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的蜕变
作者: 小野 编辑：Thomas
澳门在明代开埠后，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风平浪静的港湾特性，成为了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传教士们也纷至沓来，把澳门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踏板，澳门被称为“中国的上帝圣名之城”。
然而，从明朝后期开始，澳门局势不断震荡，过去风光无两的“远东第一大商港”，开始走私鸦片、贩卖苦力、大兴赌博。历经阵痛，如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座充满异国情调、梦幻迷离的“赌城”。
在这反差巨大的身份转变中，澳门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从圣名之城到下流之地
在15世纪的“寻金”梦之下，热衷于出海探险的葡萄牙开始向西非、拉美和东方进发，建立殖民地，获取丰厚利润。
但葡萄牙人几次来华都被明政府严厉打击，意识到无法正面突破后，葡萄牙选择了“曲线”策略，用“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的借口哄骗当地人，贿赂地方官，于1553年登上了澳门。
▲16世纪葡萄牙的大帆船
明朝当时的防御方针是重北轻南，陆防的优先级高于海防，加上并没有意识到葡萄牙作为殖民者的野心，于是选择了相对温和的方式来处理——允许葡萄牙人居留澳门从事贸易，但应加强防范和管理。
这件事情给了传教士们莫大动力。在此之前，试图扩大基督教影响的教会鼓励大家去东方传教，但由于海禁以失败告终。如今澳门成了一个有限开放与闭关的特殊交汇点，自然也给了传教士们一个“入侵”机会，他们以澳门作为连接中国大陆、日本、朝鲜和毗邻岛屿的传教中心，成立了澳门葡萄牙教区。
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利玛窦，便是在澳门经过长时间的刻苦学习和精心准备后，才得以入居广东肇庆，实现在内地传教的目的。
▲明朝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与利玛窦交往密切，两人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
1586年，得知澳门经济与传教发展势头正好后，腓力二世国王赐名澳门为“中国的上帝圣名之城”。
▲大三巴牌坊，澳门八景之一，被称为“东方梵蒂冈”
彼时澳门风光旖旎，经济繁荣，是中国不可替代的港口。
葡萄牙人建立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等航线，丝绸、黄金、药材等贸易相当兴盛。
▲澳门港口
然而，在开拓殖民地登峰造极之后，由于葡萄牙没有把掠夺到的金银用于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以及贪污腐化、宗教迫害、外贸管理混乱等原因，它逐渐衰落。
当时，日本受荷兰挑拨认为葡萄牙在煽动教徒谋反，同时，中国觉察到葡萄牙在海关的逃税走私行为，两者相继与葡萄牙断绝贸易关系。荷兰则攻占了葡萄牙的东方基地——马六甲海峡。
母国无力，澳门失去了重要的贸易生命线，也失去了头顶曾经闪耀的光环。
康熙和雍正年间，澳葡政府因为想独享澳门对外贸易的利益，拒绝清政府“以澳门作为各国与中国通商贸易的主要口岸”的建议，禁止葡萄牙以外的船只来澳门。于是，临近的广州黄埔港反而成了其他各国船只的选择。
▲广州黄埔港
接二连三的重创之下，澳门变得无比贫穷。
“穷则思变”的澳门利用政策优待做起了鸦片走私生意。1767年，进入澳门的鸦片数量已经达到1000多箱，到1789年，单从孟加拉入口的鸦片就超过2000箱。
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开始严厉打击鸦片走私，给澳门带来了很大冲击，最终这“中国唯一的鸦片市场”也不复存在。
