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北朝时期，佛造像从深受印度犍陀罗风格和笈多艺术的影响逐渐向汉地风格转变。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云冈模式逐渐过渡到后来的“秀骨清像”风格。明显是分别受印度与汉族地区陆探微画风的不同影响。云冈模式时期，造像粗犷，气势雄浑，风格古朴，神态安静内敛，到后期的秀骨清像时期，则面相较瘦，削肩体长，形象俊秀，风格飘逸。这与北魏后期的社会风气与大环境有直接关系。过渡到东西魏和北周北齐时期，则风格多变，但整体由秀骨清像开始向敦厚朴实过渡，为隋唐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连年战乱且几次灭佛运动，这一时期的佛造像整体质量下滑颇多。

及至隋唐时期，延续南北朝时期的佛造像，因由隋唐盛世的开启，佛造像开始呈现出典型的理想化和自我发展阶段。整体来说，面相方圆适度，广额丰颐，造型雄浑丰满，比例适度，神态端庄优美，高度理想化的审美及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度发达造就了这一时期圆满无碍的佛造像艺术。堪称中国佛造像艺术的巅峰时期。

隋代造像强调写实精神。唐朝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兼容并蓄的取材态度，融会贯通的创作精神，使唐代艺术大放异彩。

唐代造像无数，分布极广。依其风格及年代，约略可分早、晚二期。早期起自高祖武德元年（六一八）至玄宗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包括了初唐与盛唐；晚期始于肃宗元年（七五六）至哀宗天佑二年（九0六），包括了中、晚唐。唐代早期造像，技法纯熟，体态优美，神情刻划深刻，成就卓越。而唐代晚期雕塑，大抵因袭早期样式，缺乏创意，崇尚装饰，以致徒具形式，缺乏生命。并且，唐武宗灭佛之后，虽宣宗、懿宗笃信佛法，然唐佛教元气大伤，欲振乏力，所以唐代晚期，在佛教艺术上并无任何特殊的突破和贡献。

菩萨立像

隋

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杨仵夫妻造思惟菩萨坐像

开皇八年（588年）正月三日辛未朔，杨仵夫妻敬造白玉像一区（躯）。

思惟菩萨像

佛坐像

佛首

唐

威县征集

一佛二菩萨坐像

南宫后底阁村出土

十二生肖之鼠龙、马、鸡

五代

曲阳西燕川村王处直墓出土

王处直基中的中二生肖为人与动物的组合，采用绘画和浮雕相结合的制作手法。每个人物均是正面站立姿势，头戴进贤冠：身穿红色交领宽袍。而生肖动物或置于人掌中，立于人身侧，姿态各异，活灵活现。

彩绘散乐浮雕

散乐图有人物15人，乐伎丰腴圆润，均梳稿髻，簪珠花，着长裙、披帛巾，持笛、琵琶、响板、箜篌等乐器，司仪戴幞头，持长杆指霁众女合奏，前有孝子二人。

坐形童子像

地藏菩萨坐像

苑神威造佛坐像

唐长寿三年（634年）

保定出土

弥勒佛坐像

贾士达等造阿弥陀佛坐像

唐后宫底阁村出土

上元元年（674）正月一日，贾士达敬弥陀像―躯，上为天皇，下及七世先亡师僧、父母、法界苍生、同施人等达妻……（以下为其他供养人名）

孙四郎造佛像坐像

清河县出土

大周长安三年（703）岁次癸卯四月壬辰朔日乙亥，佛弟子孙西朗上为金轮圣神皇帝，下为法界苍生、合家大小、眷属及亡过，敬造徘徊一所、雨师像一堂，一十二并□毕功，合家供养。贝州青阳县美迁乡人溢里。

韩善行等五十人造佛坐像

大唐龙朔三年（663）岁次癸亥六月壬癸望廿九日辛亥，大像主云骑尉韩善行队下五十人等，虽生在阎浮依希舍卫之国，奉勑东罚，见亲之日不期，共发鸿心造白玉像□铺，誓愿之俊圣泽之所有，征采崐山之无价，镌成此像。诸行人等沐浴洗心，终身皈敬，镌名于后。维那赵孝强、勋官王弘善、维那张文遇、维那王才卿、维那张袛达、维那张士雅、维那韩容仁…（以下均为人名）

佛首原已遗失，郭鹏先生自海外购回后于2015年5月捐赠我院，2016年身首合璧。

戴花冠力士像

尧城镇西汦河故道出土

隆尧县文保所藏

力士原为印度古神，身躯强大，力大无比，佛教中用作佛之侍从，护持佛法。

须弥座释迦说法像

罗汉像

宋

平乡县出土

彩绘罗汉像

元

曲阳东旺乡高门屯村出土

曲阳县文保所藏

彩绘僧伽像

这种头戴僧帽的高僧形象通常称作僧伽像。僧伽是西城高告，俗家姓何，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来到内地，管任通州（今江苏呼睡普照王寺住持，因服现神舞面声名远播，景龙二年（公元加年），进入京城，尊为国师，民间传说健伽为观世音的化身，李白、苏轼）禁爱做诗赞颂他，宋元时期曾伽樂拜盛行一时，其造像在民间广为流传。