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读者”第40期
文 | 宗城
随着乡村复兴战略的提出，近年来，振兴乡土、重建士绅的论调流行起来。例如：作家阿来在吕梁文学季的演讲中提到：乡村重建与士绅传统。他追溯了中国古代“士”与“绅”在乡土建设中的作用，感慨士绅在历史大潮的冲刷下渐渐没落。无独有偶，学者杨念群在《读书》2014年四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宗族’、‘士绅’在和平与动乱年代会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个单纯的读书人，也可能是个宗族族长或团练领袖，或许还是书院山长和私塾教师，如逢乱世，士绅中也不乏摇身一变，拉起一路杆子造反的草莽英雄。但从长远观察，他对暴力的减震效果当然要大于催生的效果。”
围绕士绅的讨论，过去往往局限在价值层面，有人激赏士绅的道统作用与德行，有人批判士绅容易演变为地方土豪劣绅的幌子，但如果暂时放下价值观的成见，仅从历史和实践角度来讲，重建士绅阶层也是不可能或者说徒有其表的。因为中国的士绅阶层首先依附于科举制度，其次享有大量文化、政治、经济乃至土地上的特权，士绅阶层的没落，是和中央政权对其特权的免除相伴相随的，科举制的废除，以及近代以来土地流转和阶层的大洗牌，彻底宣告了士绅作为一个阶层的死亡。我们现在也许还能看到士人的遗风留存在某个人身上，但要说重建士绅传统，恐怕只是一场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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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崛起于贵族消亡之际
所谓士绅，往往泛指地方士人、居乡官宦及其亲谊，需要澄清的是：士与绅是两个有重叠但不同的群体。绅在明清时期又叫“缙绅”、“衿绅”，徐茂明在《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中指出：“清代缙绅（或称乡绅）不仅专指退居乡里的官员，而且还包括本籍的现任官员……甚且，清代文献中的乡绅范围还扩大到尚未出仕而家居候选者。”“作为居乡官宦的特指，缙绅与普通士子（包括获得最低功名如生员者，古人称作“衿”）分属两个不同群体，其特权、地位、声望、影响等均有较大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士绅与贵族也是要区分的概念。孙立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贵族与士绅力量的消长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士绅与贵族的区别突出表现在他们与国家机构的关系上。贵族不完全隶属于皇权，具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而士绅对国家有很强的依赖性，这是因为贵族身份的获得是依靠血缘关系的分封，而士绅的社会地位则来自拥有土地、科举功名、官职等。周秦之变后，“贵族的力量呈一种不断下降最后甚至基本消亡的趋势，而士绅则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并最终取代贵族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构成力量的过程”。中国贵族的余晖是关陇贵族，但随着科举制的建立和发展、北宋“士大夫与天子共治”传统的建立，具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的贵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依附于皇权的士人群体，后来人常说的士绅、乡绅就肇始于这一时期，并在明清时期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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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绅：遭受重创后慢慢发展
明清权力博弈史的一条支线，就是士绅与中央的关系。这其中，江南士绅作为明清时期影响最广的士绅群体，它的演变能反映出士绅这个社会阶层的发展以及历代统治者对士绅的态度。（需要指出是：江南是一个含混不一的概念，它的地理范围的内涵可分为四个方面：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沈学民《江南考说》、周振鹤《释江南》和徐茂明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对此有详细辨析，本文采用徐茂明的界定，将太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视作明清“江南”的地域范围）
元末大乱局里，张士诚割据江南，轻徭薄赋，宽大为政，这使得江南士绅虽生逢乱世，却大体得以保全。然而到了明代开国时期，江南士绅遭逢厄运，这件事在《明实录》中被淡化，但它深刻影响了士绅对明代中央政权的态度——屈服中有恐惧，依附中有游离。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淮西游丐，对士绅情感淡漠，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他看到江南士绅或是怀念元朝、或是协助张士诚抵抗明军，心中愤怒难消，所以在攻占江南后，朱元璋一改张士诚对江南士绅的宽大政策，严厉打击士绅，夺其土地，迁其住所，并且在江南地区增收苛捐杂税，以至于正德年间的学者王鏊感慨：“盖洪武间以来，罪者谪戍，艺者作役，富者迁实京师，殆去十之四五。”据太仓人陆容（1436-1494年）回忆，明中叶的一位老僧在和他交谈时叹息道：“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士大夫多矣！”
