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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观点

中以关系，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History of Israel-China Relations

来源 | Rand Corporation

作者 | Shira Efron, Howard J. Shatz, Arthur Chan, Emily Haskel, Lyle J. Morris, Andrew Scobell

译者 | 王新雨

1950年，以色列成为了中东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然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承认以色列，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直至1992年1月冷战结束后才正式确立。

早期的正常化之路

以色列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个非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一贯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得到了中国的赞赏。

中以关系虽有良好开端，但也受到第三方的不利影响，阻碍了两国正式关系的建立。

1951年，美国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冻结与中国的关系，并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对朝鲜战争的立场。

与此同时，1953年，在克里姆林宫的犹太医生被指控企图暗杀约瑟夫•斯大林之后，苏联和以色列的关系经历了戏剧性的下滑。

在那场冲突中，中国追随了苏联的脚步。

虽然以色列商业代表团曾于1955年访华，但当时的中国将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重点部分，并将其应用在当时被称为“第三世界”的问题上，因此拒绝了以色列参加1955年万隆亚非国家会议的要求。

1955年万隆会议

从1956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和以色列都把发展双边关系放在一边，把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

中国继续推进着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变得相当敌对。

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和解，以及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入联合国，中国扩大了外交活动的范围。

以色列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1961年，以色列在香港设立名誉领事，并于1972年或1973年将其升格为全职领事馆，以加强与中国的沟通。

上世纪70年代，尽管中国缓和了对以色列的态度，并与以色列的代表举行了几次会晤，但中国仍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并坚持把解决阿以冲突的条件作为建交的条件。

中国改革派领导人的崛起，再加上1977年至1978年的以埃和平进程，使得中国对以色列的态度略有改变。

持有外国护照的以色列人和第三方调解人为以色列和中国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提供了掩护。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把解决阿以冲突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条件。1979年，中国提出了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新要求。

尽管如此，自1979年以来，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以高层交往变得更加频繁。这些交流是通过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学术和文化协会进行的。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进程使中国认识到外部调解阿以冲突的重要性。

1984年，中国提出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主持下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以解决阿以冲突。

召开这样一个会议需要中国采取更加平衡的立场，为以色列与中国更广泛的接触铺平道路。

1985年夏天，以色列重新开放了驻香港总领事馆，部分原因是为了与中国接触，包括联合国以色列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在内的外交政策官员开始更频繁地举行公开会议。

1987年底，时任外交部长佩雷斯与吴学谦举行了高层会晤。

1988年，以色列游客蜂拥至中国。那一年，中国承认巴勒斯坦国，提升了同巴解组织的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以关系的发展。

1989，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为中国与以色列建立更紧密的国防技术合作关系打开了大门，其他关系也开始发展。

同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在特拉维夫设立办事处，中国记者代表团访问以色列。随后，以色列在北京开设了一个学术中心。

1990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表示，“如果以色列改变强硬立场，为和平努力做出贡献”，中国将考虑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1991年在马德里举办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和平会议之后，在为199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多边和平会议进行筹备工作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建立了正式关系。

此后，中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根本改变，与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支持与以色列共同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是中国在国际论坛上的一贯立场。

然而，在实践中，这一立场并没有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

另一方面，以色列继续面临挑战，原因是它需要在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和与中国建立关系的努力之间取得平衡。

直到2005年，国防技术转让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基石

1979年，商人索尔•艾森伯格(Saul Eisenberg)帮助安排了一场中以双方之间的秘密会晤，促成了从以色列向中国转让国防技术的第一笔交易。

索尔·艾森伯格

1979年，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首席执行官加布里埃尔·吉多尔(Gabriel Gidor)等国防工业官员，以及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组成的访华代表团乘坐艾森伯格的私人飞机来访问中国。

中国有兴趣发展这种关系有几个原因。

首先，以色列的军事技术给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在中越战争之后，中国正致力于提升其军事实力。

其次，通过中东战争，以色列获得了苏联的军事技术，熟悉苏联的军事理论。

因此，以色列可以帮助中国升级其苏联制造的设备。

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以色列和中国之间的军事技术转让总额在10亿到20亿美元之间，涉及60多项交易，所有交易都是秘密进行的。

据称，这些交易包括升级中国坦克的技术、夜视系统、电子战系统、蟒蛇-3空对空导弹、战斗机技术和无人机技术。

虽然以色列官员经常访问中国，有时携带外国护照或在第三方调解员的协助下进行访问，但中国官员直到1992年两国关系正式确立后才访问以色列。

1985年，中国向包括一名政府官员在内的9名以色列农业专家签发了正式签证。

尽管两国在农业和其他行业有一些交易，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大部分业务集中在军事技术上。

中以军事技术合作

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两国防务关系经历了两次重大挫折，对中以关系产生了持久影响，并导致以色列出口控制体系发生变化。

