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博考载籍，“蜀学”一名而含三义：学人、学校、学术。毋庸置疑“，蜀学”是巴蜀学术的代名词，更是巴蜀文化的灵魂。统观蜀学，峰回路转，在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高潮，每次都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次高潮是汉晋时期。第二次高潮是两宋时期。第三次高潮是晚清民国时期，以出思想、出人才著称全国。第三次兴盛之重要契机，其一即四川省城尊经书院（1875－1902）的设立。宋育仁诸人，即出自尊经书院之门。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又字芸岩，号道复，别署问琴阁主，四川富顺人。近代学者、思想家，四川维新派核心人物。1875年就读于尊经书院，1882年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88年散馆，1889年授检讨。1894年，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参赞。1895年解职回国，参加“强学会”（为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主张君主立宪。1896年，任四川商务局、矿务局监督。1897年，与潘清荫、杨道南等创办《渝报》（四川近代最早的报刊）。1898年，出长尊经书院，印行“蜀学丛书”，发起组织“蜀学会”，并与杨道南、吴之英、廖平等创办《蜀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推动四川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戊戌变法失败后，解职回京赋闲。1908年离京，入湖广总督杨士骧幕，企图在湖北地区进行一些改革。辛亥革命后，出任国史馆纂修，反对袁世凯称帝，主张复辟清帝，被袁押解回原籍。1916年，受聘任四川通志局总纂，主修《四川通志》，晚年续修《富顺县志》。此后十年，宋育仁退隐成都东郊“东山草堂”。1931年去世。

宋育仁一生著述宏富，现存有《时务论》、《时务论外篇》、《借筹记》、《泰西各国采风记》、《经世财政学》、《经术公理学》、《庚子秋词》、《哀怨集》、《三唐诗品》等，并有《问琴阁丛书》传世。

宋育仁像

本论

一、经史为基，国学为本

本处所说的“经史”，包括经学、史学以及辅翼经史之学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等）。经史为治学之基、国学之本，此本属士人之共识与通识，但晚近以来则晦暗不明。自巴蜀之地而言，三百余年来则反复不常，先则弃置不为，中则奋起而为，后则淡然无为，今则而为。清初以降，蜀学衰微，“自制艺取士以来，群好贴括，经史百家每束高阁”（民国《名山县志》卷十一《学校》）。1704年所创办的通省性质的锦江书院，例以制艺贴括为主，学风浮华不实，兼之作弊成风，致使“十无一真”。有鉴于此，简放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决议整顿学风、改革教育，从而培养人才、振兴蜀学。于是，尊经书院便应运而生。尊经书院之创设，其初衷即“以通经学古课蜀士”，“欲诸生绍先哲，起蜀学”，从而培养出“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以下简称《书院记》）。

尊经书院严禁士子学习制艺贴括，将八股时文排斥于外；因为张之洞认为，“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书院记》）。因此，张之洞要求尊经书院的学生，经学“必先求之学海堂《经解》”，小学“必先求诸段注《说文》”，史学“必先求诸三史”，而“总计一切学术，必先求诸《四库提要》”（《书院记》）。张之洞视此为读书治学之不二法门，“以此为主，以余为辅，不由此入，必无所得”（《书院记》）。为了指导尊经书院的学生和全省的士子，张之洞于1875年编纂了《书目答问》和《轩语》，并将二书馈送学员。

张之洞恪守经史为国学之本（“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但并没有因此而固步自封，亦未驻足不前，而是要求士子在专精经史小学之后（“务本”），尚须通博（“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因为“非博不通，非专不精”。在他看来，“苟有其本，以为一切，学术沛然，谁能御之”（《书院记》）。虽然“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无所不通者，代不数人”，故士子当据其性之所近、志之所存，“择而为之，期于必成”（《书院记》）。

张之洞力倡以经史为治学之基、国学之本，但并不主张因此而不闻世事、闭门造车；相反，他极力倡扬经世致用，“读书宜读有用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身心三等”，“要其终也，归于有用”（《书院记》）。

张之洞的办学理念，为嗣后的尊经书院山长所继承，并且得到较好地贯彻。其最典型者，恐怕莫过于王运。王运认为，“凡国无教则不立。蜀中之教，始于文翁遣诸生诣京师，意在进取，故蜀人多务于名，遂有题桥之陋。今究其弊，必先务于实”。因此，王运在四川首倡今文经学，宣传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要以经、史、词章等实学来教育学生，分科授业，按时讲解，严格要求。自王运任山长后，尊经书院的学生进步很快，他对此十分欣喜。