▲1839年，林则徐巡阅澳门，召见澳葡官员申明禁烟令
痛失财源，地位和经济都急转直下的澳门，民生风俗也发生着变化。
躲避战乱、行商贸易的人涌入澳门，人口流动性剧增。虽然澳葡政府和清政府都曾有限制法令，但难以阻挡人潮。不同目的和身份的人们来来往往，素质良莠不齐。
而广东地区的人犯了事，常常会选择逃入澳门，有些归入天主教，地方官员便无从查拿。这个治权不统一、司法方式不同的地方成为了一个绝佳的藏身之处，众恶所归。
▲热闹的澳门码头
鸦片战争前夕的澳门，人员杂乱，光怪陆离，从富商、士绅到平民、游民甚至逃犯，都一股脑儿塞在这方寸之间，赌博、偷盗、卖淫之风肆虐。
有外国学者直言当时的澳门“是世界上最伤风败俗的地方”。曾经的“圣名之城”，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下流之地”。
二、生存危机下的承充专营
1846年，当“独臂将军”亚马留被任命为澳督时，他看到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深陷困境的澳门——由于中国海关运行，葡萄牙海关被裁撤，澳门公务人员已经快半年没有薪金，教堂、孤儿院、修道院也无救济金入账。
▲亚马留，1846.4—1849.8担任澳督
背负着“把澳门变成殖民地”任务的亚马留，连向华人征税都遭到激烈反对，到底要如何才能掌握澳门的征税大权，为政府谋得财政资金？
亚马留借鉴了荷兰在爪哇和英国在海峡殖民地实行“承充专营”的成功先例，在澳门也推行“承充专营”制度。即通过投标，把一些商品或服务行业垄断权力承包给当地人，是一种变相的征税方式。
当时的澳门，华人的数量远远高于葡萄牙人。据记载，在1830年时，澳门半岛上的外国人有4628人，华人则在30000人左右。因此承充专营是一个聪明讨巧的办法，能够“以华制华”，使政府获得稳定收入，扭转拮据的财政局面。
亚马留政府对猪肉粮食日用品承充专营是合理的，但为什么要对屡禁不止的博彩也推行这个制度呢？
▲晚清澳门番摊赌博
道光年间有文人记载：“粤人好博，博之术多途。”广东赌风猖獗，花样繁多，番摊、白鸽、闱姓大行其道。鸦片战争后，风雨飘摇之下，赌风更甚从前。澳门本就人口繁杂，聚集着不少求生的破产农民、游手好闲者和不逞之徒，容易滋生事端。
让赌博合法，推行承充专营制度，不仅可以获取财政收入，还可以解决这些棘手的社会问题，让不少人“有事可做”，整合了不安定因素，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紧张矛盾。
因此，尽管葡萄牙本国禁赌，但为了生存利益，亚马留让澳门赌场合法经营，对白鸽票、番摊、闱姓先后进行承充专营。
白鸽票是中式彩票，是一种类似圈字的博彩游戏，以圈中字数的多少决定是否中奖及奖金等级。白鸽票有多种规则和方式，流行程度很高。
▲澳门荣兴白鸽票根
番摊即赌馆，是竞猜类的游戏。广东政府对澳门实施“以商制夷”策略后，大批商人出走，一时间澳门生意凋敝，很多人失去工作。亚马留批准了番摊的承充专营，一间间开设的番摊馆为人们提供了谋生之路，也为博彩业的收益贡献了较大力量。
▲番摊赌馆
闱姓是中国科举考试的伴生物，以彩票形式猜考试中榜者的名字。它最早出现在嘉庆年间的佛山，后来因为广东禁止闱姓而在澳门大肆流行起来，成为晚清澳门的经济支柱。
▲闱姓票券
如此一来，对广东的广大赌徒而言，澳门成了一个光明正大赌博的极乐之地。澳门博彩业建立起来了。
三、粤港夹缝中，“赌城”初现雏形
澳门经济的兴衰，一直与粤港息息相关。
1849年，亚马留被望夏村村民刺杀，葡萄牙政府非常愤怒，在澳门集结兵力和军火，对清政府表示抗议。澳门和广东的关系剑拔弩张，大量商民离开澳门，造成了澳门经济衰退。
▲亚马留因开辟马路强制挖坟，祖坟被毁的沈志亮等人于1849年8月22日，埋伏突袭亚马留
但在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动荡中，广东政府疲于应付战乱，逃离粤港重压的澳门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一波内地避难民众迁往澳门，成为了澳门的一个发展契机。
