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观点

正负两种西方观自鸦片战争以来同时生发，相互缠绕，共生共长。

鸦片战争后，中国封闭的国门被迫打开。

长期以来被中国所鄙夷的西方“蛮夷”，以不可一世的侵略者身份再度步入中国人的视野，曾经为中国人所不屑的西方此时成为“天朝上国”不得不认真学习的对象。

中国人的西方观也在中华文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逐渐建立起来。

一、两种西方观的形成

中国人对“西方”的情感是复杂的。

一方面，西方世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往往代表着“先进”、“文明”，西方是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样板，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龙VS西方龙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被西方丰裕的物质生活深深震撼，也被西方的思想深深吸引，“崇洋”一时间成为中国的“时尚”。

但另一方面，“西方”是中国近代百年耻辱的始作俑者，给中华大地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时至今日，西方依然在遏制中国的复兴。

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人的心中，存在着两个西方：

一个是象征人类文明发展高峰、“普世价值”的西方，令人“向往”的西方。

另一个则是代表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西方，令人反感的西方。

而这种两分的西方观，早在近代便已在中国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近代中国对西方的认知，并非是出于自觉，而是在西方的武力入侵下迫不得已做出的自保之举。

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美梦，在西方步步紧逼下，无论是冥顽不化的保守派，还是锐意进取的革新派，无论是庙堂之人，还是市井小民，都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意识到西方对彼时中国的领先是全方位的。

西方“坚船利炮”

由此，西方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榜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个大事件无一不带有西方的色彩。

洋务运动创建的一个军事基地

从器物之学，到制度之学，再到思想之学，中国对西方的学习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以至于事事遵奉——

宏观层面上，“全盘西化”的论调不绝于耳；微观层面上，日常生活中物物皆称“洋”，“洋油”、“洋火”、“洋钉子”、“洋面”充斥于坊间。

“洋火”

正是西方长期领先于中国的现实，造就了西方“高大”的形象，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然而，中国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同样是中国挽救颓势、徐图自强的过程，是中国人抵抗外侮、重塑民族自尊的历史进程。

因此，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当中天生带有着反侵略、反压迫的底色，它塑造了中国人对西方的抗拒心理。

这种抗拒心理是历史主义的，是对文明苦难历史的传承。

近代中国时局图

当然，这两种西方观看似矛盾，实则是近代中国危急时局下的必然产物，在近代中国的各种理念中都得以体现。

正面和负面两种西方观自鸦片战争以来同时生发，相互缠绕，共生共长。

二、实用主义西方观与现代化建设

近代中国对西方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历程。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追赶西方强国的过程。

因此，中国的西方观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以“有用无用”为学习标准，旨在服务于国家振兴与富强。

在中国国势颓败、似无转机之时，西化显然为古老乃至于腐朽的中国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当然，西化的展开是以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为前提，西方观的建立是西化的基础。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体分为如下阶段：

起初是在坚持传统的前提下求得先进技术；

然后意识到需要建立与现代化相配套的体制；

进而意识到没有现代思想意识的支撑现代化仍是空中楼阁；

最后方才明白只有发动普遍的革命廓清沉重的封建因素，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才能实现现代化。

然而，我们同样需要认识到的是，站在百年之后的现代视角反观历史，一切都显得理所应当，但是站在彼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这条现代化之路则是步履维艰。

人是经验性的动物，缓慢而有限的变革是中国的历史特性。

中国千年以来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生成的封建保守的政治文化，与西方的民主共和相悖，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严重缺乏群众基础。

此外，中国近代现代化思想的沿革总体上符合技术-体制-观念的发展路径，然而一些具有洞察力的思想家更早地意识到技术、体制、观念的全面变革才是中国的出路。

与“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同时期的徐继畲对欧美政治制度作出较为详尽的考察，不仅高度赞扬欧美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还比较了中西方政治观念，传统的“民本”观念与现代化的“民主”观念在徐继畲的笔下得以碰撞。

名著《瀛寰志略》作者 清朝总理衙门大臣徐继畲

同时，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的郭嵩焘，显然也对西方有着更深刻的认知。

郭嵩焘的洋务思想与风靡一时的“中体西用”思想有很大不同，与注重器物的洋务同僚们相比，郭嵩焘更注重良好风俗的养成，其重要手段是“政教”，即不进行政教风俗的根本改革，洋务派的现代化事业不可能真正成功。

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

当然，尽管中国现代化的参照物始终是西方，但中国特殊的国情致使中国必然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第一，革命的反复性。中国千年的封建统治使整个社会积累下深厚的封建因素，不进行广泛且深刻的革命，就难以医治中国社会的沉疴。

因此，在近代历史上，改良运动往往都以失败告终，而经历了数次激烈的革命，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两大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才得以确立。

第二，阶级的特殊性。无论是封建官僚主导的现代化改革，还是资产阶级发起的现代化革命运动，都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最终以最广阔的农村为根据地、发动了最广大的农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农民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第三，西学的中国化特征。尽管西方学说能够以本来面貌传入中国，但是在现代化的实践中，西方式的现代化路径不可避免地被中国的特殊国情所改造。