尊经书院设立后，“风气所趋，人人皆知读书之有益矣”（伍肇龄《尊经书院课艺二集序》）。四川士林风气亦为之一变。“文襄以纪、阮之学相号召，创立尊经书院，重锓五经四史，风气为之一变。湘潭王壬秋先生又来主尊经讲席，一时人文蔚起，比于齐鲁”，“蜀学勃兴矣”（民国《名山县志》卷十一《学校》）。

本文的论主宋育仁，便成长于这一环境。1875年，宋育仁就读于尊经书院，与廖平、杨锐、吴之英合称“院中四杰”。尊经书院注重经史、小学的治学理念，提倡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在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等人的身上展现了出来，并且陆续有所发展。吴之英素重经学和小学，并以此而名家；而廖平、宋育仁则进一步将王运的思想“发皇光大”，推衍出“托古改制”的观点，“为维新变法思想在四川的传播准备了理论基础”。1880－1889年间，廖平写出了《梁春秋经传古义疏》、《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等，主张尊今抑古，托古改制。期间（1884年），宋育仁写成《周礼十种》和《周官图谱》，《周官图谱》已然为其托古改制理论奠定了基础。

嗣后，宋育仁又创办报刊、组织学会，仍然一本此旨。1897年11月，《渝报》第一期在重庆正式出版。宋育仁在《学报序例》中明白标示，“驰鹜于末流”的新学和“墨守于肤受”的旧学，实均各有其偏蔽，“今约同志论撰博采，而必反于经论”，此即以经学为基、以国学为本；“讲学：无论中西，取其切于实用”，此即经世致用之旨。《渝报》第一期还刊有宋育仁《复古即维新论》一文，其指归即通经致用、复古改制，“天下竟言维新，不必言维新也，复古而已”，“今日救时之务，必先复古学校之制”。1898年，宋育仁等人在成都创办《蜀学报》、组建“蜀学会”，报纸和学会的宗旨亦复如斯。宋育仁亲手拟定了《蜀学会章程》，随即将其刊于《蜀学报》第一期（1898年3月出版）。章程共计二十八条，其开篇第一条即畅然明示，蜀学会“以通经致用为主，以扶圣教而济时艰”；在紧随其后的第二、三、四条中，又相继标明，“入会皆以忠信为本，孝弟为先”，“此会以经训为主，与祖尚西人专门学者有别”，“学会原为发扬圣道，讲求实学”。

宋育仁以经史为基、国学为本的治学精神，一直保持至其晚年。1916年，宋育仁被袁世凯以“危害民国”的罪名押解回原籍。时廖平长四川国学学校，遂邀请宋育仁任主讲。其后，宋育仁继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在四川国学学校，宋育仁所主讲的科目正是经学，并相继撰成《诗经毛传义今疏》、《尔雅今释》、《孝经正义》、《礼运确解》、《周官古经举例》等书。纂修《四川通志》之时，宋育仁又对史学进行研究，写成《论史学方志》。宋育仁于小学功夫亦深，撰有《说文部首笺正》、《夏小正文法今释》诸书。时人评论说，宋育仁“于书无所不读，而为学以通经致用为主”（《宋芸子先生行状》），又谓宋育仁“谈新政最早，治经学最深”（《哀怨集序》），诚非妄语浮论。

二、但开风气，经世致用

《周礼·考工记》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于广大士大夫而言，自当“作而行之”。孔子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通观孔子生平，他不仅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者”，也是“身体力行的践履者”。荀子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古之士大夫如此，近代士大夫亦复如斯，且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内蕴。

近代中国风云激荡、翻天覆地，堪称“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值此文化巨变、国运危机关头，“启蒙”与“救亡”遂为时代之主题，“文化启蒙”与“救亡图存”便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心理层面，都全面向西方人学习。作为华夏禹域之一的四川，实亦概莫能外；作为中华士子之一的宋育仁，实则三者具于一身，并且身体力行，且开一时之风气。

1、发展经济，实业救国

晚清以来，许多士大夫反身而起，坦然从事向被鄙弃的工商之业，希冀能以“实业救国”。四川虽地处僻远，但风气所及，亦自不例外，且有不甘落后之势。

1891年重庆森昌火柴字号的创立，“标志着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由于受到中外反动势力的摧残和压迫，“引起民族工商业的强烈不满，自由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为普遍的要求”。

1896年，宋育仁被保举担任四川商务局、矿务局监督。回川后，宋育仁创办了四川第一批实业公司，在重庆先后创办了洋烛、煤油、煤矿、玻璃、白蜡、卷烟、药材等公司，并着手创设重庆、上海商人合办的“川省火油公司”。

