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鲁古雅”为鄂温克语，意为“杨树茂盛的地方”。17世纪中叶，驯鹿鄂温克人从贝加尔湖流域的勒拿河一带，游猎迁徙到额尔古纳河流域，在大兴安岭密林中靠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生活在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驯鹿鄂温克人是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群体，历史上被称为“使鹿部落”，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也是我国境内迄今唯一饲养驯鹿和保存“驯鹿文化”的民族。随着现代文明的加速推进，驯鹿鄂温克人的人口数量及其生存的“文化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民族文化的正常延续与发展受到现代文明的强大冲击。现今，最后一代纯正血统的驯鹿鄂温克人仅有30余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驯鹿只剩600余头，极少一部分驯鹿鄂温克人仍然保留着较为原始、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是泛北极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摄影专业的青年摄影师王伟将镜头聚焦于深居大兴安岭密林中的驯鹿鄂温克族，历时近三年拍摄记录了中国最后的驯鹿部落。(采访／王伟 文／温娟)
(安塔布，生于1944年，摄于内蒙古大兴安岭)
项目自述
“鄂温克族是我国北方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在历史上曾被称为‘索伦’、‘通古斯’、‘使鹿部’等，1958年根据民族意愿，被称为‘鄂温克族’”。由于生产实践方式的差异，鄂温克族又被分为农业鄂温克人、牧业鄂温克人和驯鹿鄂温克人。驯鹿鄂温克人，史称“使鹿部”或“雅库特”，是指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所辖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鄂温克猎民。
“据史料记载，驯鹿鄂温克人的祖先在公元前2000年就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东北部尼布楚河上游的温多山林苔原高地，到了十八世纪，这部分驯鹿鄂温克人又顺着石勒喀河来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大兴安岭地处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这里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最低气温可达零下50摄氏度以下，这里山高林密、自然资源丰富……在这样极其特殊的自然环境下，驯鹿鄂温克人依靠牧养驯鹿和传统狩猎业过着自给自足的山林生活，吃兽肉、穿兽皮，在密林中住着传统的“撮罗子”，形成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
(布东霞，生于1976年，摄于内蒙古大兴安岭)
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渗透，拥有着独特民族文化的驯鹿鄂温克人正面临无情的挑战。驯鹿鄂温克部落最后一位老酋长——玛力亚·索老人曾说过，“大兴安岭的山林中只要有部落的老者和驯鹿在，就会有古老的驯鹿文明存在。”如今，年轻一代的驯鹿鄂温克人更多的选择了山下的现代生活方式，他们已经逐渐遗忘了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驯鹿文化、狩猎文化、桦树皮文化和萨满文化正逐步走向消亡。
影像不仅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达盖尔发明摄影之前，这些消失的文化只能用文字或绘画来记录，很难复原过去的文化现象。当前，通过影像和多种现代媒介形式记录驯鹿鄂温克人独有的文化形态，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及其濒危文化的抢救性记录，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传播等诸多领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大玛尼，生于1950年，摄于内蒙古大兴安岭)
1、在拍摄前，你对驯鹿鄂温克人有哪些了解呢？为什么对这样一个选题感兴趣？
王伟：2013年，我作为媒体人受邀前往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进行采访拍摄，驯鹿鄂温克人生产生活中透露出的原始、神秘和独特的文化气息让我为之动容，而许多年轻一代的驯鹿鄂温克人选择了山下的现代生活。职业的敏感性让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濒危的文化形态，便萌生了利用影像媒介为后人留下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想法，这也揭开了“敖鲁古雅影像之旅”的序幕。此后的几年中，我先后九次深入“驯鹿部落”进行考察调研。借鉴影像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法，在不同季节深入驯鹿鄂温克人居住地，将自己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在真实记录的基础上，融入我对驯鹿鄂温克人的理解，通过艺术摄影与纪实摄影的镜头语言，为仅存的 30 余位纯正血统驯鹿鄂温克人创作时代肖像。2018年，该影像创作项目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立项资助，加快了项目的推进。
(柳霞，生于1963年，摄于内蒙古大兴安岭)
2、在你拍摄时，有哪些让你很难忘的瞬间？
王伟：在为驯鹿鄂温克人拍摄人物肖像时，部落中最后一位老酋长的儿子何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常常为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空闲时他便拿起随身携带的口琴为我们吹奏一曲曲动人的旋律。曾经，猎枪和口琴是何协的两个宝贝，放下猎枪后，口琴就再也没有离开他的身边。我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从他的口琴声中清晰地感受出他的无奈与忧愁，好像是在为像他父亲一样的驯鹿鄂温克人在哼鸣——那些为了驯鹿的生存，毅然重返山林的父辈们，很难忘也很感动。
