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自从容，中国外交走过不同寻常的70年。凤凰网《风范》栏目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策划“外交官访谈录”，邀请了亲历重大事件的外交官，记录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70年历程。
“外交官访谈录”第二期，我们专访了国家外经贸部原副部长、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 龙永图1973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赴西方留学生到伦敦留学，1978年到联合国总部工作，1992年开始参与“入世”谈判，2003年初转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每一段经历都与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同频，令人感慨。
在专访中龙永图提到，当时同美国谈判到了后期，双方都很难再让步，这时谈判已经变成了心理战，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作秀离场。但很快转折来临，龙永图抓住了这个机会，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紧急打电话汇报，其后龙永图也回忆了“朱镕基拍桌子”的现场情形，还原了入世谈判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终于，外交官的努力助推中国顺利加入WTO，现代中国的轨迹也由此塑造。
以下内容主要根据凤凰网访谈实录整理而成。
龙永图：刚参加工作时，中国和世界是脱钩的
主持人：
您是1965年英文系毕业之后，然后到外经贸部去工作，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我们中国和世界的交流是什么样的？
龙永图：
我是1965年在贵州大学英文系毕业以后，分配在当时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外经贸部前身——编者注）里工作。这个机构主要是负责对外援助，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还是很多的，所以专门有一个机构来负责对外援助的。当时我们工作主要就是讨论怎么样来援助第三世界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主要援助的对象，包括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
另外，因为我是学英文的，当时和非洲朋友交往的多一点，当时我还记得参加了中国援助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谈判，应该说我们中国在当时非常穷的情况下，拿出一点钱来援助第三世界是很不容易的。
当时的基本格局就是，和第三世界打交道，和美英等西方国家，应该说基本没有什么联系。整个中国的外交格局就是一种脱钩的格局。
（1973年，中国已经加入联合国，需要派出一批人去联合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工作，所以当时中央决定排一部分年轻人去英国留学。作为被选中的少数几十个中国留学生，龙永图到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编者注）
30多年后的2005年，LSE授予龙永图荣誉经济学博士学位，评价是“龙永图先生通过他的国际谈判，把全球最大的计划经济国家带入到全球市场经济的体系，这是个历史性的贡献。”
龙永图：“尊重多元”是做外交非常重要的一点
主持人：
1978年的时候，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您到联合国的总部去工作了7年。您说，这段日子给您之后谈判提供了很多有益的东西，能不能讲讲具体的例子呢？
龙永图：
这段经历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联合国机构里面，你可以和很多很多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使自己整个眼光有了一种多样性。 我就感到，面对这样一个多元的世界，是一个中国人做外交最重要的也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因为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你必须尊重这种多元性，你必须善于和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宗教的人打交道。
尊重多元，我认为这是做外交非常重要的一点。
后来我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按照规定需要和世贸组织一百多个成员，一个个地签协议。当时确实对我们中国是个很大的挑战。
1978年，龙永图陪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时任代表陈楚会见基辛格夫妇。本文历史图片来自著作《龙永图 白岩松：中国，再启动》
联合国这段经历，为我后来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时候，赢得很多国家的尊重。我觉得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感觉到，
中国是个大国。
但是他们在和一些小国打交道的时候，完全是采取一种尊重的、平等的态度，越是小的国家，越要尊重他。因为他们心理上还是比较弱小的，也是脆弱的，如果你对他很尊重，他会非常感激。
我觉得一个国家做外交，一个人做人，都应该采取的同等的态度。这点的话，我在联合国的经历，包括后来我参加中国入世谈判的经历，都告诉了我这样一个非常简朴的真理，对所有的人都要一样地尊重，一样地平等对待。你才可能受到人家的尊重。
龙永图：谈判的自信来源于民族自信和责任心
主持人：
您刚刚提到了平等，您还提到过自信是您成就事业很关键的因素，您谈判中也遇到过很多很强势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您自信力量源泉是什么？
（2009年在一次专访中，龙永图总结说自信是成就他事业的关键。“如果对自己没有自信心，就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从山沟里面到北京的第一天起，我就不相信自己比其他的同事会低一等；我在和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谈判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中国的谈判代表比美国的谈判代表低一等。”——编者注）
