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侵华日本兵的另类人生》
——河南工人日报记者 奚同发
中日双语作家元山里子女士来了，她来到中原这方曾历经战乱兵燹的厚土。她的丈夫元山俊美作为一名日本侵略者曾在中国的硝烟中苦撑5年，而后用自己的后半生彻底忏悔，并反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今，元山里子不仅成为丈夫理想的后继者，还用自己的文字留存下来一段鲜活的历史，从而让我们知道，在中华民族饱受列强凌辱的时候，列强本身也遭受着各种人性的拷问和鞭笞。作家笔下的元山俊美就是这样一个另类，他在侵华战场上觉醒，并开始投入日本的反战行列，直至终身。
1
元山里子女士此番来郑州是携带新书《他和我的东瀛物语》做客松社书店，同行者还有安阳师范学院讲师张益伟。原来，她的前半生还是在中国度过的。至今64岁的她，在中国生活了28年，在日本生活了36年。说起对两个国家的感情，她表示，对日本是喜欢，对中国是那种爱，还包含着疼痛。
父亲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老师，母亲是日本人，中日混血的元山里子，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服装文化学院。现为自由撰稿人、服装设计师。本书之前已出版中文非虚构作品《三代东瀛物语》、日文长篇小说《XO酱男与杏仁豆腐女》，其中前者还在海外中文网家史征文活动中获得一等奖。
与她共聊新书的张益伟是武汉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两人在日本东京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相识，这次花城出版社推出元山里子新著，促成两人共话文学与历史的一段机缘。分享会上，张博士对中国“长沙会战”的历史回顾直指诸多细节，战火连月，乃至长沙的建筑尽毁、生灵涂炭。而他的指向恰恰是元山里子丈夫在湖南侵华时的节点。他对作品的纪实性、叙述视角、战争与文化的冲突等方面的分析，令听者更容易接近历史现场，感受到大历史与个体历史互补的珍贵性。
2
与元山里子女士的茶叙时间虽然是分享会前的40多分钟，但足以让我为她的新著和面对历史旨在真实的勇气而充满敬意。
在《他和我的东瀛物语》这部非虚构作品里，元山里子女士描写了她的日本丈夫元山俊美和她的人生经历。元山俊美横跨大半个20世纪的人生，亲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目睹日本进入“和平宪法”年代，而后一直为日本侵华战争忏悔，并与日本右翼分子不懈斗争，一生命运与近现代中日历史紧密相系。元山里子于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留学时与元山俊美结识，受到元山俊美多番指导和关照，在日本开辟了自己的事业道路，并与元山俊美结为伉俪，并肩作战，反对日本右翼势力。
据元山里子女士介绍，丈夫是农民的儿子，早年因家穷失学，而后成为一名火车副司机。他的人生理想正向正司机迈进时，1940年被强制征兵，送到中国战场，成为侵略军的一员。他前4年主要在东北做运输兵，最后一年被派到湖南前线。在残酷的战场上，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真面目，不愿意与中国人民为敌，在艰苦的年月，给中国百姓分送食盐等，后来中国百姓不仅救了他一命，还在战地里与其干杯，并结下一段难忘的友谊。战后回到日本的元山俊美，加入日本共产党，成为坚定不移的反战人士和无产阶级社会活动家，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揭露731部队罪行、反对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反对参拜靖国神社而奋斗，终生为反战贡献自己的力量。2000年，元山俊美拿出全部退休金买了200株日本八重樱花树，回到对他来说意义深远的湖南祁阳县文明铺镇，捐植下这些树木，以示对战争的忏悔和对中国人民的歉意，祈愿中日两国永远和平。
3
坐在我一侧的元山里子女士一开始便对我讲，她的写作是公众记忆之外，希望弥补个人化的记忆。相对于前者而说，在日本，对侵华战争那一段历史至今没有文学表达，包括影视剧，二战中的文艺表达也多是战败后在苏联西伯利亚俘虏营的苦难、在菲律宾战场的凄惨，更多是美国原子弹爆炸的受害，日本年轻人看多了这些，自然以为日本是二战的受害国。这就是日本有意掩盖侵略战争罪行。她现在的所为，就是想通过个人化的写作，把一个日本兵的另一种人生写出来。这在日本当然是有一定风险的，但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她也希望自己的这部用中文写成的作品能够早日在日本出版，与日本人民见面。不过，在她的想法中，目前如果该书能够有德英之类的西方译本，或是影视剧，在日本肯定就会更便于接受。当然，另外一个意思，她觉得中国这一方面的文艺作品很多，但对“日本鬼子”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她希望以自己的写作还原人物的个体真实，让历史更为生动鲜活，让更多人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其实在日本，反战是有许多群体的。
个人记忆的真实性是否可靠？而她作为一个妻子去写自己的丈夫，如何避免不感情上的美化？对此，元山里子表示，这一点没有问题。丈夫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不仅成为她写作的第一手资料，有些还直接被收录在书中。另外，还有丈夫的演讲稿、口述以及自传（没有出版），都为她的写作提供了参考。关键还有两人多年的一起生活，甚至婚前的10年他作为她的经济担保人时，对她的多方帮助，从而使她对丈夫的尊敬超过爱情。她把他当成了人生之师。所以，面对历史的前提是真实，不会刻意美化，当然作为妻子，会温柔地写作。