第一次重大危机发生在2000年，当时以色列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取消了在解放军空军侦察机上安装“法尔孔”（PHALCON）先进机载雷达系统的协议。

据一份分析报告称，美国担心，这种预警能力将使中国获得更大的空域控制权，并打破美国的力量平衡。虽然在空域控制问题上存在共识，但美国实际上更普遍地担心与中国的冲突。

此外，尽管以色列并不同意，但美国坚持认为，“法尔孔”是美国的技术。

以色列在“法尔孔”问题上的重大错误是，直接游说国会批准向中国出口技术。

根据美国政府的说法，国会不希望中国获得嵌入方阵的技术。而以色列两党支持者都对这种行为深感不满，因此以色列退出了谈判。

据报道，这一事件没有影响到美以的整体关系。然而，这确实导致了对第三方转移的更严格审查和怀疑。

当以色列取消“法尔孔”的交易时，它向中国赔偿了3.5亿美元的损失，其中包括中国预先支付的1.9亿美元。

尽管这一事件令以色列感到尴尬，但并没有对中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中国选择主要指责美国。

第二起事件发生在2005年，涉及到“哈比”无人机的升级或维护。

这一分歧导致以色列和中国之间的国防关系中断，并导致以色列出口管制制度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以色列最初在20世纪90年代向中国出售无人机，后来对其进行维护。

然而，2005年爆发了一场危机，当时美国指责以色列在工作性质上欺骗了美国。

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一名前高级官员称，“这一事件几乎破坏了美国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前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回忆说，当时国会议员警告他，以色列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哈比”事件期间，美国停止了与以色列在F-35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上的合作，美国的压力导致以色列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持久的变化。

美国坚持要求以色列终止“哈比”号的交易。

此外，它还要求国防部高级官员辞职，并要求所有对中国的国防转让和军民两用出口的使用都必须得到美国的批准。

美国国务院和以色列国防部之间的这些额外磋商机制“结束了中国和以色列的国防技术关系”。

“‘哈比号’事件引发了以色列2007年的出口控制法，该法扩大了对出口许可证的要求，并对武器销售和两用技术出口加以限制。

根据前以色列官员的说法，这一妥协是必要的，尽管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破坏了以色列在面对高级人员(国防部内部任命)以及与第三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时的独立决策。

这些事件凸显了美国在以色列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以及以色列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在大国之间继续扮演的平衡角色。

以色列可以从与中国更紧密的关系中获得经济和战略上的好处，但它在军事装备、援助和国际支持上对美国的依赖使以色列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因为华盛顿将北京视为潜在的对手。

从防务合作转向经济合作

尽管“哈比”号事件后，两国防务关系中断，高层官员互访频率下降，但到2005年，中以两国在其他领域的经济关系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并继续发展。

这些双边关系的催化剂仍然是中国对以色列先进技术的兴趣，以及以色列对进入中国巨大市场的需求。

内塔尼亚胡总理在2013年第三次担任总理后不久，就把与中国的关系放在首位。他的首次中国之行与另一场和美国当局的冲突有关。

中国政府将内塔尼亚胡访华的条件设定为，以色列应结束其最初推动的一项法庭诉讼。

具体来说，中方要求内塔尼亚胡保证，高级国防官员不会在纽约联邦法院对中国国有银行中国银行的庭审中作证。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迈克尔·奥伦返回以色列，传达了他从美国政府和国会那里得到的信息，即对他们来说，以色列的行动是对反恐斗争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背叛。

2015年，经过9年的诉讼，被称为“纽约有史以来最重大、最有争议的恐怖主义融资案件”被驳回，原因是缺乏专家证人。

2013年，内塔尼亚胡决定关注中国问题，把他计划中的访华置于一起历史性的恐怖主义法庭案件之上，即使要付出与美国发生冲突的代价 。

这也是现代以色列与中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从中国回以色列后，内塔尼亚胡通过了政府第251号决议，该决议旨在扩大中以合作的所有非敏感方面。

在该决议之后，中国政府还发布了其他指示，包括任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领导扩大对华关系，建立不同的工作小组，以及不同部委与中国企业合作的具体激励措施。

结论

中以向经济合作的转变导致了双边关系的重大扩展，包括中国在以色列的大量投资和建设活动。

随着以中经济关系和其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争论点，包括军民两用和国防技术出口问题，这将使华盛顿坚定地置身于中以关系的中心。

此外，防务关系一直在升温。

高层军事访问于2011年恢复，当时国防部长巴拉克访问了中国。

两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部长访问以色列，双方承诺加强军事关系。

然而，以色列仍然对华盛顿的反应持谨慎态度，因此军事合作仅限于对美国不敏感的领域，比如为中国军队提供反恐训练。

以色列议会的几名议员在2017年开始提出了一些其他担忧，比如中国的网络间谍记录，腐败指控，中国企业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等。

而中国在联合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以及与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冲突也是未来中以关系难以避免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