龙永图：
刚才我讲的，要尊重其他国家，但是我们心里面也很明确，我们也必须受到人家的尊重。所以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人对我们的一种轻蔑，或者是一种不平等的待遇。所以在这样的问题上，你就要有一种民族的自信，因为虽然我们当时国家很穷，但是穷也穷得有骨气，穷也穷的能够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这个自信就是国家在这个世界受到尊重的一种基本的要求。
自信当然还来自我们的国家。因为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尽管当时还比较穷，但是作为一个大国，还是会感到自己和其他国家有不一样的地方。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自信，因为你毕竟有十亿人口作为你的后盾。当然了，我觉得一个人的自信也来自于一个人的责任心，因为你只有对一件事情非常具有责任心，你才可能以一种充满自信的这样的态度去来对待它，而不是一种吊儿郎当，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它。
龙永图：“承认市场经济”是入世谈判初期最大难点
主持人：
我们知道，入世谈判持续了15年，您是1992年正式加入谈判，之后成为主要的谈判代表。谈判过程这么长，入世谈判中其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龙永图：
最大的难点当然是，我们要加入当时关贸总协定这个所谓市场经济俱乐部，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搞市场经济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在复关谈判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谁也不承认我们搞市场经济。
龙永图在走出世贸组织大门时接受美国CNN记者采访。在2001年9月中国结束所有谈判龙永图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也是这位记者提出中国是否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
加入世贸组织就是要承诺遵守规则，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所以你必须承认搞市场经济。后来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讲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所以那个时候到了1992年年底，我们才开始承认我们搞市场经济，从此以后我们中国在整个入世谈判当中，解决了一个最大的困难。
龙永图：越开放的产业发展得越快
第二个大的困难就是开放市场的问题，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国内的产业非常得薄弱，所以需要保护。
但实际上，就像是花一样，他必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成长起来，所以很多事情，包括产业，你越保护越弱小，弱不禁风。
实际上我们经过这些年来的谈判以后发现一个真理，就是哪一个产业越开放，哪一个产业发展的越快，越是保护的产业发展得越慢。比如我们的家电产业是最先开放的，我们的家电后来，包括电视机，包括电冰箱，包括洗衣机，发展得非常快，甚至在全世界最好的。 当然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讲，世界贸易组织有一百多个成员，我们要和每一个国家都进行谈判，谈判最困难的就是美国，这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和美国的谈判是最困难的。
龙永图：与美谈判最后变成心理战，有人甚至在作秀
主持人：
（1999年）11月15日，那一天我们取得了一个突破。然后当时很多媒体报道了，你能不能讲讲当时“一个条子”和“一个电话”的故事？
龙永图：
这个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场谈判。因为中美谈判是经过了很多年，所以大家也都互相很了解，越是要最后的深刻谈判越困难。
因为就是集中在几个问题上面大家很纠结，大家很难做出新的让步。这个时候，可以说谈判变成了一种心理战，这时候甚至有些人开始做秀。
比如说在11月14号那一天，美国代表团突然离开了谈判桌，说他们第二天早上就要打道回府，就要回华盛顿了，他们机票已经订了，而且希望我们在机场上能够给他们一些方便，一切都表现出来他们准备离开了。 这个时候高层就能不能做出一些重大决断就非常重要了。当时我们代表团已经做的决定就是，既然美国人准备走了，我们就让他走了，这种情况下不能示弱。所以当时代表团就规定，任何人都不能跟美方代表团打电话，作为一条戒律。
但是这个时候朱镕基总理打电话来了，要求我们立刻找到美方，找到美国代表团。朱镕基总理当时讲，他说，这样一场举世瞩目的谈判，即便是谈判失败了，也需要有一个交代，对媒体，对民众，对世界有一个交代。
所以我根据朱总理的这个指示找到了美国代表团，而且美国代表团建议，在第二天凌晨的四点，再做一次小范围的谈判。那么根据我的经验，如果美方只准备做一次表面上的，对谈判最后的交代的话，他不需要四点钟开始，七点钟开始，八点钟开始就行。就说明美国人还是想做最后的努力。
图为龙永图与时任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会谈。
而且他希望一个小的谈判班子，这说明他准备在小的范围里面做出妥协。因为根据我谈判的经验，重大的妥协都是在小范围内做出来的，最重要的妥协甚至是团长和团长之间一对一的谈判当中做出来的。
入世谈判的关键细节：一个电话，几张条子
所以根据我这个判断，后来美国人会做出一些动作。 果然到了第二天凌晨四点的时候，美方他也不讲更多的话，就把他们准备好的一个准备签字的文本拿出来，他说，我们该谈的都已经谈了，我们就校对文本吧。
在校对文本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表明美国可能准备签字。但是那是在凌晨，怎么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信号传达到中央？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朱总理访美前，龙永图率工作级代表团先行访美，图为龙永图向总理请示。
