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衣云|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副教授

英雄与英雄崇拜的德国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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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凡尔赛和约」，战败的德国背负了全国人民必须不吃不喝70年以上才能赔完的巨额赔款，再碰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泡沫经济崩溃、恶性通膨、高失业率，使得倍受屈辱的德国人民开始期待能来个大转折，期待有一个英雄能出现领导他们打破现状，恢复德意志的荣光。

十九世纪中的托玛斯．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描述他对英雄的崇拜，他认为「在任何国家裡，发现一个最有能力的人，把他推举到最高的地位，忠诚地尊敬他。」「只要这个人在，你们的国家就拥有一个完整的政体，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这个最有能力的人，也就是最值得信赖的人，他最公正、最高贵、最明智。对他所说的一切，我们都应愉快而充满感激地接受，并付诸实践，按照他的意志去做。」(T. 卡莱尔，1963)。换句话说，个人是无能无力的，惟有超人的英雄出来领导，才能将茫茫大众转变成伟大的国民。

德国纳粹的发展宛如卡莱尔著作的写实化。1925年，第一次大战时著名的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当选为德国总统，他积极强化总统的权力，1930年不经议会便任命总理，且这个总理只对总统负责，不用向议会负责。

另一方面，希特勒在1919年加入「德国工人党」，当时它只是一个新成立的小党，希特勒运用强大的演讲能力与话术，掌握了对党内部的控制力，并一步步确立党的领袖制度，1920年将之改名为「德国国家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同时，他也藉由强大的宣传力，矢志要改革经济，强化民族主义，把不支持其主张的人与异族人──犹太人、吉普赛人──均打为罪犯。希特勒这些口号在当时面对危机的德国人来说，极有煽动力，他宛如神话中命定的英雄一样，承载了德国人的命运。1933年，兴登堡任命纳粹党希特勒为总理。1934年8月，兴登堡过世，希特勒接任元首兼总理，8月19日，德国举行全民投票，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最高统治者，逐步成为了德国的「意志」。

这段历史，是否让今时今日的我们，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自由与责任，民主与独裁就像钢索的两边，世界历史上名列前矛的独裁者希特勒，并不是透过军事革命、战争，而是循著民主制度取得掌权的正当性；是在民主制度下，选民们用票投出了希特勒，最终让德国走向毁灭性的二战。

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或许太学术，小说《银河英雄传说》裡我最爱的角色杨威利，对人性作了一个比较直白的批判：民主社会裡的每个人都觉得要自己思考很累，要为自己负责很可怕，既然有人出来说愿意领导，而且那个人看起来、听起来蛮厉害，那就把一切都交给他吧，他决定了就好，我们就不用负责了。

「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

这个可悲性不仅在于个人放弃了自主权，把自己作为人的存在理由，交给了别人来决定，更在于深信那个人的决定一定会是对的，只因为他是大家选的，大家的决定一定就是对的。于是，人们把好不容易从神、从皇帝、从王权争得到自己作主的权力，轻易并欢喜地让渡给了名为英雄的独裁者。

1923年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在纳粹的压迫下从欧洲流亡到美国，战后再从美国回到德国。以霍克海默为中心的这群学者，受到同时代法西斯主义支配的衝击，对19世纪末以来乐观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疑虑：马克思笔下的革命为何没有产生？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理性主义相信科学与合理性的现代化，必然为人类带来更大的自由与进步。然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却正正给了启蒙主义一巴掌：理性没有带来个人主体的自由，反而证明了只要能支配进步的技术，便能欺瞒大众，妨碍个人的自律心与独立心。

科技成为了限制大众意识的工具。

为什么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会这样想？甚至把矛头指向了大众文化，贬抑地称之为「文化工业」？当然，这中间不能否认这些精英主义的知识份子，仍丢不开文化等于神圣灵光、理性至上的包袱。然而，也不能因此否定法兰克福学派对新媒介的批判与审视。

希特勒是一个人类，就像蒋介石、东条英机、列宁一样，而一个人类的声音、动作能传播的范围是有限的。在传统聚落裡，人与人的关係是面对面的关係，唯有藉由身体五感的存在，我们才能与他人沟通。一个聚落裡要传递一件事，必须透过口耳相传，如果有人要在同一时间让多数人听见，在空旷的地方大约能让百人得闻，再或利用建筑回音的效果，能传达到数百近千人。

