墨对其的精心塑造，表现出作者的情感态度。透过司马迁对于少数民族首领的记述，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匠心独运的写作艺术，更能见识到他独特进步的民族史观。
一、《史记》中的少数民族首领形象
《史记》中的少数民族首领虽然数量不多，但仍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并没有为少数民族首领做出独传和合传，但却在类传中塑造了大量少数民族首领的形象。
这些少数民族首领身份、性格各不相同，以一段段传奇的故事活跃在各个传记的长卷中。
《史记》中少数民族首领总共92人。在涉及到的传记里，有5篇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传记：《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
同时春秋战国的楚国、吴国、越国，地处南方蛮荒地区，不仅中原民族将其视为蛮夷，他们自己也往往这般自称；
如《楚世家》中熊渠就号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而越国也存在“文身断发”这种与中原人民迥异的习俗，它们都表现出与中原民族的极大不同性。
有些少数民族首领在数篇传记中都有涉及，例如冒顿单于在《匈奴列传》、《韩信卢绾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和《季布栾布列传》等篇目皆出现过，充分显示了人物与事件的密切联系。
尽管《史记》中很多少数民族首领只是历史发展的陪衬，简单地一笔带过或仅仅提及姓名，但还是有一部分被司马迁着重塑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霸业的开拓者——庄王和勾践。
作为“南蛮”中的两位春秋霸主，楚庄王和越王勾践被司马迁勾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而这两位君主背后的“一鸣惊人”“卧薪尝胆”的故事更是耳熟能详。
楚庄王起初看似昏庸无能，实则是司马迁欲扬先抑，在伍举、苏从冒死进谏后，他幡然悔悟，改过自新，任用贤臣。而在下文中司马迁通过楚庄王的言行、举止和生动故事塑造人物形象，使人物形象更为饱满。
在周都向王孙满询问九鼎的轻重，无疑是对周王室极大的挑衅，司马迁在不经意间就将楚庄王作为“蛮夷”的桀骜不逊、落拓不羁表现出来。
当王孙满向楚庄王解释统治国家在于道德后，楚庄王漠然撤军，这也能看出庄王赞同其观点表示出的自省。
当楚国攻打陈国、郑国和宋国时，楚庄王都表现得谦逊有礼，毫无乘人之危，面对敌人也有同情和钦敬，体现出楚庄王为人可靠、胸怀宽广的内心。
同时，司马迁塑造楚庄王也是多方面的，如在《滑稽列传》里，楚庄王作为侧面人物登场，采取优孟的隐谏取消对爱马的厚葬和优待叔孙敖的后代，侧面显示了楚庄王开言纳谏、采纳忠言的性格，这样一个从昏庸无能的壅君到至圣至明的雄主的历程就被司马迁生动地勾勒出来了。
对于另一位“蛮夷”霸主越王勾践，司马迁则参杂了复杂的感情。
纵观《史记》中春秋战国诸侯国的世家，司马迁定题一般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直接以国名为题，例如《晋世家》《楚世家》等；
另一种是以开国先祖之名为题，如《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等，
唯有《越王勾践世家》是个例外，“越王勾践”既不是国名，亦非越国的先祖，而是越国唯一称霸的君主，以其作为世家题目，足可见司马迁对其的重视。
司马迁运用了细节和传奇故事，将其发奋图强的经历展现在读者面前。
比如介绍越王勾践的第一次出战，“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利用自杀战术去袭击敌军，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中实属独例，这般传奇的战役里，勾践的善于谋略就非常出色地显现出来。
当败绩于吴国后：
“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
这一段虽无华丽雕饰，但却在朴实的语言中将勾践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性格勾画出来。
之后征服吴国过程中，当吴国使者前来求和时，“勾践不忍，欲许之”“勾践怜之”简单的几句又将越王勾践矛盾、复杂、犹豫的心理淋漓地表露出来，其独特的性格风貌赫然映上。
如果能够联系司马迁和越王勾践相似的经历，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司马迁会嘉许勾践了。