所以我想了半天以后，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够把它直接报给朱镕基总理做一个政治上的决断。所以我连续两次给朱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朱总理的秘书都说，他还在休息。而且当天晚上，美国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还给朱总理打了电话。 后来我也等不急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就开始和美国大范围的，双方都三四十个人，进行最后的见面。
总理突然打电话找我，我就从谈判房间里面就出来，接到总理这个电话。 朱总理在电话里面就讲，听说你给我打电话了，我说是。我说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总理报告，我觉得美国今天凌晨和我们进行了全部文本的谈判、校对，我觉得美国有签字的这样一种意愿。总理说，你和美国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我相信你的谈判。他说，这样吧，你们把美国人稳下来，叫他们别跑了。他说，我一会向中央请示。
记得那天上午正好在开经济工作会议，朱总理向江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做了报告，决定派朱镕基总理到现场来做最后的决断。所以我那个电话就引发了朱总理亲自到谈判的第一线来做最后的决断。 但是那次谈判，虽然我们的文本基本上校对完了，但是还有几个问题还需要进行最后的妥协。所以朱总理到了谈判间以后，
第一句话就说，龙永图你也不要啰嗦了，你就把目前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给我写在一个小条子上。
然后我就把几个问题写在小条子上。这几个问题都是当时中央和国务院认为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妥协的几点。朱总理上来之后，就对其中的几点做了妥协。所以我就第一次、第二次给他寄了条子。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当时中央已经全权授权朱总理在前方做最后的决断。
（据龙永图事后说， 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时，总理都说”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上面写着”国务院没授权“，但朱镕基一拍桌子，“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
令龙永图没想到的是，第四个问题开始，朱镕基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而后面四个坚持，回头来看正是汽车贸易等领域。后来，美方五分钟之后同意了中方的意见。
15日下午4点，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与巴尔舍夫斯基在北京签署了两国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在结束谈判时，美方代表斯珀林说，他很荣幸遇到了两个最强劲的对手，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编者注）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入世”双边协议
所以这一次谈判使我们了解到，就是在任何贸易谈判的一些重要的关键时刻，中央最高层的政治决断都是起重要的作用的。关键的时刻需要上升的政治决断，这是任何谈判的一条重要的经验。
龙永图：按严格规则来判断，美国也不完全是市场经济
主持人：
这应该是世界贸易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电话。然后中国入世一直到现在，美国、日本、欧盟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他们认为他们的观点是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承诺，您怎么看？
龙永图：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强调，一个国家是不是搞市场经济，不需要任何国家承认。 我们自己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也不可能要求美国，也不可能要求其他西方国家来承认我们是搞市场经济的。就像美国，就像日本，就像英国，也从来没要求我们中国承认他们的市场经济。美国真的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判断，他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他给农业还那么多的补贴，怎么能叫市场经济呢？
我们必须先按照自己国家的特点，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规律，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那就行了。
至于每个国家在搞市场经济当中，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调整，那都是完全必要的。
龙永图：只有遵守国际规则，才可能得到全球企业信任
主持人：
我们现在入世十八年，充分享受到入世的红利，现在我们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有一种观点，他们认为，现在因为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还有国内形势的变化，现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的红利已经在逐渐消退了，您怎么评价？
龙永图：
我们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确实享受了我们改革的红利，因为我们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享受了改革的红利。我们也按照我们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开放了我们中国很多的市场，我们享受了开放的红利。这些说老实话，我们在世贸组织当中做出的遵守规则和开放市场的承诺已经基本完成了。 所以你说从入世当中继续享受这些红利的话，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觉得从中国来讲，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一个国家只有遵守国际规则，才可能得到全球企业的信任，才可能使自己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能够在一个全球认可的国际环境和规则体系中得到发展。