明代初年对江南士绅的打击，在诸多官修史书、时人笔记中都能看到。在朱元璋的多次打击之下，苏、松一带“富民豪族，铲削殆尽”，吴中地主“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高启、杨基、徐贲、张羽等江南名士都未能逃脱厄运，这和张士诚时期乃至前元时期的宽大政策相比，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士绅眼见于此，恐惧新生政权的同时，也纷纷归隐乡野。一时间江南士绅“恐为州县所知，反督耕于田亩”，他们修建园林，效仿陶潜，甘于淡泊，清修诗文，这一时期，江南士风最淳厚，在百姓间的口碑也最高。
明成祖后，随着统治者策略的调整、官僚政治对士绅的依赖以及商业的发展，江南士绅变得驳杂，他们参与政治的欲望也更高。诸如高榖、商辂、杨一清、张璁、顾鼎臣、徐阶、李春芳等内阁高官都出自江浙一带的士绅家庭，尤其是嘉靖朝，江南士绅的代表闪耀于朝野之间，无形中也推动了江南士绅的发展。
明代在后世史家眼里是皇权提升的时期，也是中央对地方管控力加强的历史阶段，但即便如此，仅仅依靠朝廷的力量也无法细致入微地管理乡土中的所有事物，而在地方掌握文化权力，财力、资历与人脉都十分深厚的士绅就发挥了一个代理管理者的作用，地方官和当地有威望的士绅达成默契，士绅支持地方官的工作，在兴修水利、经办学校、赈济灾民、维护舆论等事情上出功出力，官府则在这个过程中默许士绅经营自己的文化权力，甚至与士绅结成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
徐茂明在论述士绅时，着重提到“文化权力”这个词，这是借鉴了葛兆光和美国学者杜赞奇的说法（前者在《中国思想史》第2卷中分析宋代士大夫群体时提到了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区别，后者在代表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而在徐茂明的使用中，文化权力被归纳为两层含义：“一是文化本身具有的规范性；二是士绅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而获得对社会事务的解释支配权。”而士绅维护自己的地方文化权力有三条路径：
第一：首先从源头上将其独占的文字本身神圣化，在民间倡导起“惜字”习俗；
第二：是为民众提供各种社会保障；
第三：是立足于儒家文化大传统的根基，对民众文化的小传统不断加以引导、清理等。
不过，由于士绅圈占田地，在地方话语权日重，中央与地方士绅的矛盾也暗流涌动。隆庆年间海瑞打击徐阶一族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体现。徐阶官拜内阁首辅，在松江拥有至少二十四万亩田地，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缙绅，控制着一方舆论，但他借“投献”为名，与亲友兼并土地，占田无数，使数万农民成流民或家奴。海瑞担任应天知府后，遣散徐府成千名家奴，并扬言严惩徐阶的儿子徐潘、徐琨，逼迫徐府退田。惹得徐阶密信朝廷亲信。海瑞此举，实是肩负了朝廷的意志，但海瑞不到一年就离开应天，侧面也说明了动摇士绅利益的难度之大。
明中后期士绅发挥作用的另一点体现，是地方书院议政的风气流行。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一批在野士人圈子，议论朝廷之事，要求朝廷的决策“以公论之‘是非’为是非”。“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史》卷231《顾宪成传》）从东林党到崇祯年间的复社，以及明代后期浙党﹑齐党﹑楚党等政治派系的崛起，士绅已然是明代政治中的重要一极，他们既是社会批判力量，也是和阉党较量的政治势力，依附于皇权，又对君主专治有所反思。不过，明代士绅缺乏军权，对君主和官僚系统的依附性很大，所以他们虽然能制造舆论、影响朝廷决策，但在实际力量上不能和两晋乃至唐朝的地方贵族相提并论。士绅阶层的这一软肋，也为后来清军入关、削弱士绅提供了便利。
东林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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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士绅特权被削弱
清中前期对江南士绅的打击比明代更强势，它从根子里削弱江南士绅的特权，消磨江南士绅在社会中的地位，从顺治朝的屡兴大案，到康熙朝的恩威并施，再到雍正朝的雷霆打击，丁酉科场案、通海案、哭庙案、奏销案等大案让士绅惶恐度日，取消缙绅免税、不用服役的特权（“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绅衿里民，一体当差”）动摇士绅的特权，大兴文字狱的做法更是让士绅彻底畏缩于皇权之下，连明中后期有限的社会批判功能都消解了。
士绅的起伏是和士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休戚相关的，但清初是一个士人颜面扫地的时期，统治者轻慢士、侮辱士，把汉人群体里的士当作奴仆来看待，他们为了统治需要，仍然会在特定时期使用怀柔之术，笼络士人，但那是实用政治的需求，一旦皇帝认为士的团结动摇君主权威，就会毫不留情地摧抑它。所以徐茂明在《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中总结道：“清廷除以暴力手段严厉摧抑江南士绅外，还从制度上削减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权，这种釜底抽薪的举措从根本上遏制了士绅阶层自明中期以来不断发展的趋势。”面对这种困局，士绅只能妥协度日，因为它依附于帝制社会的属性（且仍然算是整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让它不敢与专制皇权彻底决裂。