越王勾践兵败会籍遭受屈辱，而司马迁则因为得罪了汉武帝，遭受耻辱的宫刑，受到统治阶级的歧视和侮辱。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写到过自身受刑的悲惨经历：
“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
可想而知，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司马迁都经受了屈辱和压迫。
由于遭受的经历大致类似，因此每当写到这一类和自己有共性的历史人物时，司马迁就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和赞赏，并以历史人物自勉，而越王勾践丰满形象的塑造，就是作者不屈精神的化身。
（二）传奇的狼图腾——冒顿单于。
匈奴是汉朝最强大的敌手，而作为匈奴杰出的领袖，冒顿单于在《史记》中也展现了彪悍的身影。
在《匈奴列传》里，冒顿单于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其一生的戎马岁月，被司马迁如实记录，充分体现了其独有的历史地位。
头曼单于想废长立幼，于是将冒顿送往月氏做人质。随后派兵攻打月氏，想以此借刀杀人害死冒顿。
在简要的叙事中，司马迁就揭露了草原民族狡诈的另一面，渲染出冒顿身处险恶的背景。
偷盗良马逃回匈奴，暗示了冒顿的勇武过人。而此后的故事里，更能看到他的狡黠和专横。
他以不容置疑的态度规定鸣镝射箭，即使响箭射向自己的爱马和妻子，冒顿也要求手下射向目标，违者皆被处死。
为了夺得单于的头衔，冒顿的妻子、父亲、后母、兄弟以及众多大臣都成为了政治工具和牺牲品。游牧民族历来对狼具有崇拜敬仰的心理，而在不经意间司马迁也透出了冒顿足够多的“狼性”。
然而除了自己的妻子和手下，如果冒顿单于不杀自己的父亲后母等人，恐怕自己就会惨遭厄运，所以这一系列杀人的记录，又体现出了冒顿单于决断、强硬的作风。
正是凭借着这样的作风，冒顿单于才成为草原上的头狼。随后对战东胡前的“先礼后兵”，不仅铲除了不负责任的大臣，还令东胡因此轻敌被其吞并。
两段生动传奇的故事中，这位具有个性的少数民族首领，凭着言行、举止就活生生地跃然纸上，展示出特独特的英雄气概。
和同时期中原民族领导人刘邦相比，冒顿单于和刘邦本质上都狡猾奸诈、专断果敢、猜忌多疑，在隐忍的同时依然雄心勃勃、最终胜利。
但在一些地方上两人还有很多不同。如在杀人方面，刘邦更多体现的是仁慈，如贯高、蒯通等谋反人物刘邦都没有杀，季布、雍齿这些仇人也没有杀，杀的丁公、英布等人无非是极为反感其人品或者具有弥天大罪性质的人。
而冒顿单于杀人更偏向一个“狠”字，从他弑父、弑母、杀妻、杀大臣来看，他杀人是为了利益和爱憎，这样草原人威猛彪悍、爱憎分明的性格就凸显出来。
对于女人，刘邦喜欢戚夫人疏远吕后只是男人喜新厌旧的作风，而冒顿一次杀害妻子、一次抛弃妻子都是为了政治斗争的进行，这一方面冒顿做得更狠、更绝。
所以在白登之围中，刘邦被冒顿所困也在情理之中。无时无刻，冒顿单于都带有一种戾气感染着世人。
而在《匈奴列传》《季布栾布列传》中冒顿单于给吕后写信胡说八道，又淋漓地展现了作为游牧民族首领的他桀骜不羁、无拘无束的天性。
冒顿单于正是一匹披着人皮的“狼”，他集勇敢、狡黠、凶狠、专断、桀骜于一身，这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故事，则表现出他复杂多样的人格气质。
（三）夹缝中生存——朝鲜、两越和西南夷。
西汉时期，除了匈奴和西域小国，《史记》世界里和汉朝并存的还有朝鲜、东越、南越和西南夷这些小邦国。
由于地区偏远，生产力落后，有些小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如《西南夷列传》里讲到少数民族首领的数量，简直数不胜数：
偏远的西南地区，一个民族部落的首领动不动就“以什数”，足可见少数民族首领之多。
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记述，作为群像展示出西南夷独特的风貌和真实的特征，也是介绍西南夷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
同时，西南夷地小、人多、封闭的特点，致使西南夷的少数民族首领也如井底之蛙一般闹出笑话，如滇王见了汉使竟问出“汉孰与我大？”这般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还导致汉使把滇说成大国，引起了汉武帝的重视。
虽然滇王和夜郎侯在地理知识上较为落后，但在政治局势上却表现出了长远的眼光。
汉使南下寻找身毒，好客的滇王就留下了他们，还派人前去帮忙。汉朝征服西南夷时，滇王和夜郎侯竞相归顺，为民族融合做出贡献。