在她眼里，对“家史”的写作，女性更有发言权。因为“一个男人只能有一部家史，而一个女人，或许可以有两部家史，这就是婚前的家史与婚后的家史”。她之前的《三代东瀛物语》讲述了与祖父、父亲三代人的留日故事。这一部则是自己婚后写的另一个“家史”。而这部书的写作起因于她读到一部中国小说《己卯年雨雪》。
丈夫在中国种植樱花两年后离开人世，临终给她留有遗言：“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请你一定在合适的时候，代我去看看2000年种植在昔日战场湖南文明铺的樱花。”
2016年3月，她的“元山樱花团”之行得以实现，同时被广东花城出版社邀请参加在湖南举办的新书《己卯年雨雪》中日友好活动“和平祭”。于是，她看到了《己卯年雨雪》，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就是元山俊美参加过的长沙大会战。书中描写了日本士兵武田修宏的内心世界，把当年日本鬼子内心痛苦挣扎的真相再现出来。她因此想起元山俊美在湖南的经历和类似的内心世界。他一方面在湖南参加血腥的大会战，另一方面又在湖南脱下军装，从一个战争“机器”变成一个“人”，他对湖南抱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她把自己的写作想法跟花城出版社首席编辑、译文室主任林宋瑜进行了沟通，并得到肯定。于是，由一本书引出来另一本书。
4
厦门理工学院教授林祁认为，《他和我的东瀛物语》讲的不仅是战争受害者的创伤，还更深入一步，从“人性”的层次来揭示“战争”的悲剧；它不仅真实记录了战争加害者忏悔、反战与救赎的人生经历，还深刻揭示出战争中超越国家观念的人性救赎之可能、之伟大。在战争岁月里，人性的善良可以融化敌对的坚冰；在和平年代里，人性的关爱同样可以融化跨国婚姻的“坚冰”。
在当天的读书分享会上，元山里子谈到，与《三代东瀛物语》“家”的主题相比较，新书更侧重于写“国”。书中有一处细节，1946年5月1日，日共在东京发起了一场50多万人参加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她的父亲刚好从留学的京都大学来东京办事，遇上游行队伍，元山俊美恰好在队伍中，而她的母亲则在观看游行的人潮中。三人身处同一个地点，却代表三种不同的政治立场，互不相识。而书中多次出现的这种巧合，让我们看到，个人的命运始终被历史洪流裹挟，而如此的个人生命轨迹也恰恰折射出中日两国的历史轨迹。
她还介绍说，今年5月10日，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上刊载了村上春树的新作《弃猫——当我谈父亲时我谈些什么》，古稀之年的村上春树在文章里提到父亲在侵华战争期间，可能参与杀害中国战俘。这沉重的记忆给村上父子的关系投下了阴影。两人在其后的20多年都没有见过面，几乎处于断绝关系状态。一直到父亲去世前不久，村上才去见了父亲……村上春树是名人，也是中国最受欢迎的日本作家之一，他能够披露这件事是需要勇气的，因为真相的披露往往会带来代价。而她的这部新著出版，作为“日本鬼子”的遗孀，她同样压力很大。今年3月16日出版社在南京先锋书店举办的第一场分享会前，她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还偷偷在包里塞了一件替换衣服，担心被扔生鸡蛋。“我低估了我们的听众，大家脸上虽然很严肃，但是最后都露出真心的赞许的微笑，呈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成长！”
5
谈到本书写作的另外一个意图，元山里子女士表示，丈夫在湖南押运物资途中，曾遭遇游击队袭击，因平时善待中国船员，被船老大拉了一下衣角暗示他躲进船舱，才捡回一条命。后来他又放走四位游击队嫌疑的中国农民，而此四人再返回来时，拿出老酒和破碗与他干杯……如何找到当年救他的船老大（当时一团混乱没有顾得上询问恩人的姓名），如何找到向他敬酒的卞庆等四人（“卞庆”的名字是他用有限的中文水平对湖南方言的理解，或许只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发声），成为丈夫生前的遗憾。元山里子表示，希望读者能借此书，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她也想替亡夫达成所愿：“尽管时间过去了很久，我还是祈愿有奇迹发生，希望有人能够提供那个船老大和4位农民的线索，即使是他们的后代的线索也很好。明年是元山俊美捐赠的樱花种植20年，明年樱花盛开的时候，我期待着在樱花树下与他们见面。”
元山俊美的曲折人生、元山里子在日本的生活历程、两人差距30多岁的忘年传奇爱情，《他和我的东瀛物语》中几乎无所不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了解。
赶飞机前元山里子向笔者透露，她下一部东瀛物语是有关一个俄罗斯血统与中国血统的年轻人通过他的百年家族史，表现中国人前仆后继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故事。他的俄罗斯（苏联）外公是共产国际的间谍，来到中国且有与外婆的爱情悲剧故事……借此旨在触摸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苏联共产国际战士的复杂与艰辛。其中也披露了日本学界的严重学阀斗争等至今在日华人作家没有挑战的领域……
——转自河南工人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