(玛力亚索，生于1921年，摄于内蒙古大兴安岭)
3、为什么选用大画幅相机和黑白胶片拍摄？而且选择古典湿版摄影术进行最终呈现？
王伟：在民族肖像部分的拍摄中，采用的是大画幅相机(4×5 英寸)和黑白胶片这一传统的摄影方式进行创作。大画幅相机的特性在于无可比拟的视觉震撼力，尤其在展现人物肖像方面，人物面部的皮肤纹理、表情细节都能清晰地展现出来，给照片前的观众带来一种逼人深思的力量。在近两年的考察和相处中，我已经与被拍摄的驯鹿鄂温克族人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所以，你看，即使笨重的大画幅相机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的状态还是很放松的。
选择古典湿版摄影术，其实是受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启发，他曾在《摄影小史》谈到早期相片时说，“这些相片虽然朴实单纯，与晚近的相片比起来能够产生更深刻更持久的影响力，曝光过程使得被摄者并非活‘出’了留影的瞬间之外，而是活‘入’了其中，在长时间的曝光过程里，他们仿佛进到影像里头定居了；这些老照片与快拍照的暂留掠影形成了绝对的对比……早期的相片，一切都是为了流传久远，这也正是湿版摄影术的魅力所在。”简单来说就是，古典湿板摄影术由于感光材料的不确定性和成像的缓慢过程，使得作品中的人物肖像具有了独特的美感和历史的厚重感。正如驯鹿鄂温克人弥足珍贵的民族面孔，独特、稀有、历史感。同时，我也想以这种古典的摄影方式向历史致敬，为驯鹿鄂温克人留下时代肖像。
(玛妮，生于1952年，摄于内蒙古大兴安岭)
4、拍摄过程用时多久？这当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伟：创作项目从实际拍摄到后期制作历时近三年，行程20000余公里，拍摄大画幅黑白胶片近千张、数码照片一万余张。
驯鹿鄂温克这一特殊的少数民族群体近年来受到了世界学者和媒体的关注，以至于他们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相对于过多的“曝光”，驯鹿鄂温克人更渴望生活不被打扰，所以拍摄中的沟通成本很大。这是我在第一阶段的考察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所以从那时起我就非常注重跟当地族人的沟通，哪怕几天都不开机，直到等到对方打开心扉，接纳我，才开始创作。在这里，也要特别的感谢当地很多朋友的支持，从语言翻译到带路探寻，这个项目能进行下去是太多人辛苦付出的结果。当然，我也很幸运，通过自己的真诚行动给部族老人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为后期拍摄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此外，驯鹿鄂温克人居住的“猎民点”大多位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这里路况极差且无通讯信号，客观上也为拍摄增加了一定难度。
(索彬，生于1981年，摄于内蒙古大兴安岭)
5、你想通过摄影传递出哪些信息？
王伟：在早期纪录驯鹿鄂温克人的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驯鹿鄂温克人狩猎使用的猎枪、野鹿哨和桦树皮船，尽管它们都已尘封在历史中。但透过影像来了解民族文化，直观、准确又具体，能为后人提供非常好的历史记载和学术研究资料。驯鹿鄂温克人在千百年来的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狩猎文化、熊文化和萨满教文化等极具独特性，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璀璨瑰宝，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形态已成为濒危文化并逐渐走向消亡。该影像作品的创作希望是对濒危少数民族文化的抢救性记录和保护，能为今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的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维佳，生于1965年，摄于内蒙古大兴安岭)
6、拍摄完之后，你对驯鹿鄂温克人形成了怎样的理解和印象？
王伟：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驯鹿鄂温克人受到党和国家的极大关怀，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观，逐渐开始了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遭受了过度的破坏，加之 198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颁布，驯鹿鄂温克人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狩猎生产活动被限制。2003年，驯鹿鄂温克人开始了生态移民，彻底放下了猎枪，这对他们来说是艰难的改变。由于驯鹿的生存对水质和食物有着极其特殊的要求——需要食用原始森林深处的苔藓和无污染的水源，加之驯鹿鄂温克人对山下现代生活的不适应，直到今天仍有少数驯鹿鄂温克人跟随着部落里的老酋长玛力亚·索留在了山上，选择了原始的游牧生活。有时，他们还要面临盗猎者的威胁，有些驯鹿鄂温克人因为常年饮酒，身体状况也不太好，甚至还有因为醉酒被严寒、河水带走了宝贵生命的个例。
近半个世纪以来，驯鹿鄂温克人及其传统文化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在消亡。在强大的现代文明面前，驯鹿鄂温克人只能选择顺应历史进程，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能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的矛盾，既有年轻的后人对现代、未来的拥抱向往又有年长者古老血液中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所以，正像很多学者一样，我也希望，除了影像，还能找到、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方法来保护我们多彩绚丽的民族文化，保护人类文明。(本文刊于新华社《摄影世界》杂志2019年9月)
王伟摄影作品：《中国最后的驯鹿部落——敖鲁古雅》系列
王伟摄影作品：《中国最后的驯鹿部落——敖鲁古雅》系列
王伟摄影作品：《中国最后的驯鹿部落——敖鲁古雅》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