龙永图在世贸组织后花园的长凳上。
龙永图：坚持改革开放，永远会享受入世红利
另外一条就是，一个国家只有不断地开放自己的市场，才能够在开放的进程当中，不断地取得发展。所以从总体上来讲，虽然入世的那些计提的红利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还在继续享受着改革的红利，开放的红利。 因为改革永远没有止境，开放也永远没有止境，虽然我们继续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只要我们永远承诺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我们总体上来讲，入世的红利，我们还继续在享受着入世的红利。 所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入世的红利，也就是开放和改革的红利，我们永远是这样不停止改革，不停止开放，我们这个红利会永远享受下去。
龙永图：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崛起，使全球化更加发展
主持人：
在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西方的主要大国出现了一种反全球化的思潮。您认为他们这种思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中国应该怎么去应对？
龙永图：
我觉得过去因为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了整个规则体系的制定，主导了整个全球化的进程。所以应该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那么这些年来，全球的力量对比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展起来了。所以他们感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他们长期以来所控制的这样一个国际贸易，国际经济体系的冲击，或者说这些国家的崛起，使得他们感到了一种威胁。所以他们开始怀疑了，他们过去长期处在的全球化，对他们是不是还有利？
实际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的崛起，使全球化更加发展。就像一个蛋糕，如果他们过去完全享受三分之二的蛋糕，但是这个蛋糕才一公斤重，现在他们只能享受一半的蛋糕，但是这个蛋糕已经是两公斤重的。我们享受的蛋糕，应该说比他们过去享受的三分之二的蛋糕更多，但他并不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对全球化另外一个问题，主要是他们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像西方美国这些国家，得利最多的是他们大的跨国公司，他们连一般的蓝领工人，包括一些白领，觉得这个全球化的红利利益主要是为大的跨国公司所得到的，产生了分配不公的问题。所以就使得在美国这些国家，被边缘化的一些群体，特别是低层群体先对全球化的反感，引发了反全球化的浪潮，我觉得他们应该采取一个正确的鼓励政策，来调整这种不平衡。
2009年4月，龙永图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邀请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演讲。
龙永图：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强国
主持人：
我们来回顾一下，您个人的经历和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刚好是同频的。1973年出国去英国留学，1978年去联合国工作，后来又是亲手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您觉得在这段经历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龙永图：
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有幸参加到中国和国际交往重要的时刻。比如说1973年作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然后1978年也作为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到联合国去工作。后来中国加入到世贸组织的谈判，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我们中国这些年来对外开放的一个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
对我们中国70年代的外交，总的一条就是，要坚持一些重要的原则。比如说我们一直坚持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比如我们坚持和平外交这样的原则，我们坚持互利共盈的原则。特别是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更成了我们中国外交一个最重要的大框架。 我们现在的外交，就是要建立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这样一个世界。
总的一条，我就觉得，我们这些年来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们中国成为世界上能够站得起来的一个强国。我觉得不管中国将来多么强大，中国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都要牢记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以一种平等互利的观念，互利共赢的观念，来参与到这个国际交往当中去。我们所希望的，不仅仅是希望我们中国成为一个强国，而且我们希望全世界都能够富强，全世界都能够繁荣。
不仅仅是希望我们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也希望我们中国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强国。
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不仅要使我们中国强大起来，而且要使我们中国能够在世界上受人尊重。这一条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做出的一些重大的努力。
文/凤凰网《风范》栏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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