但在同一时间让数以万计的人听见、看见？这在近代化以前是难以想像的。

近代化的媒体技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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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8世纪大众印刷术开始发展，歌谣纸(欧洲)、瓦版(日本)、报纸、印刷书籍的出现，才让人类能突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传递讯息。在这个过程中，视觉逐渐超越听觉与触觉，成为人类主要的感官来源。而视觉的阅读，从启蒙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一种冷静的、观察式的沟通方式，是文本与我之间的内在性对话──自我省思──过程。读者可以自由地控制阅读的速度：略读速读、跳过、细读、重读。同时，在远方的消息不再必须等待行商、货郎、来客的来到，它可以透过印刷品创造讯息的共时性。

班奈迪克．安德森认为，运用同一语言创造阅读的共时性，会进一步促成同一民族的想像，共同体超越了地理限制，形成了想像的国家共同体。

然而，听觉媒体所能做的，与视觉阅读大大不同。而印刷技术进步后，照片、海报等视觉图像能大量散佈。再当听觉与视觉共同运作的媒体出现后，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来说，被欺瞒的大众于焉诞生。

19世纪末无线电被发明出来，并且开始实用化，虽然此时只是点对点的讯息传播，但对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声音可以与身体分离开来，原本必须要身体在场才能彼此说话，但从这一刻开始，声音与共同体分开了。进入20世纪后，一对多的广播开始兴起，到了1920年代，从美国、英国、欧陆一直到中国、日本、台湾，广播节目变成了摩登的象徵，不仅电信公司，上从国家下至百货公司，都纷纷成立电台。以美国为例，在1924年时全美已经有了530个电台。

电影则由卢米埃兄弟在1895年放映第一部电影：『卢米埃工厂大门』后，成为大众可一起观赏的影片。最初是无声短片，之后随著剪辑、录音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叙事性的电影，将断片的现实再编制出一套秩序。

虽然报纸开始降价、以一般人而非菁英为对象，但识字毕竟是一个很高的门槛。相对的，作为音声的语言，它的传播力就更大。德国纳粹得势后，在1930年代努力降低收音机的价格，使得至少中间阶级能买得起。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那个年代──或是之后电视刚兴起的时候──新媒体并不是独自使用的，而是共同体行为：一个聚落有一台收音机或一台电视机，所有人便围著一起接收讯息。

新媒体出现后，在原本只有肉身存在的群众与公民之外，创造出了透过媒介而想像出来的大众与公众，这些现实中没有直接关联的人们，经由媒体认识了彼此，相互产生了连结。

换言之，人们不再藉著身体去感知、认识这个世界，媒体成了人们肉体的延长：我们相信媒体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亲身看到的。

而影音媒体又有着与文字不一样的传播力。如同前面所说的，声音具有一种当下的、非知性的、感性的特质，阅听者不像书籍可以随著停下来思考、与叙事内容对话（当然有了录影机后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而是与发话的媒体有著一种共时的韵律感，这种韵律感有助于形成一个共同体的感觉。

比如说，广播虽然打破了过去听觉世界必须要面对面条件，但声音的高低起伏、醇厚清脆，仍然能够诱发人们感情的波动──1938年一场「火星人来袭」的广播剧，当下让无数的美国人以为外星人真的入侵，造成大规模的恐慌，这也是日后广播电台必须隔几分钟插入个「台呼」，告诉大家这只是节目的缘由。

如果是亲临现场听演说，就像看演唱会一样，台上的手势动作、身体的律动、声音激昂低落，会带动台下观众的情绪。讲得差了，带不起情绪，人群就散了，但当人们被吸引住后，声音的共时性会让群众随著发话者不断前进，没有馀裕停下来思辨，而身处同一空间，会使得集体情感发挥极大的加乘效力，发话者的叙事就等于听众的真实。希特勒即非常善于演说，语词简短并诉诸情感，再适时配上夸大的手势吸引观众的注意，製造出一种仪式性的、祭典式的共同体幻觉：我们。

图片：用麦克风演讲的希特勒善用肢体语言 （https://simplestudio.jp/gears-chronicles/georg-neumann-ep1/）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没有麦克风与扩音器，无论希特勒的演说多么有魅力，都没有办法让同一时间内被数万人听见。新技术，便是二战时轴心国与同盟国打起广播战、演说战的基础。