虽然《西南夷列传》篇幅不长、头绪甚多，但司马迁记叙事件却详略得当、井井有条，在“以什数”的少数民族首领中重点塑造滇王和夜郎侯，笔墨不多却在简单的话语叙事中将两个风趣的君主栩栩如生地描绘在历史的画卷上，表现出了非凡的叙事艺术。
由于篇幅短小、事件平淡，《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的文学色彩并不浓，但记人记事亦有特色，通过过人的叙事以及人物塑造手法勾勒出几个生动的少数民族首领。
除了滇王和夜郎侯，南越王赵佗也是塑造较为丰满的形象。
秦末天下大乱，赵佗杀死秦吏自立为王，典型一个精打细算的野心家。
刘邦因为中原人民劳苦，便对赵佗采取了安抚政策，将赵佗由潜在的敌人转化为可靠的盟友。虽然吕后当权时赵佗因为和吕后的矛盾自立为帝、割据反叛，但因汉文帝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比刘邦更加显出诚恳，遂使赵佗心服口服地“愿长为藩臣，奉贡职”。
就这样，通过“割据——归顺——再割据——再归顺”这样一个看似反复却又生动的结构，将赵佗同化汉越、促进民族友好感情的故事精彩述出。
二、司马迁通过少数民族首领所体现的民族史观
（一）透过少数民族首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歌颂。
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塑造鲜活的历史人物弘扬了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透过历史上少数民族首领的描写，司马迁充分赞扬了他们勇敢、坚强的高贵品质，极力弘扬了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精神。
由于少数民族大多分居在边疆地区或深山老林，这些地域大多生存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致使少数民族生活条件落后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人民也大多歧视少数民族。
在恶劣的条件下，少数民族并没有被打垮，反而磨砺出勇敢、坚强的品质，在他们首领的领导下发奋图强、积极进取，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些少数民族自身的一些特质，都得到了司马迁的重视。在《史记》中，司马迁描写了众多少数民族首领不畏艰难、奋发有为，最终克服困难顽强抗争的历史。
如《楚世家》中，他笔下的楚庄王虽在荆蛮落后地区，但却励精图治、任用贤良，历经了安于享乐到勤恳执政的蜕变终成霸主。
《匈奴列传》里匈奴内部单于父子不和，外有秦汉、东胡、月氏等强敌虎视眈眈，但冒顿单于凭着勇毅、决断的作风，逐步在隐忍中铲除异己，对外逐走月氏、吞并楼烦，在白登山围困汉高祖七日之久，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成就。
司马迁笔下最为发奋的“蛮夷之君”，则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司马迁着重描写了越王勾践兵败、求和、图强、称霸的过程，歌颂了越王勾践顽强不屈、积极奋进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种精神不仅是百越民族的光荣，还同时感染、激励了无数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去拼搏奋斗，并积淀成为“一种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直至今天，它依然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二） 透过少数民族首领的行为歌颂中华民族大一统、各民族友好和睦的思想。
在《史记》编写之前，受“夷夏之辨”思想影响，中原民族对少数民族存在偏见和歧视，不仅称其为夷狄，在典籍中也有所贬低。
至圣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到了战国时代，孟子还贬称楚人为“南蛮鴃舌之人”。
而《史记》在史书中首为少数民族立传，讴歌少数民族首领优秀品质，与前人相比体现了先进的民族思想。
在《史记》中，司马迁介绍少数民族先祖首领时，都写到了他们是炎黄子孙，强调少数民族和中原民族血脉相依的关系。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
千年后，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或许正唱出了司马迁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