讽刺的是，清军入关后，统治者严酷打击士绅，但在清廷危难之际，恰恰是士绅组织起地方力量，抵抗住了太平天国的攻势。如熊志勇、孔飞力等学者所说，十九世纪中期，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组织战后地方重建，不得不对士绅委以重任，而士绅在这个过程中向军事领域渗透，“士绅武化”、“地方军事化”成为潮流，清政府自然清楚它会大大削减自己的地方控制力，但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当士绅与军队结合，他们在政治上的话语权更重，对待专制皇权有了更多斡旋空间。晚清的“东南互保”、民初地方军阀的横行，都能从中找到源头。
随着湘军、徽军等地方军的崛起，地方大员在各省形成了近似于军阀的力量，明面尊奉清廷，实则护卫的是地方士绅的利益。他们拥兵自重，清廷依赖他们，又忌惮他们。最能见得清廷威信扫地的事是“东南互保”。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毅然向八国宣战，正当举国上下惶惶不安之际，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大臣却不听中央号令，宣称东南互保，即便宣战诏令下到地方，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也借口：“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东南各省与中央政令背道而驰，赤裸裸地说明了满清地方控制力的衰弱。
还有一个细节可见清末士绅权力的高涨。1910年9月，清廷设立了模仿议会的咨政院，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一半，但在地方，咨议局成为士绅的垄断之物。学者张朋园曾统计了十五省咨议局议员的资料，发现“他们89.13%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不过，清末士绅的权力高涨只是表面，它某种程度上是借助了朝廷的政治混乱及对地方控制力下滑的便利，而士绅的特权、社会地位早已不能与明代相提并论，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在后来经历土地改革的洗礼，士绅阶层在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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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消亡背后的政治逻辑
重审士绅，既不必神话它，也无需妖魔化。从正面价值来看，士绅不仅如杨念群所说的，充当了地方暴力的减震器，而且它能在中央政治混乱，或者皇权盘剥百姓的时期，承担一个缓冲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士绅肩负着维持地方秩序、经济、文化的角色，诸如乡村防卫、民事仲裁、赈灾济贫、兴修水利、创办书院、散步舆论等，都离不开士绅的影子。但另一方面，士绅本身的特权性质决定了，它和普通民众还是保持了一定距离，当它的利益和平民冲突时，它也可能成为损害平民的角色。与此同时，当士绅内部的道德准绳降低，士绅的人员构成混杂，它久而久之会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权力，掩盖其内部亲谊圈占土地、偷逃赋税、转嫁负担给下层等行为。
然而，士绅的瓦解根本上不是因为它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网络的覆盖，政府已经不需要士绅作为地方治理的代理人，而士绅的存在反而会让政府警惕，因为它容易削弱政府在地方的控制力。
另一方面，明清士绅之所以有着比平民更尊贵的社会地位，在地方拥有仅次于官府的政治、文化权力，是因为它在一个识字率很低的时代（据统计，清末民初的成年人识字率也只有10%左右）垄断了文化的话语权，是皇家和士绅统治了那个时候的精英文化，从书写上就将其本身神圣化、优越化，使得士绅在社会上占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地方治理中承担了很大的教化、舆论引导的功能。但在今天，社会的文化已经不由任意阶层垄断，民众的识字率、话语权也远远高于明清时期，这从互联网的言说浪潮里就可见一般，知识群体仍然被人尊敬，但它已经不具备垄断的能力，甚至在草根政治流行、反智成为另一种风潮的当下，知识群体有时反而是被污名化的对象。因此，失去往昔的尊贵地位和相应文化权力，要重建士绅是一纸空谈。
从更本质的属性来说，当科举制瓦解，士这个群体陨落于历史长河时，士绅就注定很难复兴了。科举是士绅维护其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渠道，士绅家庭依靠科举给朝廷输送人才、结成网络，反过来通过这些庙堂之上的代表巩固它们在地方的位置，但科举废除，这个输送渠道就断了，今日的高考尽管也是人才选拔渠道，但它不是直接导入官僚机构的考试，所以从对官僚和国家政治的直接影响上，它的权重远不如科举大，这也是为什么明清时期的读书人为了科举能熬到白头，但如今的年轻人即便高考发挥欠佳，他也不是无路可走。
科举殿试
更进一步说，即便在当下重新套上士绅这层皮，最后受惠的可能也不是知识群体，而是地方的既得利益者，那些真正掌握资本和权力的人。他们需要士绅为自己镀上一层文化身份的金。尤其是在法制和第三方监督不健全的省份，诸如士绅等身份很容易变质，因为界定士绅本就十分“主观”，而今日今日真正在地方乡村中握有话语权、资本的人也绝少是知识分子，而是宗族长者、高官亲谊、黑社会头目、企业家这样的角色，他们很少有士的精神，但他们有资本调动舆论、输送资金，经营自己的社会形象，在这些地区提倡士绅，最后不会复活士的精神，只是了却了地方既得利益者的一桩心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