1897年创办的《渝报》，提出了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和学习西方开源节流、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渝报》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英、日为榜样，要求改变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提高商人的地位，减轻封建官府对民族工商业的束缚和榨取，以便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民族经济。

宋育仁以实业救国的举措，其思想源头至少可以上溯至《时务论》（作于1891年）。《时务论》盛赞西方国家“以商立国，以富为本”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主张。在亲临其地考察之后，宋育仁将西方的富强之道概括为：“外国以富为本，富强在工，辅之以商，而提纲在钱币。”①但原其所出，仍不外中西文化之对比与争论，且以中例西，而又归本中华，“外国富强之故，隐合于圣人经术之用”（《渝报》第三期）；而约其指归，仍不出张之洞《劝学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旨，今日维新之最佳办法，“莫如因敌国已睹之效，以明经术之用”（《渝报》第五期）。

2、改革政制，变法维新

在提倡政治体制（政制）的改革方面，宋育仁虽然远远不及康有为、梁启超之流，但确实属于有心之人。

早在《时务论》中，宋育仁即提出了师法西洋的主张，并且已经由“器”（坚船利炮等）而及于“制”（政治体制等）。他批评洋务派之学习西方，是“未闻其道，欲一切易中国以洋法，不求其意，惟称其法；不师其法，惟仿其器”（《渝报》第三期）。1894年，宋育仁以参赞名义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宋育仁深入考察了西方的议会制（误解与错误难免存乎其间），赞成在中国设立议院，并且提出了在中国开设议院的一些具体建议。主办《渝报》时期的宋育仁，一如既往地主张政体改革，亦大力推崇西方的代议制，“外国凡有举废，皆询于上下议院。两院议成而后谋定，国主报可而后施行”（《渝报》第十四期）。为此，他提出了立学校、兴民权、明君权的主张，“为之立学校以达其才”，“欲明君权，先兴民权。民权既立，君权乃大”（《渝报》第三期），从而达致“君民共治”。

但究其实，宋育仁所论不过是“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不根本触动封建统治基础的前提下，要求政治改良”。其话语背景，仍然不离中西文化之争，所谈所论仍然是“复古改制”之老调。在宋育仁的眼里，“制定宪法之书，即《周礼》是也”，“《周官》圣人经世之术，外国略得其意而其效立著”；比如，《周礼》已有议院之制，“《周礼》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朝士掌治朝之位，有众庶在焉。然则《周礼》并有上议院在，治朝且令众庶得入，而听政更宽于今之西制”；故“中国如设议院，进士流而相与议政，先有礼义为持议之本，遇事奉经制为法守，有疑引圣言为折衷，较外国事易而功倍。三代之治可复，名教之美益彰”。

3、文化启蒙，中体西用

立意于变法维新的志士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利用传媒、制造舆论，这不但实属必要，而且行之有效。于是，设书局、办报刊、著新书，须臾间而为一时风尚。宋育仁说，“中倭之役，……朝野奋发振兴，乃有京师官书局《汇报》，以通民志。继有上海《时务报》，……湖南《湘学报》接踵而起”。《渝报》之创设，便直接上承《时务报》、《湘学报》而来。其章程规定，“本局为广见闻，开风气而设”，“凡有关经世时务、中外交涉条约”者皆予以刊印。副主笔梅际郇说，《渝报》“凡论皆天下之大务，救世良言”（引文均见《渝报》第一期）。

《渝报》以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宣传改良思想为己任；而究其宗旨，除为变法维新清扫道路、制造舆论外，其所预期的更深远的目标，当为开启民智，从而建文化启蒙之功。同人黄英说，“开智欲速且广，厥有二法：一曰开报馆，一曰著新书”（《筹蜀论》卷上）；副主笔梅际郇说，“其所开报馆之利与阅报之益，必曰究新学也，大下情也，振陋风也，动众耻也”，故“报馆于天下有益无损”（《渝报》第七期）。《渝报》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试贴，兴办新式学校。宋育仁在《时务论》中指出，“学术之衰久矣，自以大卷试贴白折课翰詹，而幸获者多，空疏者众。国计安危，民生休戚，或茫然而无知。言之而不切，则欲益而反损”（《渝报》第二期）。《渝报》一再呼吁教育制度的改革，主张参照西式教育体制建立各级新式学校（小学、中学、大学），实行专业教育（“分科而课业”），并且力求“所教即所学”（《渝报》第六期）；因为“只有教育二字，方可转弱为强”，除此外“莫得第二个药方”（《筹蜀论》卷下）。