财政赤字一度达到48000澳门元的澳葡政府，在1854年出现了盈余。此后澳门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博彩业也随之兴盛。在此之前，博彩业并算不上是澳门经济的关键角色，其承充专营带来的收益不过占澳门总收入的20%-30%，但在1859年，这一数字提升到了45.4%。
广东时局平复，“自由港”身份的香港逐渐崛起。澳门虽然也在努力发展贸易，但更多的是利用博彩来与香港竞争，造成了一种“畸形”的发展。1863-1864财年，澳门的博彩承充专营收益首次突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达到52%，此后十多年间一直在50%上下浮动。
▲1857-1859收入的猛增是由于广东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影响，大量内地人民涌入澳门；以及番摊承充专营竞争激烈，换权价码翻倍
恢复发展后的广东，饱暖思淫欲的人们让赌风重燃。经济繁荣，粤港又屡屡禁赌，为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创造了极具推动力的机遇。
同时，澳门自身也又一次遭到了经济上的双重打击：一是曾经兴盛的苦力贸易被叫停，香港几乎垄断了中国出洋的廉价劳动力；二是由于轮船取代了木船，只有浅水港的澳门，不得不将西海岸首要中转港的地位让渡给香港。
▲苦力贸易曾在澳门盛极一时，大量中国贫民被作为劳动力贩卖至美洲、东南亚
于是，竞争力贫乏的澳门越来越依赖博彩业，其承充专营收益甚至达到了财政总收入的70%。
粤港夹缝中求生存的澳门，在时势造就下，已经隐约浮现出了一个以博彩、旅游为主的“赌城”形象。
四、赌权更迭，博彩成为龙头
靠博彩业续命，澳门放任赌馆野蛮生长，竟然一度达到200家。大大小小的赌馆各自为营，没有统一标准规矩，只顾抢夺利益。
为了改变混乱分散的经营状况，1930年澳葡政府决定公开招标赌场唯一性专利经营权。此后，豪兴、泰兴以及澳博轮番登场，一步一步将博彩业做成了具有繁荣规模的产业。
1937年，泰兴公司夺得澳门赌权。当时由于澳门的中立立场，接纳了不少躲避战乱的难民，人口数量激增，加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吸纳欧美流行的赌博形式，带来博彩业的勃发。
▲20世纪30年代的澳门新马路
1961年，葡萄牙政府将澳门正式辟为旅游博彩区，将旅游业和博彩业深度融合。澳博公司此时获得赌权的代价，不仅有高额金钱，还有让澳门繁荣发展的社会义务。澳葡政府想利用博彩业，带动工商业发展，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尽量减少博彩带来的不良影响。
▲1965年澳门内港
美丽的海岛风光、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澳门成为了世界各地游客的乐园。1961年还只有51万游客，到1965年达到100万，1991年增加到600万，1992年直接逼近800万。
▲澳门葡京赌场，始建于1970年
在何鸿燊的澳博公司专享赌权40年后，专营合约到期。此时澳门也已回归中国，行政长官何厚铧表明“以旅游博彩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政策方针。
澳门赌权开放，形成了“三方六国”之势，银河娱乐、金沙、永利、新濠、澳博等六大博企共同组成了澳门的博彩市场。
2004年，澳门对中国内地的“自由行”开放，更是为澳门的博彩业发展贡献了强劲力量。据统计，内地来澳游客每增加1人，博彩总收益平均提高7990.416澳门元。
▲1999-2009澳门博彩经济
以博彩旅游业为主导，包括出口加工业、金融业和建筑房地产业的多元化服务型经济结构，让澳门获得了飞速发展。2006年，澳门博彩业毛收入超越美国拉斯维加斯；2018年澳门人均GDP达82388美元，远超香港、跻身世界前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