清末新政中的“皇族内阁”体现的是有清以来满洲本位的陈腐观念，却也是清朝的立国之本。

孙中山旧三民主义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富有强烈的排满色彩，符合反清革命的时代诉求。

而新三民主义则对旧三民主义做出较大改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充分考虑到新的国际形势和时代需求。

同样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自其传入中国后便已展开，无论是在革命斗争的方式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可见，近代中国的西方观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以中国的繁荣富强为目标，以西方为标杆，学习西方为手段，现代化（西化与西方道路的中国化）为路径，逐渐探索出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

三、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

与现代国家的建立

我们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西化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要以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前提，以西方列强殖民地身份进行的现代化是无本之木，归根结底是为殖民地宗主国服务，而不是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服务。

因此，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在政治上的表现则是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现代化则与民族主义相辅相成。

民族主义本是随西方的殖民侵略到达中国的舶来观念，但是在内忧外患的中国却引发出普遍的爱国共鸣。

自秦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都是以帝国形态出现的统一的多民族专制王朝，有边疆而无边界。

对中原王朝而言，但凡国力昌盛，便“开边黩武”；但凡国力衰微，则弃之夷狄。

“中国”大体上是指秦汉奠定的那片核心区域，如今的新疆、西藏、内蒙古、东北地区不过是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带，自然和风俗与中土迥异，并不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西域都护府”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却又先后湮没于历史长河中。

然而到了近代，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中国人的国家观却停留在老旧的帝国时代。

“天下观”亟待被现代主权国家概念取代，“家天下”依然充斥在广大国民的心中。

正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缺位，使得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蚕食鲸吞时，在领土问题上尤其短视，将广大国土拱手相让，广大人民也缺乏保家卫国的主人翁意识。

在西方列强的日削月割下，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逐渐成为时代主题。当然，入侵者带给中国的并不只有灾祸，凝聚人心的民族主义也随之传入中国。

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现代中国的国家观念逐渐建立起来。

从发端自太平天国的朴素反满思想，到邹容反专制、保人权的民族主义，再到章太炎反对民族压迫、种族仇恨的理性民族主义，最后到孙中山“五族共和”、新中国“民族团结”的务实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同样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

而民族主义也经由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在广大人民心中扎下了根。

四、西方观的中国本位

无论是正反两种西方观，还是现代化抑或是民族主义，但凡是中国人看待西方，其论证的出发点必然是中国。

换句话说，中国本位是所有西方观无法都回避的立足点。

第一，西方学说传播者的传统文化背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往往是具有变革精神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旧学功底深厚，经其传播的西学多少会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

为了方便迥异于传统文化的西学在中国流传，知识分子甚至会主动将传统文化与西学融合，改造出别具一格的中国化的“西学”。

康有为之“托古改制”、大同社会，谭嗣同之仁学本体论等思想都有“旧瓶装新酒”的特征。

也就是说，西学一开始就是“不纯粹的”，改造中国的实用主义态度贯穿西学传播始终。

西学东渐

第二，传统文化的韧性与西学的弱点。尽管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对中国的全面领先地位，但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西方也并非尽善尽美。

虽然传统文化的拥趸往往以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反动角色出现，但是当国人对西方的了解逐渐加深，西方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

西方的事物是否都适合于中国？是否可以用传统之精粹斧正西方的弊端？这些观点都成为严肃的思想命题，引发激烈的争论。

一战后，欧洲满目疮痍，曾经高高在上的西方在一场巨大的内耗中损失惨重，这更给中国人的西方观带来巨大震撼。

五四运动期间，中西之争再度达到高潮，归根到底，还是走怎样道路的问题。

五四运动

无论是“西学”还是“西化”，其功用都是“启蒙”。

只是在救亡图存这一迫切的时代主旋律之下，应当如何看待西方、怎样用西方改造中国都因中华民族巨大的生存压力变成高度实用主义的选择，而不是冷静而理性的思考。

西方文明固然有其优越之处，然而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是无法短时间内改变的，中国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文化基因也是难以消除的。

“中国本位”不仅是学习西方时的一种态度，更是澄清思想站位，厘清本末的主心骨。

一个社会的传统是不可能隔断的，正因如此，西方的思想文化不可能直接嫁接到古老的中国文明之上，中国在吸收西方文明成果后仍然是中华文明。

西方与中国，是文明的内与外，中华文明的核心依然不会改变。

结论

近代中国各种西方观的演变，皆出自中国自身的需要，具有强烈的中国特征和时代特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西方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小，对西方的憧憬乃至崇拜必将日渐衰减，中国人也必将以一种平和且平等的态度去看待西方。

新时代，中国面临着新的挑战，正因如此，我们更应当摘去有色眼镜，以更加理性的态度观察西方，以谦虚的态度继续学习西方，以充足的自信面对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