宋育仁等人嗣后在成都创办的《蜀学报》，实际上是《渝报》的继续。期间，又翻印《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宋育仁又亲自为《法意》作注，写出《法意钞案》。《蜀学报》亦大力提倡学习西学、兴办学校、开启民智，“上下齐愤，振新西学”，“以结固民心、振兴民学、广开民智为本原”（《蜀学报》第八期），“时事多艰，需才孔亟，非屏弃贴括，讲求实学，

无以造就有用之才”（《蜀学报》第十期）。对于西学，《蜀学报》亦特注重实用之学，“意主推行，力求实用，言各有当，不嫌并行”（《蜀学报》第一期）。对于中学与西学，《蜀学报》认为“各有长短”，而“去短取长是为交易”（《蜀学报》第二期）。而原其立场，亦复尊“中体西用”之论，“俟风气渐开，再行添入泰西机器新法”（《蜀学报》第一期）。

三、反哺乡土，弘扬蜀学

宋育仁怀有浓厚的桑梓之情，一生着意于反哺乡土、弘扬蜀学。1898年，宋育仁由渝入蜀，在成都主持尊经书院，印行“蜀学丛书”，发起组织“蜀学会”，联合创办《蜀学报》。“蜀学会”之创建、《蜀学报》之创办，其宗旨之一即弘扬蜀学。《蜀学会章程》说，《蜀学报》“为蜀中开风气而设”，“蜀中更立此报者，意在昌明蜀学，开通邻省”。研究者说，“蜀学会是一个宣传维新变法的社会团体，是振兴蜀学、通经致用的学术中心，也是尊经书院的院外教学阵地”。晚年的宋育仁，又于1916年接受聘请，担任四川通志局总纂，主修《四川通志》。后又应富顺知事之聘，续修《富顺县志》。1931年，《四川通志》初稿完成，宋育仁也于是年去世，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结语

在本文之末，笔者将结合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在这三方面略作推延，以为简短之结语。

一、以经史、小学为治学之基、国学之本，晚清民初的蜀学接续了这一传统，并出现了挺拔伟岸之俊彦英杰。仅就治经史、小学的学人而言，即有廖平、吴之英、宋育仁、张森楷、吴虞、林思进、龚道耕、向楚、谢无量、赵少咸、郭沫若、李思纯、蒙文通、向宗鲁、庞石帚、刘咸等。晚清民初的巴蜀学人“，一改清人破碎大道之习，将经学研究向系统化、体系化推进”，“开拓近代经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从而开创了清代学术的新阶段。其后，在时代风云之吹拂下，经学曾经一度若存若亡、黯然沈晦。但是，时下并非全然不可为，实则尚可积极有为。蜀中有志之士，当奋身而起、勉力而为。

二、通经以致用，或曰为学以求经世致用，晚清民初以来的巴蜀，可谓代有其人。或托（复）古改制以求变法维新（“以复古为解放”），如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等；或径直投身革命、改造社会，如杨锐、刘光第、张澜、吴玉章等。就前者而言，虽有其高明之处，但亦自有其不足。比如宋育仁，他虽然也“主张经学直接为政治改良服务，比廖平进步”，但“与同时代康有为的变法理论相比较，又相形见绌了”，故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就逊色了”。另一方面，由于时代风气、个人学养、地理环境等等方面的限制，宋育仁之援引西学、以西学为变法维新之助，亦多有所未安、未确之处。诚如前文所言，虽然宋育仁一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旨，但仍然难脱以中例西之窠臼，流于简单比附之陋习。相对于后出之张颐、贺麟、唐君毅等而言，宋育仁自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当然，我们不应苛求“古人”，而应具“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即“加以善意同情的理解”（贺麟语）。反观历史，百年前巴蜀先贤通经致用、经世致用的所作所为、所思所得，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三、早在先秦时期，巴蜀文化便已与中原、齐鲁等并列为中国七大文化区。中历汉魏，降至两宋，辉煌青史，沾溉百世。元明兵燹，无可兴焉。肇及晚清，始得勃兴（晚清以来，蜀学一度跃升为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对蜀学的研究与弘扬，此乃巴蜀士人份内之事，固当义不容辞。前哲先贤（如傅增湘、蒙文通、徐中舒、缪钺、邓少琴等），多所注力。此宏志伟业，大家共力焉！

作者简介：彭华，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

文//来自于《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02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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