除此之外，台湾称为「爱国电影」的政宣电影，也是权力者常用的方式。

早期看电影是一种集体欢乐的场子，不只台上有电影解说员，台下的观众还会跟解说员或内容对话、甚至对骂，放电影的人请乐团来现场配乐，有时还会发放歌本让观众跟著唱。

这种欢乐式的气氛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有声电影的技术兴起后，在室内安静地看电影才慢慢成为一种默契。在黑暗密闭的电影院裡，影像的光暗与声音的变化，更容易把观众带入电影的幻想中，或许观众不相信电影的故事就是现实，然而，电影叙事会建构出自己的逻辑与秩序，让观众与电影「同调」，细节的讲究、思辩与对话都要先放在一边，否则跟不上情节。

换言之，影音媒体的共时性与身体性，较文字更容易形成一种消极性的、被动的阅听。而阅听人与角色间所形成的情感连带，也使得政策宣传更有入手的地方。1935年纳粹委託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摄党代表大会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二战时期日本以台湾原住民为主角所拍摄的『莎韵之钟』，均为其例。

近代民主制度：把均等当作平等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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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宣传战，以及战后美国好莱坞电影力量，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产生忧惧的源头。他们意识到启蒙给大众带来的不必然是理性与进步，而更可能是情绪、从众与破坏。

在现代国家裡，原本作为社会中介机制的家族、独立团体等力量衰落，国家权力可以直接渗透进个人，国家权力者或资本家透过新媒体所具有的共时性与怠惰性吸收的力量，不断複製符合自己的文化价值与秩序的文本，有意图地收编消费者，排除与主流政治敌对的思考与行动，铸造出一种「大众意识」，来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或是建立对权威的忠诚。

而这整个过程的后设叙事，即是启蒙以来所谓的民主的平等性。

启蒙主义的核心，建立在每个人都能是理性且独立自主的概念之上。独立的个体能想像他人也是同样独立的主体，彼此产生互相尊重的交际关係，没有什么「我把你当人看」这种观念，如此才能平等对话、形成共识，建立起共同体。再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出真正的民主制度。

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呢？民主制度会变成什麽样的怪物？英雄崇拜与希特勒的上台便是一个悲惨的例证。

在台湾，从小学的公民教育告诉我们，民主制度就是「投票」与「少数服从多数」，仿佛愿赌服输一般，把民主制度简化为在一个时间点上的投票行为，完全忽视了民主是一个不断进行中的过程。共识必须是透过平等的对话、辩论，由下而上产生的。一旦将民主简化成票数多的就是共识时，投票这个行为背后所承担的对后果的想像，以及负起责任的沉重意义，似乎就顺理成章地被忽略了。

而这种套著民主外壳的民粹，非常容易成独裁统治的踏板，因为它有投票，它就是民意，它就是民主。谁在乎外壳里的东西是什么？

而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大众」。

图片：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 （来源：維基百科 https://reurl.cc/qQADy）

现代民主主义有一个很奇妙的危机。人们相信「多数」就是正确的，所谓个体追求的独特性，事实上只是在共通性中寻求微小的差异，能够坚持与「大众」不同的主张，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耐力，一般人在发觉四周的言论都与自己不同时，多半都会归于沉默，期待这样就能与他人保持同调，于是形成了声量愈大，愈是多数主张的错觉，这即是德国传播学者诺依曼（E. Noelle-Neumann）依历史分析所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

然而，在面对面的关係下，人能透过身体的知觉去沟通，去接触声量大的意见，但在新媒体扑天盖地、取代了人的身体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手段后，谁拥有了控制媒体的权力，谁就能由上而下地生产「主流共识」。

启蒙以来人人平等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在应然面上，都拥有同等的权力，这是期待、是希望，但不是事实。然而，当人人平等的概念被当成事实后，我们开始以为每个人的主张、思考都是均等的，要注意，均等与平等虽然一字之差，但意义却有千里之别。当我们以为每个人都是均等的时候，就会出现「加总起来的多数就是对的」的谬误。一直以来，大家所尊崇的大数据、量化统计资料，其实便是出自于这种「均等」的假设，然后再反过来强化了每个人都是数据裡的一个数字的想法。

法兰克福学派所谈的「大众」，其实指的就是这种均等价值下的人，在这概念下，每个人的独特性、每个事物的差异性，都被均值掉了。因此，数量／声量大小决定了一切，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停止思考：因为我与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如果其他人都觉得这是好的，这就一定是好的。

那么，我们怎么判别什么是多数？公民在透过身体相互交谈、或是公众透过媒体理性思辩后，所形成的共识意见是为多数，但这也只是民主制度下的一次结果，且绝不表示少数的意见就必须消声匿迹，共识与辩论是不断进行的。女性能从附属品走向拥有投票权、拥有自己的财产，绝不是一次投票后的结果而已。

然而随著近代化传播媒体的发展，社会不仅止于聚落的面对面关係，而开始向外扩张，想像的共同体便逐渐丧失了生活感觉。媒体从来都不是透明中立的，这在台湾历史上是血淋淋的现实。一旦人们忘记了媒体背后的权力结构，把它当成单纯的通讯管道，那麽，均值的魔力便会藉由媒体营造出一致性的、顺服的气氛，沉默的螺旋愈钻愈深，最后，异议不见了。这便是阿多诺等人所忧惧的停止思考、均值加总的民主，也就是通往民粹的先锋，而民粹与独裁往往只是时间先后的差别。

原本启蒙要建立的是个人的独立自主性，却没有想到带来的是更强大的压制手段。

那麽，来到了2019年，愈「文明」的国家，社交媒体的覆盖率就愈高。电视、广播、电影、报纸这种单向性的大众媒体似乎已经过时，每个人都有发言的媒体管道，似乎，国家权力或资本家再也不能藉著大众媒体与文化工业收编异己了。

如果真是如此，假新闻、内容农场、「发大财」的现象究竟是怎麽回事？

21世纪的现在，经济危机、英雄崇拜、网红、2018年台湾公投所显现的民主乱象，不正像本文开头提到的1930年代的2.0版吗？那个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看到的，是新媒体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衝击；2000年后的今日，网路、智慧型手机与各种社群网路的兴起，这不恰好又是一连串新媒体的衝击？两个时代都同样经历著媒介性质的大改变，而媒介却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注意，不是管道）。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这个时候，应该有被重新阅读与诠释的意义。

虚化的同理心与空想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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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章的开端，人初生而来，是透过身体五感在认识世界，五感间的互相作用，也就是共感觉，让我们对世界有不同的认识方式。比如，盲人对声音的感受就会与一般人不同。人的同理心，即是透过身体的感知，与他人互动后慢慢培养出来的。而同理心的想像力，正是民主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每个人也都是独立而有差异的主体。

20世纪初大众媒体的兴起，造成了一波同理心的虚化，人们想像出了一个共同体，但若没有实在的想像基础，他者就只是一个虚幻的像，他人的痛苦、被压迫都只是我旁观之事，甚至，作为大众认识世界代言人的媒体，可以无视、包装他者，建立一个被所有阅听人接收的世界秩序：纳粹的秩序、中国民族主义的秩序、蒋介石的秩序。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收编与大众的欺瞒。

1980年代有线电视、录影机等的兴起，似乎象徵了「大众」的死亡，「分众」、「小众」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组成的单位。2000年后网路的急速发展，更让许多人认为大资本不再享有独佔媒体的权力，所有人都能拥有发言的管道：脸书、IG、推特秀满了自拍，展演着每一个人的话语，人们终于从大众媒体的禁锢中解放了。

是这样吗？这样的想法，其实只是误认「大众等于极多的人」，而忘了分众与小众也是众，也是想像的群体。这样的想法，其实仍然是落在均值化的陷阱裡，以为每一个人都说话了，于是每个人的话都平等了。

那不是平等，只是均等。

话语只剩下吐出来的声与形，却失去了指涉的意义。

于是，英雄的每一段话、每一天的价值观、每一次的主张，都可以是矛盾的，因为社群网路需要的是片断的炫酷带来的感受，而不是叙事的体系。我们只享受每一张PO文／图的爽快，就像那些站在广场上迷醉地聆听希特勒演说的人们。

同温层，其实便是1930年代以来「大众」的迷你版，是无数个想像的共同体。而网路让我们更方便在任何时候解除好友、按下停止键。就像雪莉特克所说的：

「网际网路的出现，让我们和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分享个人观点，但那也助长了门户之见，导致我们不和意见相左的人交流。研究显示，大家不喜欢贴出别人不认同的资讯，每个人都想讨人喜欢。所以，科技可能助长派系之争，使我们活在资讯泡沫中，把异议隔离在外。」(Turkle 2018:69)

科技文明并没有让我们更平等，也没有拉近人们的距离。只是把20世纪的「大众」分割成了更多更小的「大众」。我们依然在寻找英雄，依然在逃避自由带来的责任。回头看看1930年代在日本、德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法西斯兴起的历史，现今的我们离失去自由似乎只有那麽一小步的距离。

那么，或许在每一次投票时，我们可以先停下来思考一会儿，这张票作为我们身为自由人的证明，作为我们存在的表徵，承载著多少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